【教協報】落實《殘疾人權利公約》融合教育急須改善

立法會在11月21日進行了一項動議辯論,多位議員促請政府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採取措施消除殘疾人士面對的障礙,並提出多項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建議,促進殘疾人士平等發展機會。辯論中,筆者指出《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是消除社會態度和環境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作為教育界代表,筆者特別關注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問題叢生,以致面面俱輸。《殘疾人權利公約》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指出「殘疾是傷殘者和阻礙他們的態度和環境障礙相互作用的結果」。公約提出二個因素:環境和態度。如果態度改變、環境(制度)障礙改善,今天被視為殘疾的朋友,明天可以和所有人一樣生活,無人覺得他有殘疾,而環境和態度的轉變是移風易俗的過程。改變四周環境和態度,讓殘疾人和別人一樣享有參與社會的權利,是人權,不是福利。推廣殘疾人權利的部門因此不應該是勞工福利局下面的復康專員。今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審議香港的情況,對於由復康專員推廣公約感到憂慮,建議成立獨立的監管機制,推廣及落實公約,這是非常重要的。若推廣和落實公約的部門職級低微,怎可能推動各政府部門改善施政?以教育為例,融合教育千瘡百孔,學生、家長、學校、教師皆苦不堪言,筆者難以相信復康專員能夠推動教育局長或常任秘書長檢討這項政策。教育局自1997年推行融合教育,將本來在特殊學校就讀的學生安排到主流學校就讀。這理念本來很好,有助殘疾學生融入社會,免被隔離。但實際上,殘疾學生在主流學校遇到的是障礙和孤立,包括態度和環境的障礙。教師、學校同樣怨聲載道。有前線教師反映,一級有二十多名不同類型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讀寫障礙、發展障礙、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自閉傾向和肢體傷殘等等。連基本的上堂秩序都無法管理,怎可能教好書?無法像以往般教好書,這對教師而言是很大的挫敗。而家長對取錄殘疾學生的學校往往有偏見,學校收取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收生時便會被標籤,有些家長甚至會替子女轉校,避開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本來,和殘疾學生一起學習,對主流學生而言,也是一種學習機會,學習怎樣和不同需要的人在社會裡共同生活。但是若主流學生沒能學懂如何和殘疾學生相處,甚至欺凌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他們在融合教育的過程中,得到的只是負面的教育。融合教育本應是德政,為甚麼會造成這種三輸局面?教師和學校輸、殘疾學生和家長輸、主流學生亦輸。因為融合教育是移風易俗的事工,成功的融合教育需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投入大量資源和心血。但在現實中,推行融合教育的最大後果,只是政府節省了教育經費。數目清楚反映事實。在特殊學校照顧每名嚴重智障學童的單位成本是263,000元,輕度智障是122,500元。但將殘疾學生安排到主流學校,單位成本即大幅下降。融合教育計劃每個學額的平均額外單位成本只有34,000元,連同主流學校約4萬元的單位成本,較特殊學校仍相差很遠。現時有15,940名殘疾學生在主流學校就讀,政府因推行融合教育節省了大筆教育經費,顯而易見。要做好融合教育,不單要投入資源,更需要小班教學的環境,需要足夠的支援,絕不應是現時一名教育心理學家支援7至8所學校的情況,更應該有言語治療師等專業人士提供相當於特殊學校水平的支援。教師亦需要接受較完整的培訓,而不是現時6周培訓便要處理不同類別殘疾學生可以做到。所以,藉著立法會進行動議辯論,筆者要求教育局全面檢討殘疾學生的教育政策。改善融合教育,已經急不容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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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積極捍學術獨立與自由— 從浸大《香港藍皮書》談起

