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葉建源:梁振英誠信盡失 應該立即下台

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大屋的僭建事件,引發市民質疑他的誠信及他應否繼續擔任行政長官,立法會在過去的一個多月,反覆透過各種渠道要求他坦誠交代。可是,梁先生在立法會的答問會,一再施展「語言偽術」,沒有開誠布公回應議員的質詢。及後,有議員提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的議案,以及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調查梁振英大屋的違例建築工程的決議案,都在保皇黨和建制派的護航下遭到否決。我在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的議案辯論中指出,我們身為教師,會面對很多頑劣的學生;我每次也提醒自己,對學生不能存有偏見,要盡量給機會讓學生解釋,瞭解他們的問題根源所在。所以,在答問會上,我非常認真地聆聽梁先生的發言,然後提出一項很簡短而直接的質詢,就是詢問梁先生有否在此事上感到慚愧。可是,梁先生只重申自己有疏忽,已向公眾道歉,並且表示經一事,長一智,會好好總結經驗教訓云云,其實他只是不斷重覆當天的套話,他並沒有正面回答有否感到慚愧的問題。沒有包含悔意和不肯認錯的道歉對於我這項毫無殺傷力的質詢,梁先生也選擇迴避,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對我來說,他沒有直接回答有否感到慚愧,意味著他視他的疏忽只是無心之失,為無心疏忽而道歉,便好像走在街上無心踏到前面路人的腳般,然後說句對不起,就是那麼簡單和沒有所謂。因此,單純說是疏忽而道歉並不足夠。我提出這項質詢,就是希望確定在他的道歉中有否感到歉意,只有真正的悔意,才有真正的改過;可惜他選擇了迴避,即是不肯說自己有錯。一個沒有包含悔意和不肯認錯的道歉,不是真誠的道歉。教學時如果遇到學生爭執,我會請犯錯的同學向另外的同學道歉。但道歉不能只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實質和誠意。對於學生,我可以繼續給予輔導,但對於梁振英先生,他已身為特首,不再是輔導的問題,他必須承擔他的責任。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不單是誠信問題,更是道歉的誠意問題。現時香港的管治隊伍,分別由問責的主要官員和公務員隊伍承擔,如果問責官員犯錯、出現嚴重失誤或因為嚴重的個人操守問題而不再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便需要下台。至於公務員隊伍在品格和操守的總則上,也訂明不得有任何令人懷疑公務員隊伍是否公正,或是令政府聲譽受損的活動或行為。不能令特區政府蒙羞很明顯,對於政府而言,聲譽是否受損,整體政府的誠信是否得到大家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而對於官員和公務員,其實也有一致的規管,便是不能令特區政府蒙羞。但是,現在作為特區政府之首的梁振英先生,因為他的僭建行為及一連串的謊言和「語言偽術」,已經嚴重打擊公務員的士氣和市民的信心。梁先生的行為已經令市民、公務員隊伍,以至他的問責團隊,因為有這樣的行政長官而感到羞愧。出現這種荒謬的情況,最大的關鍵在是我們的行政長官、立法會選舉和議會制度並不民主。行政長官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只要得到北京的支持,便無須理會市民的吶喊和怨憤。另外,泛民27位議員會於1月9日在立法會提出聯合動議,彈劾梁振英,指控他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包括作出虛假陳述及回應,以瀆職行為,罔顧《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須對立法會負責的憲制責任;以及作出嚴重違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行為,指令、促使、授權或容許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在回應公眾查詢時作出虛假及/或誤導陳述等。雖然議案通過的機會不大,但已經顯示重要訊息,泛民議員及其代表的市民,對梁振英的施政及其誠信極度不滿,所以,只有改革政治和選舉制度,加速民主化,我們才有希望讓將來的行政長官有誠信及重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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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

