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高校學生應有參與校長遴選的權利

現時本港八大院校之中,大多數院校的學生代表都有機會參與校長的遴選過程,香港教育學院是一個例外。為了爭取這個權利,剛卸任的教院學生會會長黃俊邦同學不惜訴諸法律,提出司法覆核,指《香港教育學院條例》中有關學生代表無權參與校長遴選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可惜法庭在三月四日駁回了同學的司法覆核申請,同學的爭取暫時未能成功。教院生覆核申請遭駁回在司法覆核中,法院並非判斷事情正確與否,而是審核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決定的合法性是否合乎法律程序,又或者某一些法律條文是否符合更高的法律(如《基本法》等)的規定和法律精神等。這次司法覆核的結果,令教院學生無法像其他院校一樣參與校長遴選,說明了《香港教育學院條例》中的規定大大落後於社會發展,有需要重新審視和改變。香港各院校的學生代表何時開始可以參與校長遴選過程,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早在三十年前,香港大學在遴選學生事務長(Dean of Students)的時候,非常認真地把部分權力交給了學生。當年我擔任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校方告訴我們,學生事務長其中一個職責是擔任校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梁,因此校方不應委任任何學生會不認同的人選。我是從舊殖民地時代成長過來的,大學校方對學生參與重視到這個程度,對我而言確實是一椿非常新鮮的事;而且,這顯示了大學校方對同學的尊重,並且把同學視為可以負責任的成年人。當年港大的黃麗松校長曾向我們說,學生會是學習參與社會事務的場所,例如學生會評議會就是按照國會的形式設計的,英國的大學學生會就是培養下一代國會議員的搖籃。至於校政參與,同學們選出多位教務委員(student senator),也是一種學習和鍛煉。這是一位校長對大學教育的一種願景(vision),可謂高瞻遠矚。我在教院教書的時候,大約在1998年曾短暫擔任代表講師的民選校董,這時我才知道,教院學生會早已有代表進入校董會。學生會代表進入校董會可以發揮多大影響力呢?很難說,看着厚厚的文件和異常複雜的規章制度,我想當時那位同學一定有種不知從何入手的感覺。但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同學們的角色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加上一腳,只要議題涉及他們的直接利益,或是他們最關心的價值取向,這麼一個直接參與的機會的重要性,就自然會凸顯出來。學生參與成國際大趨勢學生參與(student voice)已經成為近年的國際大趨勢。幾年前我擔任中學校長的時候,接待過一批英國的學校,其中有一位年幼的小學生竟然是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學校的日常管理。當然,這並不是說無論哪一個年紀的學生都能夠像成年人一樣參與管理,但讓學生就他們關心的事、影響他們的事發表意見,則是合理不過的。1990年生效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指出:「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第12條)。」如果18歲以下的兒童尚且得到重視,已屆成人的教院學生則更應享有如其他院校一樣的參與權利。教院校董會雖然有學生代表,但法例卻明文禁止學生代表參與校長和副校長的委任和罷免的商議和投票(同樣被禁止的還包括由教師組成的教務委員會代表),這把學生校董貶為次等校董,充滿了不信任和不尊重!這個獨特的規定為其他院校所無,政府和教院實應從速修例。最近,盛傳獲教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推薦的張仁良教授也公開向學生表示,有關條例的規定造成不便,應考慮修改。其實,學生代表的參與並非洪水猛獸。數量上,學生代表在校董會裏是絕對的少數(教院校董會只有一位學生代表);知識上,學生代表也難以與眾多社會人士和教授們匹敵。但他們最清楚學生的需要和關心,他們可以監察校政;有時候,他們可能比其校董的頭腦更清醒。讓學生代表參與商議及投票,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太會左右最終結果的,只有缺乏信心的管治者才會千方百計阻止學生代表的參與。為何當年《香港教育學院條例》的撰寫者如此忌諱學生代表的參與,實在令人費解!註:小題為本報所加葉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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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請別扯政策研究的後腿——給邵善波先生的忠告