[vc_row row_type="row" use_row_as_full_screen_section="no" type="full_width" text_align="left" css_animation="" box_shadow_on_row="no"][vc_column][vc_column_text]繼《中國模式》之後,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了《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下稱《藍皮書》),又一次令人側目。該書令人驚詫的觀點,可謂俯拾皆是。例如它指輸入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由英國文化協會負責統籌,「由其挑選輸入的英語教師,部分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此一特殊渠道,對社會、政治的影響,需要加倍留意。」(頁206)用極其政治化的陰謀角度看待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相信主事者的教育局也不得不詫異!另一個令人驚詫的觀點,是攻擊中大的通識教育課程。它說:「在學科變動上,大學與中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頁206)這一點引起中大強烈不滿,發表聲明,公開批評失實抹黑,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質疑其學術質素和中立性,更質疑浸大管理不善,學術質素監管機制存在漏洞。筆者對事件深為關注,憂慮事件衝擊學術自由,因而也於日前致函浸大校長陳新滋教授,促請大學採取有效措施捍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政治侵擾學術獨立學術的自由,源於學術的獨立,不受政治干擾。近年,中聯辦官員和親中媒體頻頻抨擊本港學者,由去年中聯辦郝鐵川部長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多份親中報章鋪天蓋地對學者成名、鍾庭耀和蔡子強等作人身攻擊,到近日北京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炮轟中大所作的港人身份認同的民調為「不科學」,「奉勸」香港學者遠離政治,可見個別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官員和機構無視《基本法》第三十四條和第一百三十七條對學術自由的保障,頻密地透過不同途徑和手法,打壓本港學術自由;也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中央政府是否意圖採取政治手段,干預香港高等院校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高等院校執行社會託付的教育、研究和服務功能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國際教育組織「世界大學服務社」在1988年發表有關國際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其中第七條指出:「學術界的教職人員應有不受任何干擾以執行教學工作的權利,並受公認的教學的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限制。」,第八條指出:「學術界所有成員應享有與世界各同行保持連繫的自由;亦應享有發展自己教育能力的自由。」《藍皮書》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評論,實有干擾院校執行教育工作及發展教育能力的自由之嫌。更令人擔心的是,《藍皮書》由浸大轄下研究所撰寫,所長薛鳳旋教授主編,給人以學術界出手打壓學術自由的印象。雖然,研究所和薛教授同樣享有不受任何干擾以執行研究工作、公開報道及出版研究結論而不受檢查的自由和權利,但正如《利馬宣言》第六條指出,以上權利須「受公認的科學研究方法和原則的限制」。《藍皮書》關於「由美國基金主導」的評論已被中大通識教育部斷然指為「虛構陳述」,而研究所也沒能提出實證,令人質疑《藍皮書》旨在侵擾中文大學的教學自主,而非基於實證的持平研究結論。《藍皮書》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受中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社會科學院委託,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轄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加上薛鳳旋教授本人曾任全國人大代表,而浸大教職員工會也指稱研究所不久前舉行捐款儀式,答謝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捐150萬元編製《藍皮書》,更令人擔心這個出版項目帶有濃烈的政治背景,以學術著作之名,打壓其他院校,不惜放棄學術質素和操守!調查小組職權狹隘須提高透明度《藍皮書》被外界批評學術水平的並不限於上述章節,亦不是浸大近期首次出現學術醜聞。由研究所出版並廣受批評的《中國模式》洗腦國民教育教材,以至前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刻意發放不成熟的民調數據,接二連三的事故,都顯示浸大對學術質素水平的監察極可能存在漏洞。