在2012年12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提出「重振本地教育質素,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議案進行辯論,葉建源提出修訂案並獲通過。以下為葉建源就議案致詞的內容。我們不應單純以產業來描述及理解教育。教育局是教育部門,並非經濟生產部門,教育有更重要的使命,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現時把「產業化」看得過份重大,便有可能令產業化的目標蓋過教育本身的目標,這是非常危險的。首先我必須提出對教育產業化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項原則是:教育是本,產業化是末。追求短期的經濟利潤,可以是一部分教育環節所追求的目的,但整個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要目的,應該是追求更廣闊的社會回報及個人發展。我們不能為了某些學校舉辦者的短期經濟利潤,而損害或犧牲教育質素。第二項基本原則是:在基本教育(即中小學)階段,應以免費的公共教育為主,不應隨便產業化,這是國際間的普遍做法。基本教育為何應免費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十九世紀美國公共教育之父賀理斯‧曼(Horace Mann)所言:「公共教育是促進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public education is a great equalizer)」。過去香港在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由1960年代、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一般市民均受惠於公共教育,促進了各階層人才的流動。但是,過去10年出現相當顯著的變化,教育造成的階層分化越來越明顯。背後的意識形態,其實也與教育產業化有關。對即將要討論的幼稚園資助問題,我希望重申這項重要的原則。隨著幼稚園成為基本教育的一部分,我們亦希望有公平及免費的資助教育。第三項基本原則是關於高等教育,在為本地服務與國際化之間,我們需要取得平衡。目前香港高等教育存在幾個重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學士學位階段出現了相當大的「瓶頸」,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不足,只佔適齡青年人口約20%,遠遠低於鄰近的經濟發達地區。其結果是整體人口中的大學生比率遠遠落後於人,社會文化難以提升,也連帶拖累經濟發展。但政府至今仍沒有切實的改善計劃,令人失望。與此同時,由2005年至2010年,獲資助的大學本科生由15,000人輕微增加至約16,000人,但這增加了的約1,000人並非本地學生。我們不介意增加非本地生入讀本地大學的數目,因為有國際化功能,但只加強國際化而忽略本地年青人入讀大學的機會,是絕不合理的。事實上,增加非本地生並不能幫助本港高等教育賺取收入。收取非本地生學費的收入,不足以抵銷單位成本。現時的單位成本約為每人20萬元,但我們所收取的學費只是8萬至10萬元。既無實利,我們更應該在加強本地大學教育與國際化之間尋求平衡。第二個問題是研究生的學額問題。全日制研究院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修課式課程,另一類是研究課程。研究課程在取錄學生時主要以學業成績及研究能力為準則。目前,大部分研究課程的學生來自內地,還有小量來自其他地方,本地生所佔的比例相當低,只有約三成。這情況近年還出現持續惡化的趨勢,本地生入讀研究課程的比例,2009年只有35%,已經很低;2010年下降至32%,到2011年更進一步下降至27%,短短兩年間幅度下降了23%!這個趨勢是否很值得香港政府及大學重視?這裡使用的全都是香港納稅人的公帑,為何本地年青人受惠如此地少?是否他們不願意入讀?是否他們的水準不足?還是我們取錄學生的準則不合理,還是發生了甚麼問題?無論如何,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單純羨慕加拿大或澳洲等地的教育制度在國際化及所謂產業化方面的出色表現。在加拿大及澳洲,學位非常充裕,當地的年青人不會投訴沒有得到照顧。反觀香港,我們其實沒有剩餘資源進行產業化。高等院校強調國際化,是重要的,我們不希望香港的高等教育變成封閉的制度,但在開放的同時,亦要考慮本身的實際情況,看看如何促進本地年青人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以至如何培養更多出色的本地年青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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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減少教節