中央政策組(中策組)邵善波先生甘冒干擾學術自由之指摘,奪取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區區二千萬元撥款的審批權,實在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中策組對研資局的做法有不少批評。例如邵善波先生指摘獲資助的學者與相關決策局缺乏溝通。但事實是,聯繫各政策局和學者,正正是中策組的工作。中策組沒做好份內事,也從沒向研資局表達不滿,反以此為奪取撥款權的理由,真可謂欲加之罪!研資局邀外國學者評審本地政策研究,也引起邵先生的不滿。其實,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圈子很小,而不少海外學者對本地問題甚有研究,吸納他們參與有何問題呢?更何況很多本地政策與外地甚有淵源,例如政府倡議的自願醫保計劃便借鑑了澳洲制度,邀請海外學者評審,實可借鑑國際經驗。正如港大李詠怡教授指出,國內大學渴望邀國際學者參與評審而不可得,但特區政府反對此橫加指責,實在可歎!中策組奪撥款權有政治目的嗎?邵先生又指維持友儕評審(peer review)的作用有助學者「升級」,但這並非中策組的責任,學者大可申請研資局的其他資助。這番話正好說明邵先生並不理解當年他的前任劉兆佳教授倡設此計劃的原意。這是個一石二鳥的構思,既經由資助促進學術界當時頗為淡薄的本地公共政策研究風氣,同時藉由嚴謹學術規範(如友儕評審制)進行的政策研究,擴闊官員的視野和刺激反思,完善政策制訂的過程。邵先生看不到嚴謹研究對推動公共政策進步的長遠好處,他的觀點是功利的,只從官員的短期需要出發,因此不惜把獨立的學術研究貶抑為政策諮詢服務!不少評論者質疑,中策組此舉是否為了摧公共研究於萌芽狀態之中,讓政府獨攬大權?令筆者更難明白的是,中策組本承諾由研資局管理計劃至2014/15年,為何出爾反爾,連剩下的兩年時間也等不及就要動手?筆者更擔心,中策組奪去撥款權後,又要委任一批撥款委員會委員,會否又變成梁振英政府又一次政治酬庸呢?何況,今次撥款範圍還擴大至民間智庫,包含邵先生曾任總裁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當中潛在的利益衝突,邵先生應該好好迴避。給邵先生的忠告邵先生無風起浪,要將學術研究計劃轉為政府顧問報告。但這類聚焦於特定問題的短期報告,好的話也許可以為政府政策提供一些點子(quick fix),弄不好便會變成為政府政策護航,對於改進政策質素毫無幫助,反而為學術界添上不必要的污名,實非明智之舉。為此,筆者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提出動議,對中策組此舉表示極度遺憾,要求中策組撤回決定,重新履行其原先對研資局的委托,由研資局繼續負責這一輪「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撥款工作。並促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各大院校,堅定地維護學術自主與自由,同時進一步積極地推動本地的公共政策研究。議案在3月11日會議上獲得通過,全文如下:中央政策組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於2012年11月單方面宣布收回原本委托研究資助局進行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撥款權,並於其後更改計劃的撥款對象、審批機制和運作模式。本事務委員會認為中央政策組此舉異常粗暴,在缺乏充分理據的情況下違反其原先作出的信諾;而且在缺乏充分諮詢的情況下更改撥款機制,有破壞學術自主之嫌,可能導致學術研究淪為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本事務委員會認為中央政策組此舉極為不恰當,對此表示極度遺憾。本事務委員會促請中央政策組撤回此一收回撥款權的決定,重新履行其原先對研資局的委托,即由研資局繼續負責這一輪「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撥款工作,至2015年為止。如果中央政策組有意探討是否有需要及如何改進該計劃的實施,本事務委員會認為該組應展開公眾諮詢。本事務委員會同時促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包含研究資助局)及各大院校,堅定地維護學術自主與自由,同時進一步積極地推動本地的公共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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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教育需「休養生息」 非倒退政策