據教職員工會指出,研究所雖然自負盈虧,不受教資會監管云云,但研究所屬浸大轄下部門,外界視為學術機構,一旦出現學術醜聞,足以影響大學校譽,甚至本港整體大專院校的公信力。浸大雖已成立調查小組跟進,但沒向外正式公布成員名單及具體職權範圍,欠缺透明度。我們僅能從報章報道得知一鱗半爪,召集人黃偉國教授是浸大副校長,成員包括傳理學院署理院長黃煜教授及地理系李思名講座教授,三人皆為處理趙心樹民調事件調查小組成員,曾被外界評為護短,難免被外界質疑其獨立性。此外,報道指小組只跟進《藍皮書》中通識教育部分的投訴,沒處理學術水平監管機制和管理架構等問題,職權十分狹隘。浸大實應正視問題,全面檢討現行機制,以取信於社會。雖然浸大已於日前向中大公開道歉,不過這事件的確令人擔憂學術受政治干預而不再獨立。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能夠認真調查,開誠布公,以杜絕今後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維護香港高等教育的聲譽。[/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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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訂定合理教節 還教師合理工作環境

[vc_row row_type="row" use_row_as_full_screen_section="no" type="full_width" text_align="left" css_animation="" box_shadow_on_row="no"][vc_column][vc_column_text]我上任立法會短短一個月,感覺就像過了很久的樣子,因為議會的節奏緊張,議程繁多,形勢在瞬間已經變化萬千。這一個月來,經歷著國民教育科的抗爭、與校長及教師反對中學縮班殺校、長者生活津貼的拉鋸、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訂等等,這些討論,經常由早至晚,深夜離開立法會,明天一早不是立即開會,便要接受傳媒訪問,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最是貼近我現在的工作寫照。如果要以工作時數來量度立法會議員的優劣可能不切實際,但立法會在10月17日曾辯論立法規管工時的問題。我在辯論中指出,教師行業深受工時過長影響。工時過長影響生活質素,也影響工作質素。教師出現多項耗竭癥狀本港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在世界排行前列,無論是學術機構及教協會的調查,均可看到香港教師出現多項耗竭癥狀,包括身體疲乏、緊張、肌肉緊張及酸痛、沮喪/抑鬱、睡眠癥狀和頭痛等,情況已經十分嚴重,教師出現情緒病的個案亦不斷增加,不幸事件也時有所聞。我所代表的教協會一直要求教育當局解決問題,今年7月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時,我立即向他提出十大教育訴求,期望穩定教育制度,改善教育質素。其中一項訴求與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直接有關。眾所周知,現在學校的絕大部分教師的教節十分多,以平均一天6節,5天30節的情況佔大多數,而超過35節的也不是少數。學校教師除了教學,還有很多非教學及行政工作,例如帶隊參加比賽、參觀、出外考察、負責投標工作、撰寫會議紀錄等,我們統計過,有五成教師每周非上課工作時數超過20小時。台灣已立法規定教節數目以教師這類工種,要準確計算其工時比較困難,尤其是語文教師須批改大量作業,更難以計算其標準工時,但我們可訂定合理的教節,這是解決教師工作量和提昇教育質素的一個可行辦法。在台灣,教節數目已有立法規定。因此,教協會向政府提出應全面檢討教育改革措施對教師壓力的影響,也應改善課堂的節數,其中一個方法是改善班級與教師的比例。在中學,我們初步建議初中由1:1.7改善至1:2,高中由1:2改善至1:2.3。其實,1:2.3是過去的預科班級教師比例,現時做法其實已算是倒退。以一位每周任教30節的老師計算,每名中學教師每周大約可減少4至5個教節。小學方面,我們初步建議由1:1.15改善至1:1.4,以一位每周任教30節的教師計算,每名教師每周大約可減少5個教節。香港教師每周平均任教30個教節,但在中國內地,每名老師每周平均大約只須任教12個教節。很多內地教師聽到香港這數字時都很詫異,認為教師如何能做到教育質量上的要求?因為這樣必然驅使教師流水作業,備課不足,也難以做好課堂後的跟進。因此,減少教節可讓教師有較充裕的時間備課,修改學生作業,更緊密地接觸學生和家長,這是改善教育的重要渠道和方法。當然,如能同時配合我一直提倡的小班教學,雙管齊下,還學校一個合理的教學空間,教學質素一定會有所提昇。[/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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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中學災難不可以避免嗎?