有朋友認為,與其減少每班人數,不如減少教師教節。因為減少教節之後,老師才可以有足夠時間認真備課,教學效能才可以提升。我答:我也支持減少教節,香港中小學教師動輒每周30節,海峽兩岸的同行都聞之駭然,認為不可思議。這個教學節數,是不可能備好課的。不過,減教節與減少每班人數並非對立,只要資源足夠,完全可以兩者並行。在台灣,在內地一些沿海城巿,都逐步實現了較合理的教學節數和班級人數;香港經濟條件最好,偏偏進展就最差!決策者在這個問題上應好好深思。從政策的觀點看,減教節和減少每班人數是有點不同的。政府直接規定每班人數,但從不直接規定教師教擔。每位老師的教節多少,是由校方依照政府按「班師比」(class-teacher ratio)而訂定的編制,根據全校總課擔而編訂的。政府要減少老師的教擔,就要首先改善「班師比」,當學校的編制增加,校方就可以減輕每位老師分攤的教擔。如果政府決心改善教師的教擔的話,還有一個入手點,就是仿照現在社會爭論的「標準工時」一樣,規定「最高課時」或「標準課時」。教師是良心職業,課後做多做少,很難定死。但授課時間(teaching hours)多少卻可以有個客觀準則,我們不妨參考其他地區的做法,訂定本地的準則。歡迎電郵談談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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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讓教育歸教育 產業歸產業

特首梁振英本月公布《施政報告》,傳媒消息指會檢視六大產業,不知道「教育產業化」之議是否也在檢視之列?「教育產業化」向來是爭議性極大的題目。所謂「產業化」,視教育為謀取利潤的手段,在不少人心目中,是與教育培養全人發展的高尚目標相違背的。不過,特區政府可能看到澳洲、加拿大等地大量輸出高等教育以賺取外匯,便也希望分一杯羮,於是有「教育產業化」之議。教育「產業化」三大原則筆者認為,對於「教育產業化」毋須一筆抹煞。在香港的某些歷史階段(如戰後幾十年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中小學私立教育曾經有極大的貢獻。現時澳洲、加拿大等地的輸出教育,也對落後地區(不幸地包括香港)的教育發展起着獨特的促進角色。不過,過分追求「產業化」是危險的,筆者認為這當中有三大原則:第一,「教育」必須是教育,不能因「產業化」的機構短期利益而損害教育的質素,損害學生的利益。近期不少高等院校大量超收自資副學位學生,個別院校甚至犧牲學生的應有課時也在所不計,這種不惜一切追求利潤的心態,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是必須制止的。第二,在中小幼的正規基礎教育階段,以免費的公營教育為主體,實現全民教育,促進社會平等及流動。在這階段,不應隨便引入「產業化」。第三,在高等教育階段,一定程度的國際化是有必要的,但應該在培養本地人才和國際化之間取得平衡。目前香港的高等教育規模不大,大學生入學率遠遠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包括鄰近的如台灣、南韓、北京、上海等地;而整體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的比率,也漸被南韓、台灣等「同級地區」拋離。因此,香港的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必須致力做好本地人才的培養,在本地教育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的時候,目前還遠遠未到大規模國際化的時機,更遑論輸出教育,賺取外匯!簡單來說,本地人才的培養,是本地高等教育的責任,不能本末倒置。本地大學生人數持續偏低由2005/06至2010/11年,教資會資助院校錄取的本科生(undergraduate)人數由15,041微增至16,054人,但新增學額是用作錄取非本地生,本地學生的人數沒有改變。筆者不反對取錄一部分非本地生,但對本地生的人數沒作相應的調整,長期遏抑本地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以致本地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長期偏低,是不能接受的。