倘若情況不變,香港的中學將會發生一場大災難!這可算是一場「天災」,由於香港出生率連年下降,禍延學校制度;過去十年在小學發生的「縮班殺校」問題,將會馬上在中學重演。不過,如果同樣情況放在另一些地方,這可能是「天賜福音」,對於教育系統而言,學生減少,意味人均教育資源相對增加。由於教育系統龐大,平時要增加人均教育開支必然是一筆巨額開支,等閒不容易做到;唯獨在適齡人口下降之時,政府可以不花額外一毛錢而提升人均教育經費,提高教育系統的相對能量。上一世紀歐美各國之所以能夠實施小班教學,全靠抓住適齡人口減少的契機(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此所以香港教育局說小班教學的目的並非解決人口下降問題,雖然不能說錯,但卻忽略了人口下降正是造就小班教學的最好時機。因此,人口下降本身其實是中性的,它最終是福是禍,全看決策者的一念之差!教育對策約分三派對於人口下降的教育對策,歸納一下,基本上有三派主張。第一派我稱之為「契機論」,筆者(也包括筆者所屬的教協)屬這一類,也包括很多教育界的朋友。這一派根據歷史的經驗,認為教育應不斷演進,隨着人口的下降與經濟的發達,各國紛紛改進其教育制度,以配合更先進的教育理念(例如以兒童為中心的哲學理念,更靈活和互動的教學過程等等)。在人口下降的時候,可以不花額外的一分錢,減少每班人數,甚至減少教師的教學節數,何樂而不為?在香港,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要求要課堂更活躍,個別照顧更周到……,總之,要求比過去高得多。可是,整個教育系統仍然處於工廠式的流水作業、大量生產的狀態,老師的課堂密集得根本無法有效備課,而高年級一班仍是四十人(比過去預科的三十人猶有不及),再加上大量雜務,其工作量之繁雜與量多,都是世界有名的。人口下降,不正好是改善的契機嗎?第二派我稱之為「規劃論」,這一派包括一些校長團體,其主要關注的是制度的順利過渡。根據政府的數據,未來幾年,香港中學學齡人口將會經歷一個「U」形的下降反彈軌迹,如果用一個理性的規劃角度,最好的方法是在「U」兩邊的頂端架設一道橋,然後利用各種調節槓桿(例如上下調校每班人數、班級與教師的比例等),讓整個系統最順滑地過渡。這樣的好處是非常明顯的,十年的小學災難過後,最受社會人士詬病的問題之一,是在人口下降時荒廢了不少校舍,然後在進入上升軌後又要興建新校舍,形成大量浪費。如果在過渡期內採用適度的調節槓桿,就可免卻這些浪費。第一、二派在原則上並非互相衝突,在某些情況下更是相輔相成。例如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巿政府發現學齡人口將會急挫,但約在十多年後回升,也是一條「U」形曲線。結果上海巿政府實施小班教學,把本來五十多人的班級陸續調低至二十多人,然後隨着人口回升,巿區的學校已普遍恢復至每班三十多人,這一方面符合規劃的原理,避免系統過分動盪,同時也帶有改善教育系統的願景,實實在在地取得了一定的改善。第三派是「縮班殺校論」,過去教育當局的某些決策者似乎抱持着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既然人口下降,就應該相應收縮教育系統的規模(教育局當然是例外的),以節省公帑。而且,他們似乎也認為,縮班殺校有利於汰弱留強,藉巿場之刀,把少人揀選的學校「殺」掉,這樣教育系統就會變得更好,即使經歷一段動盪的日子也是值得的。教育斷層指日可待不過,十年內的事實告訴我們,在惡性競爭之中,不少好學校遭淘汰掉了(包括最近上了廣告,險些在「殺校潮」中滅頂的鮮魚行學校),學校教育變質了,老師要花額外的時間招攬學生,但實際上人人自危,士氣低沉;各人為求自保不斷進修,卻不是為了改進教法,造福學生……。現在,政府拒絕教協和校長團體減少每班人數的要求,只願意考慮讓收不足三班中一的學校有可能繼續生存。但教育界內的知情人士都知道,面對極大的人口減幅,單憑政府的方案根本無法奏效,很快,學校被「殺」,教師被裁,取錄第三組別學生為主的學校勢將首當其衝,然後大量第三組別學生轉到第二組別學校(部分第二組別學校將成為新的第三組別學校),大量第二組別學生轉到第一組別的名校(部分第一組別學校勢將無法維持「英中」地位);而個別差異的擴大也勢將改變所有學校的生態,這就是教育界現在熱切談論的「上移錯配」。至於新教師無法入職,教育出現斷層,都是可想而知的……。「天災」不足畏,可畏的是人禍!我始終無法明白,政府何以不願意抓住契機,也從不做好長遠規劃?十年的小學慘痛教訓沒有好好汲取,今天中學的處境就恍如十年前的小學一樣,到底是為什麼呢?希望我是誤解了政府。請注意:中學的彈性及不上小學(小學老師可兼教很多科,中學不可以,因此中學必須具備一定規模),這次縮班殺校一旦開始,將會是長達八至十年的中學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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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嚴峻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健康的發展,另一條路則是摧殘生機,萬劫難復!我指的是目前香港政府在面臨中學學齡人口急降時應如何取態。按照政府的數據,明年中一學生比今年大降5,400人,未來四年合共減少中一生11,000人。由於每一級減少的人數都會延續到中二、中三以至更高年級,四年累計的中學生減幅將高達35,100人!歐美藉人口降推小班如果決策者積極尋求改善教育質素,這樣的減幅無疑是天大的福音,因為他毋須增加教育經費,相對於更少的中學生,他手上的教育資源(師資、校舍、經費)已經顯得更為充裕。現代歐美各國,都是利用人口下降的契機改善師生比例的,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歐美各國經歷了一次明顯的學齡人口下降潮,著名的國際教育研究所創辦所長Philip Coombs(1985)這樣寫道:「許多發達國家還是保持住了教師隊伍的規模,使之未受太大的觸動,其結果是降低了學生與教師的比例。例如在美國,中小學註冊人數總數從1969年的5,140萬減少到1979年的4,700萬,每位教師所教學生的平均數從22.3下降到18.8。」歐美各國並非一開始就小班教學,他們正是利用每次人口下降潮改善教育制度,從而達到今天的優越條件。事實上,生育率下降本身,就包含了人們對提高教育資源的一種深切的渴望。建議三管齊下應對試看看幾個重要的數據:發達地區(以經合發展組織OECD為代表)的初中平均每班人數為23.5人,香港仍高達35.8人!如果拿本港內部作比較,本地學校的每班人數仍高達36至42人,而國際學校的每班平均人數則為23.2人。即使報讀國際學校的人數有增無減,但國際學校仍嚴格控制每班人數,可見對於中學每班應該有多少人,社會上早有共識,不可能是三十多四十人!近年大中華地區對小班教學的追求也成了趨勢,台灣早於1996年的改革報告書確立了對小班制的追求,內地也於去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首次把「深化課程與教學方法改革,逐步推行小班教學」列為國策。如果香港也能藉着人口下降的契機,減少每班人數,甚至減少教師教學節數,讓中學的課堂客觀條件追得上新高中改革中所包含的主觀願望,肯定是本港教育的福音。不過,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根本沒有考慮到如何利用人口下降的契機改善教育質素,也不符合教育規劃的原則減少對制度穩定的影響。教協和中學校長團體分別提出了兩套解決問題的方案,不約而同地提出三個做法:一、首要的方法,是減少每班人數;二、兩班可以開班,是輔助的方法;三、改善班師比和師生比例。教協強調三管齊下,缺一不可,但政府只接納了輔助方法,然後竟宣稱可以徹底地解決問題!巨浪當前 形勢險惡事實上,面對當前的巨大減幅,單憑兩班可以開班一招,是無法頂得過去的。當局也深知,巨浪當前,許多學校將會沒頂,中學將會重蹈小學過去十年的覆轍,人人自危,惡性競爭。而且中學的彈性比小學低,形勢將比小學更為險惡。教育將會異化,師資青黃不接,學校內的學習差異將會嚴重擴大……!凡此種種,豈是我們願意看到的呢?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我們正在此嚴峻的十字路口。教育界對當局自教育改革以來的怨氣已經到達沸點,現在還要殺聲四起,處處與前綫老師為難,我們的抗爭行動已經如箭在弦,是發是收也在乎當局的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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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請你出席10月21日團結大會!