結果是本地中學畢業生只能大量報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教職人員薪酬、行政費,甚至興建校舍設施的費用主要源於學費。學生負擔沉重,大都向政府貸款,未畢業已債台高築。但學費高昂之餘,特區政府為推動副學位市場擴張,監管鬆散,認受性低。統計處報告顯示,副學位資歷對提升市場競爭力作用不大,且39,500個副學位學額之中,只有4,000個銜接學士學額配合,可謂杯水車薪。各大專院校大量擴充自資副學位課程,我們的年輕學生已經變成這種「教育產業化」的第一批受害人。資助研究生額65%歸內地生同樣情況亦發生在研究院的研究課程,而傾斜更加嚴重。研究生學額是以本地納稅人的金錢提供大幅資助,但目前只有27%研究生是本港學生,內地生則佔了65%!無論原因為何,這現象對香港培養高級人才極度不利,必須正視,提高本地人才接受研究課程的比例。同樣地,雖然筆者同意高等教育不應該排斥外地學者前來任教,但是大學也應該積極培養本地的年輕學者。我們擔心,大學為了「國際化」的排名或其他非教育性的原因,大量引進外來的學者,擠掉本地年輕學者的發展機會。在去年4至9月,政府批准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畫」來港工作的申請中,由「學術研究和教育」界僱主提出的申請最多,佔35%。2011年有2,475名從事學術研究及教育工作人士,包括訪問學人、講師甚至研究助理,獲准來港居留,其中約四分三只是12個月以下的短期職位。這種現象,已有違反「輸入內地人才計畫」旨在填補本地難以招聘的人才類型的迹象,政府和各院校都應該正視。教育與產業界綫須釐清西諺謂「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特區政府有責任釐清教育和產業的界綫。教育資源應用作培養本地人才,資助具質素的副學位課程,增加資助學士學額,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入讀研究院和發展研究事業的機會。不能任由現時以發展教育產業之名,侵蝕本地學生本已極為不足的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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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提昇青年人競爭力先要改善教學環境

11月28日立法會其中一個議案,是關於青年人面對的學業、就業、住屋置業和創業問題。我對原動議提出了修正案,主要集中在教育部分,包括:增加資助大學一年級學士學額、資助大學高年級學士銜接學額、資助副學位課程學額;檢討資助大專院校收取內地學生對本港學生入讀學士學位、研究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機會的影響;提供資源讓學校為非學術型的學生,開設具質素並有銜接出路的應用課程或技術訓練課程,作為新學制的另一出路;全面檢討大學宿位政策,擴大校園地界增建校舍和宿舍,以應付大學生的需要;增加對夜校的資助,鼓勵青年人終身學習。我的修正案最後獲得通過。我在發言時指出,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有7,000名學生中途「跳船」,即他們沒有報考,半途不讀,而退修一科甚至更多科目的學生更不計其數。究其原因,他們可能因為忍受不到香港學制混亂而負笈海外,而部分學生亦認為文憑試課程太廣及考核太深。對部分非學術型的學生而言,上學已經辛苦,還要應付這個非常辛苦的文憑試,於是「跳船」而不參加考試。為非學術型學生定位我們所面對的學生是多種多樣的,但非學術型學生在現時的新高中學制下卻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以前,香港中學會考尚且在兩年的高中學制後才作一次篩選,但在現時的新高中學制下,學生要讀畢3年,然後參加艱深的大學入學試,並非所有學生均應付得來。因此,當局要檢討如何在新高中學制的課程中增加職業性或實用性的內容,甚至可採取徹底和積極的做法:開拓職業型的高中,作為新學制的另一出路。接著是大學宿位問題。宿舍生活是高等教育重要的一環,能為學生提供有利於學習的環境,讓學生有更多社交接觸的機會,從而獲得更全面的個人發展。然而,目前大學宿位嚴重短缺,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宿位只有28,000個,當中已包括興建中的約6,000多個,未能滿足現行政策的需要,即所有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應有機會在修業期內入住學生宿舍最少一年,所有研究課程研究生、非本地學生,以及每日交通時間超過4小時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應可入住學生宿舍。自2005年起,特區政府放寬入境限制,容許更多非本地學生來港修讀專上課程。現在大學宿位短缺八千多個,香港又怎麼能發展成教育樞紐呢?怎麼能讓本地大學生獲得更全面的個人發展呢?教育樞紐和產業口號「高大空」大學宿位短缺,大學學位也嚴重不足。當局提出發展教育樞紐和教育產業這些「高大空」的口號,但對本港學生的升學需求則沒有具體解決。單就今年,即末代高考和首屆文憑試,分別有6,000名和12,000名考生成績達標,但未能取得大學資助學位,學生升學需求及壓力甚大,可是政府過去一直只積極發展副學位,第一年學士學位的資助學額,一直維持在14,500個,及至最近,整體學額在才加至15,000個,佔適齡人口兩成而已。對香港這個經濟發達的社會而言,此比例實在令人感到羞愧。當局現時只著力於增加銜接學士學位的學額,學生須修畢一、兩年的副學士課程後才能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為何如此呢?為何香港的高等教育是支離破碎的呢?我認為情況確實需要檢討。最後,我提出教育開支的問題。香港的教育系統雖然優秀,但現時的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較發達國家的5.5%至8.5%還有一段距離。當局應該利用豐厚的財政儲備來加以改善,從而改善教學環境,並進一步提昇青年人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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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對小班教學的三大誤解——與侯傑泰商榷

讀侯傑泰教授的〈必須保校毋須小班——趁機改善教學法更重要〉(《明報》11月8至9日),令我不禁想起8年前我們之間的一場相同的論爭(註)。當年侯教授認為小學推動小班是要吃貴價「燕窩」,是「天九翅」,又說如果要花錢,寧願花在師資培訓上;到今天他改變了主意,認為錢應花在減少教節、甚至增加教師工資之上,總之就不是小班教學。但過去幾年的事實證明,人口下降抵消了小班教學帶來的開支,實施了小班教學4年,小學經費並沒有多少增長。香港中學實施小班教學,只是追上國際發達地區的一般水平,並非奢求。誤把「示範課」視作常態這一次,侯教授其實走得更極端,他說到訪過國內一些二級城巿的學校,「它們在六、七十名(甚至更多)學生的課室內,將西方互動及學生為主的教學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而論證,班級內的人數多寡不是問題,只要教學能力高,備課充足,就可以把課上得「超好」。按這個邏輯推理下去,我們自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歐美發達地區把班級人數定在20人左右其實都是笨蛋,香港把子女送到每班20多人的國際學校讀書的家長也都是笨蛋,這些學校都應該把人數提高到六、七十人(甚至更多),只要老師教學能力夠高強,只要有足夠時間準備就好了——他們是白白地把教育經費浪費掉!可是,侯教授其實上了大當!那些「在六、七十個學生的課室內」的精彩絕倫的課堂,我也看過不少,但那些並不是常態的課堂,用內地的術語,那是「示範課」。「示範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師生反覆操練(有些學生上同一節課兩三次),力求盡善盡美,目的是打造一個課堂的樣版,供其他老師模仿、學習。這個做法的原意並非「造假」,而是中國內地特有的教學培訓形式;不過國內教育界一早就察覺到這種形式的弊病,一個是與日常教學距離太遠了,要學也學不來(誰有能力找一組教師花一個月時間為你準備一節課的課件powerpoint?!);另一個是老師上得再精彩,也只是一場表演,學生只是在配合,這對訓練老師的基本功不無好處,但無法鍛煉師生間的正常互動。因此近年發達地區的「示範課」也在慢慢地調整,例如只操練老師,減少操練學生。如果侯教授要了解內地的真象,我建議他下次在前往觀看學校安排的示範課課堂的途中,不妨在走廊瞧一瞧各個課室的上課情况,只需幾秒鐘,他就一定會發現他所說的「將西方互動及學生為主的教學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情况其實並不存在。過去10年,我一直研究內地的課堂教學。對於「超大班」的惡果,內地教育界是深深感受到的。我曾到大連和南京主持兩場教師工作坊,請當地的老師們寫下大班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寫的是「一言堂」、「被動」、「忽略」、「滿堂灌」、「評價標準統一」、「忽視過程,只重結果」、「老師嚴肅,拘謹,教法單一」……因此,當某些地區經濟條件具備,又適逢學齡人口下降的話,往往會把中小學的每班人數減少,甚至定在30人以下。