明年,中一入學人口將會大幅下降5,000多人……故事如何發展,視乎未來一個月。11月底,小六家長開始選校,各中學的中一名額將會底定。如目前政策不變,估計將會有數十所中學立刻進入殺校的行列!因此,必須爭取在一個月內改變政策。但如果一切如常,教育局是不會改變政策的。教協、校長團體一直向教育局反映意見,提出方案,可是一直不得要領!教育局似乎只會拖,沒有壓力,它不會改變。因此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在10月21日的團結大會展示實力。進議會後,我會在10月17日就中學面臨的危機提出第一項質詢,並要求教育事務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向政府施加壓力。議會內外結合,力量才會更大。我們不僅要教師內部團結,而且要爭取各界支持。這次爭取,不單單是為了飯碗,同時也是為了提高教育質素。試想想,縮班殺校的結果,必然是士氣不振,惡性競爭生源,「上移錯配」,教師隊伍出現斷層這對教育有何好處?何不珍惜這個契機,實施小班教學,減少教學節數,提高課堂參與及互動,為香港教育帶來更好的明天呢?無論你是合約還是常額,只要是老師,請你呼籲你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出席10月21日的團結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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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展示教師的集體力量!

大家好,首次在這個欄目跟各位見面。我將沿用前任議員張文光先生的方式,在這裡交代立法會重大事務,讓教育界可以更好地監察我的工作。我代表教協會參加立法會教育選舉,有幸勝出,4年議員任期已於本月1日正式開始。當選議員後,我首要工作便是繼續處理「國民教育科」(國教科)的爭議。本月8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公布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同時提出一些補充說明,顯示指引已經沒有官方效力和約束力。換句話說,學校可按情況決定如何教授國民教育,對此,教協會是有條件接受的。教協會的立場十分清晰,我們同意全面並具批判性的國民教育,只反對課程偏頗、以情感為主,並強制成科的國民教育。可是,政府在處理事件的手法十分拙劣,釀成官民對立。因此,早在梁振英宣布擱置指引之前,我已提出動議,一方面要求政府撤回指引,另方面強烈譴責政府漠視民意,促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為事件負起政治責任,引咎下台,並對梁振英在事件中處理不當,沒有積極回應市民的意見,激發民憤表示遺憾。吳克儉要負起政治責任引咎下台我的動議幸運地被抽中,安排在首日可辯論的會期(即10月17日)的首個動議提出。雖然動議在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護航和分組點票下很難獲得通過,但透過議會的辯論平台,讓市民了解各政黨和議員的取態和立場,也是有用的。我更認為,政府急於在辯論前擱置指引,也是因為動議對政府造成壓力,希望在辯論前紓解問題,這顯示議會內外合力爭取的重要成果。除了國教科外,中學因著升中學生人數急降,將出現大量縮班殺校,也是我在上任前後急需處理的工作。下學年,升中學生人數大減5千多人,如果教育局不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中學將會步小學殺校的後塵,首年約80間中學將會被殺,受影響的教師起碼270人,逐年累進,殺校數目可達160間,1,800名教師將會被裁減。於是,我會在本月17日向政府提出質詢,並要求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議程,同時約見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痛陳縮班殺校禍害,包括教師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學校為爭奪生源,惡性競爭;學生「上移錯配」,得不到最適切的照顧;整體教育質素下滑,新高中學制面臨更大困難。爭取即時減低至每班30人我向他們重申,必須馬上在中學規劃小班教學方案,即時減低每班學生人數至30人,並讓學校按不同步伐過渡至25人的小班,保持學校多元和彈性。另外,應容許收生困難的學校可以兩班開班,凍結校內編制教師人數,以及增加常額教席,提供適切人手及教學支援。小班教學已經是教育界的共識,但據悉有教育局高層不斷製造人為障礙,使政策遲遲未能成為政府既定政策,企圖藉此淘汰弱勢學校,並進一步監控學校,使學校成為順民,不敢反對當局的不合理措施。我希望教育界同工團結一致,努力爭取小班教學,穩定教師團隊,提升教學質素。各位,小學殺校造成的震盪已經不用多說,中學的缺口絕對不能打破。教協會在本月21日將召開團結大會,敬希同工撥冗出席。團結就是力量,請大家出席,共同為教師團隊穩定性和提升教學質素展示我們的集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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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撤國教科指引 治本方息衝突