以「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育會議」為例,去年的第一屆的參加地區有上海、南京、杭州、大連、成都以及港澳台,今年的第二屆已經擴展到天津和山東,參加的地區愈來愈多,都反映了內地對大班教學的局限的強烈反思,甚至去年教育部也已經把逐步推進小班教學定為國策了。國內的大趨勢是至為明顯的,如果因為侯教授的誤解而導致本港的教育走回頭路,不能不說是香港人的大不幸。誤以為班級大小與教學形態無關侯教授的最大盲點,是他沒有看到班級大小與教學形態之間的關係,把兩者看成為獨立的、不相干的兩回事,因此他認為只要改善教學法,毋須理會班級的大小。但只要有一點敏感度的老師都不會同意這一點,班級大小不僅影響老師,更影響學生。舉例說,在一個40人的班級裏,我們很容易會躲開老師的注意而開小差,但在20、25人的課室,這樣的機會大大減少,學生自然會變得專注。至於教師,如果學生人數過多,他根本難以深入了解學生,教學自然變得「非人化」,以課程為本而非以人為本了。這只是隨便舉的兩個例子,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Gary Harfitt觀察和比較了香港中學裏的大小班的師生之間的人際關係和教學互動,結論是:班級大小是有影響的,而且影響深遠。在這個問題上,我服膺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Jeremy Finn和英國倫敦教育學院的Peter Blatchford,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指小班是改進教學的「促進性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小班當然並非教學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老師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最重要),它雖然不涉及專業能力的輸入(input),卻是讓老師和學生都可以發揮得更好的平台:學生可以有更多的參與,老師可以更加了解學生的表現和背後的原因,師生之間可以有更豐富的互動關係。這是至為明顯的,相信不用多舉例子,讀者都可以明白。筆者並非認為小班教學是解決當今教育問題的唯一辦法,減少教師教學節數也是我所期望的,不過,千萬不要以為兩者必然互相排斥(只要看看內地的最新發展,再看看北歐,就可以知道優化課堂條件和優化備課條件是有可能相容的),更不要誤以為打倒了小班教學就會自然得到教學節數的減少!今天的香港中學教學更加需要小班教學,融合教育(在主流課室中容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拉闊了課堂裏的個別差異,課程改革(特別是新高中改革)呼喚着更靈活多變和以人為本的教學形式,社會的變遷與複雜帶來了更多和更棘手的輔導難題……今天的課堂已不再是六、七十年代的整齊的課堂,課程也不是單向灌輸就可以了事。偷換概念作不當的類比事實上,香港教育界爭取的是25人一班,是發達國家早就具備的基本條件而已,並非奢侈的教學條件。而侯教授一再使用諸如美國加州把每班人數進一步減至10多人一班的情况作為類比,是偷換概念,恫嚇不知情的讀者。誤把內地的「示範課」視作常態,誤以為班級大小與教學型態無關,誤把香港教育界爭取的小班視為美國加州等地爭取的「超小班」,侯教授的結論就是由這一連串錯誤和誤解帶來的。之所以如此,大概因為侯教授跟現實中的中小學課堂已很脫節了,無法用真實的體驗檢查他的邏輯推斷,以致結論荒腔走板而不自知。如果侯教授多了解一下今天中學的實况,多走進課堂看一看,也許他會改變主意。同樣,教育局的官員大概也一樣,很缺乏在不同類型課堂裏的真實體驗。如果他們多看一看,多一點同理心,也許我們的教育政策就會更貼近實際。註:侯教授與我和鄭燕祥教授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間的筆戰,已收錄在本人的《邁向小班教學》(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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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中國內地的小班教學比賽