9月8日,梁振英宣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取消實施期限,也不再堅持獨立成科,這一個特區政府曾一度熱衷推動的學科,早已成了梁振英政府的「雞肋」,食之固然無味,棄之也不足可惜。誰知整整一個月後,官民仍在不斷角力,民間的大聯盟固然堅持要完整地撤掉,而官方卻也寧願看着民望日低一日,仍緊緊地抱着這麼一份「廢了九成武功」的課程指引不放。官方的堅持態度,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武功既廢 何解戀戀不捨9月27日,由胡紅玉擔任主席的「開展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結果更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委員會同意既然開科與否已交學校自決,因此毋須再有官方指引,也無必要修訂及檢討,實際上已形同失效;但另一方面,胡紅玉在記者多番追問後,仍無法對「撤回」與否給予一個清晰說法,而只能叫大家「各自表述」!這說來說去說不清楚的聲明,更令人無法不懷疑,不僅官民在角力,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力量正在角力,以致無法得出一個前後一貫的清晰說法。無論如何,官方的拖泥帶水反映出部分人士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仍戀戀不捨,似乎希望以某種形式繼續保住。10月5日,教育局突然發表長達千多頁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及修訂報告》,呼應了這觀點。據說當天記者會上,教育局的官員一再強調該課程指引其實經過了非常詳盡的諮詢和修訂過程,本身是好的,只是不幸地被一本不相關的《中國模式》國情教育手冊牽連而已。可惜的是,報告雖然顯示官方在諮詢工作方面的確下了不少力氣,但也同時揭示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假諮詢,不僅諮詢形式荒謬(連升學講座也包含在內),而且引導性的問卷也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如「是否獨立成科」的問題),以致最終得出與實際民情迥異的結論。這樣的所謂「諮詢」,實質上是操弄民意,令人失望。至於指引本身,是一連串政策失誤的結果。最初,大家期望的是加強「國民教育」,這是大可以從加強現有的語文教育、歷史教育、地理教育等等達到的,讓學生對中國有更深更廣的認識。誰知曾蔭權交出的功課,竟是增加一個中小學必修的「國民教育科」!評估學生情感 指引非撤不可「國民教育」與「國民教育科」之間的一字之差,就開啟了整個荒謬的政策歷程。然後,官方把沿用已久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改為「德育及國民教育」,又是一字之差,把課程設計的學理也完全拋諸腦後。再然後,官方在設計的時候,沒有把知識、感情、態度、行為看成為教育的均衡整體,而把焦點單單集中在「情感教育」之上,教師要在這科致力培養學生的感情,評估學生的感情,很容易把國民教育教成一種濫情教育。通俗點說,便是「洗腦教育」。這恐怕並非香港巿民所渴望的國民教育。更重要的是,這指引已變成了整場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焦點所在。整個學科的基礎,源自這份課程指引,一切問題皆源於此。雖然《中國模式》國情教育手冊是掀起運動高潮的觸發點,但參與這場運動的朋友都清楚知道,《中國模式》手冊只是讓我們看到問題可以嚴重到哪個地步,但它不是問題核心,也不是運動的最終目標。運動最終目標,是讓香港中小學教育不再受到策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那種意圖的影響,而這種意圖的具體呈現,就是那本課程指引,包括2011年的諮詢稿和2012年的修訂本。大聯盟以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目標,也就必然包含了取消這份課程指引。因此,取消這份課程指引是標誌性的,不管你叫它「撤回」、「撤銷」、「收回」、「擱置」……都好,最怕的是繼續「各自表述」,拖拖拉拉,含含糊糊。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已經表示了強烈的態度,期待着最終而徹底的切割,不達目標就誓不罷休。10月8日的「開展委員會」會議,剛好定在9月8日宣布政策轉變的整整一個月後,萬眾都在注視,究竟梁振英政府是否能夠號令其團隊?是否為了這本已經難以為繼的課程指引而繼續與民意為敵,不惜以民望繼續下跌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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