[vc_row row_type="row" use_row_as_full_screen_section="no" type="full_width" text_align="left" css_animation="" box_shadow_on_row="no"][vc_column][vc_column_text]中大的侯傑泰教授撰文,力指小班教學無大作用,又說中國內地的二線城巿的教學水平高,即使全班人數高達六七十人,也照樣師生互動生意盎然云云。他的結論是,人數不打緊,關鍵在教學水平高。這是個天大的錯誤!告訴侯教授,那不是常態的課堂,內地叫它做「示範課」,就像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千人操,奪目生輝,全是千錘百鍊反覆綵排的結果。那是要來給其他老師模仿、學習、供奉的;日常的課堂裡,六七十人而又能夠師生互動生意盎然,不可能!「示範課」的重點是教師的精彩演出,而不是學生的自然參與。有一次,我被大連教育當局邀請去任一個「小班教學比賽」,兩天裡,一連看了近二十位老師的二十節課。當中有些老師上課就像「示範課」一樣,語言、設計都無懈可擊,可是學生沒有半點自然的參與,師生間也毫無自然的互動,結果他們都落選了。落選了,因為他們仍舊習慣在六七十人的大班裡,目中無「人」!人數減少,老師才可以看到一個個的學生,認識他們,了解他們。那一次勝出的老師,是沒有完全遵照教案,願意為學生學不懂而停下來的老師,是關心孩子的反應的老師。這,是中國教育近年的一點進步。[/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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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小班及增加常額教席動議在教育事務委員會獲通過

中學學生人數急劇下降,教育局最終推出的方案,並不代表教育界的共識,因為方案無助穩定教育環境,學生利益也會受損,嚴重危害教學生態。可是,教育局一意孤行,以極不專業的方式,由學校或校區決定在教育局預設內的減派人數。眾所周知,學位分配從來都是重要的工作,需要顧及每年人口的重大規劃,現在竟可由學校決定,實在匪夷所思,結果將讓教育界承受重大的震蕩,參與決策的必須向社會和教育界負責,向歷史交代。不過,代表民意的立法會泛民議員,給教育局的錯誤決定狠狠的刮了一巴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本月12日的會議上,通過由我提出的動議:「未來4年,全港中學各級累減3.5萬名學生,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1)為了穩定中學制度,並回應教育界的建議,即時減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至30人,當中照顧弱勢學生的學校立即減至25人;長遠而言,應逐步推動全港中學25人的小班教學,優化學校環境;(2)為了提升教育質素,應增加常額教席,改善師生及班師比例,以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優化教學條件。」教師編制未能應付教育改革這個訴求既合理也溫和,因為現時香港公營中學中一的每班學生人數是34人,連同兩名重讀數目學位安排,中一級每班人數是36人。這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的23.5人,與歐美國家平均19-25人有著明顯的差距。另外,本港公營中學的教師編制未能應付教育改革以及新學制帶來的工作需求,老師教擔過高,急需改善常額編制及班級與教師比例,從而改善教育質素。我的動議雖然被李慧議員修訂,不過最終因為泛民議員一致贊成,動議得到通過。動議雖然沒有約束力,教育局很大機會置之不理,但獲通過的動議內容清楚寫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紀錄上,立此存照;教育局卻冥頑不靈,與民為敵。漠視議員的代表性並且,就在當天晚上,教育局即向校長團體提出「2-1-1」或「1-1-1」方案,完全漠視議會和議員的代表性,破壞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工作關係,必須予以譴責。我長期研究並積極提倡小班教學,並不是因為教師飯碗而倡議的,因為我深明小班教學有助師生互動,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配套,雖然暫時未能成功爭取,但教協會和我將鍥而不捨,繼續努力奮鬥,成功將中學小班就像小學的爭取經驗,清楚地寫在政府的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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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浸大《藍皮書》涉干擾學術自由

[vc_row row_type="row" use_row_as_full_screen_section="no" type="full_width" text_align="left" css_animation="" box_shadow_on_row="no"][vc_column][vc_column_text]繼《中國模式》後,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了《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下稱《藍皮書》),又一次令人側目。其中一個令人驚詫的觀點,是攻擊中大的通識教育課程︰「在學科變動上,大學與中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頁206)這點引起中大強烈不滿,發表聲明公開批評失實抹黑,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質疑其學術質素和中立性,更質疑浸大管理不善,學術質素監管機制存在漏洞。中方屢抨擊港學者 政治干預筆者對此深表關注,憂慮事件衝擊學術自由,因而也於日前致函浸大校長陳新滋教授,促請大學採取有效措施捍衞學術獨立與自由。學術的自由,源於學術的獨立,不受政治干擾。近年,中聯辦官員和親中媒體頻頻抨擊本港學者,「奉勸」香港學者遠離政治,可見個別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官員和機構無視《基本法》對學術自由的保障,頻密地透過不同途徑和手法,干預香港高等院校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高等院校執行社會託負的教育、研究和服務功能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世界大學服務社」在1988年發表有關國際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其中第七條指出︰「學術界的教職人員應有不受任何干擾以執行教學工作的權利,並受公認的教學的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限制。」第八條指出︰「學術界所有成員應享有與世界各同行保持連繫的自由;亦應享有發展自己教育能力的自由。」《藍皮書》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評論,實有干擾院校自由之嫌。疑藉著作 以學術打壓學術更令人擔心的是《藍皮書》由浸大轄下研究所撰寫,所長薛鳳旋教授主編,給人以學術界出手打壓學術自由的印象。雖然研究所和薛教授同樣享有不受任何干擾以執行研究工作、公開報道及出版研究結論而不受檢查的自由和權利,但如《利馬宣言》第六條指,以上權利須「受公認的科學研究方法和原則的限制」。《藍皮書》關於「由美國基金主導」的評論被中大通識教育部斷然指為「虛構陳述」,而研究所也沒能提出實證,令人質疑《藍皮書》旨在侵擾中文大學的教學自主,而非基於實證的持平研究結論。《藍皮書》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受中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社會科學院委託,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轄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加上薛教授本人曾任全國人大代表,更令人擔心這項目帶有濃烈的政治背景,以學術著作之名打壓其他院校,不惜放棄學術質素和操守!《藍皮書》被外界批評學術水平的並不限於上述章節,亦不是浸大近期首次出現學術醜聞。由研究所出版並廣受批評的《中國模式》洗腦國民教育教材,以至前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刻意發放不成熟的民調數據,接二連三的事故,都顯示浸大對學術質素水平的監察極可能存在漏洞。學術水平成疑 調查組欠透明據教職員工會指,研究所因自負盈虧,不受教資會監管。但研究所屬浸大轄下部門,外界視為學術機構,一旦出現學術醜聞,足以影響大學校譽,甚至本港整體大專院校的公信力。浸大雖已成立調查小組跟進,但沒向外正式公布成員名單及具體職權範圍,欠缺透明度。我們僅能從報章報道得知一鱗半爪,召集人黃偉國教授是浸大副校長,成員包括傳理學院署理院長黃煜教授及地理系李思名講座教授,三人皆為處理趙心樹民調事件調查小組成員,曾被外界評為護短,難免被人質疑其獨立性。此外,報道指小組只跟進《藍皮書》中通識教育部分的投訴,沒處理學術水平監管機制和管理架構等問題,職權十分狹隘。浸大實應正視問題,全面檢討現行機制,以取信於社會。雖然浸大已於日前向中大公開道歉,不過此事確令人擔憂學術受政治干預而不再獨立。我們希望這只是個別事件,而最好的方法是認真調查,開誠布公,以杜絕今後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維護香港高等教育的聲譽。[/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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