不能否認,梁振英的競選政綱是頗為漂亮的,至少對於教育界有一定吸引力。最精采的一點,是提出了讓教育界「休養生息」。他在教育政綱中的「目標」第八點(排印有誤,其實應該是第三點)說:「教育是長期的工作,需要長遠規劃,要維持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穩定性,與持份者休養生息。」在經歷10幾年的政策反覆與混亂之後,教育界確實渴望能夠「休養生息」,好好復元。教育交白卷 政綱承諾化烏有對於教育界而言,所謂「休養生息」,就是不再隨便推出反反覆覆的政策,讓制度維持穩定,讓老師們可以專心教育工作,讓傷口可以復元。大家心目中的「休養生息」,猶如一個經歷重病折磨的病人,可以休息,並且得到支持和滋養,以恢復元氣。想不到還不夠1年,教育界就發現上當了,好一句「休養生息」,原來有很多不同的詮釋方法。今年1月,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就令人大開眼界!整份報告之中,教育只佔45頁中的兩頁,共7段,為近年《施政報告》中最短的。在這短短的兩頁中,他又拋出了「休養生息」這句口號,可見他並不善忘,明白這句口號曾經為他帶來掌聲。可是,只要稍為認真讀一讀這幾段的行文,就可以知道這句口號的內涵已經完全變質。一開始,梁振英就大力推許香港教育政策已經取得驕人的成就,例如香港小四學生的閱讀能力在某個國際研究中排名全球第1,香港教育系統被另一國際研究列為全球第3……(第150段)。香港的教育已經那麼好,因此他認為,香港的教育政策應進入「鞏固期」,不作重大的政策改變;然後,他才重提讓持份者「休養生息」……(第151段)。同一句「休養生息」,在不同的脈絡之中,含義可以完全不同。競選政綱中的「休養生息」令人想到大病後的休養和滋補,目的是克服前一階段的混亂和反覆。而《施政報告》中的「休養生息」則是基於「鞏固既有成果」的大前提,最好甚麼都不做。果然,基於對「休養生息」的新理解,《施政報告》的教育政策交了完完整整的一張白卷,不單沒有推出新措施,連競選政綱中一早答應了的,也在無聲無息中化為烏有。教育開支佔比 落後先進國家例如政綱中清清楚楚地寫明要「推行免費幼兒教育」,到了《施政報告》就變成了「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可行性」(「魔鬼」果真在語言的細節之中),還要研究4年!政綱中清清楚楚寫明要「增加對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資助」,到了《施政報告》就索性隻字不提,對於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目前面對的困難半點不再記掛在心上。單單是幼兒教育,梁振英已經把「施政」變成「拖政」,一拖再拖,試問在這種拖延的政策下,教育界如何能夠真正地「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呢?1月的《施政報告》交了白卷,2月的財政預算當然難以看好。想不到,一蟹不如一蟹,曾俊華的教育預算不但沒有回應教育界的長期訴求,而且還閉門造車地弄出個4.2億的尖子留學獎學金。曾俊華在他的演辭中的教育部分,劈頭第一句是「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看來十分重視教育。但他實際做的是甚麼呢?他把教育預算的開支總額調低,比去年修訂預算實質減少2.2%。在他手上,教育佔公共經常開支下跌至20.4%(比去年減少0.9%)。而教育佔GDP比例也從去年的3.57%下降至3.48%,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數5.4%相距愈來愈遠。在絕大多數部門的預算都有實質增長的今年,教育可謂「斯人獨憔悴」。也許,梁振英一開始便應該明言他不重視教育,曾俊華毋須口是心非地哄我們說「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過,我們都知道,在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城巿裏,教育是真的重要的。而且,當大多數合資格的高中生升不上大學,副學位學生一身都是「學債」;當中學小班教學仍然遙遠,教師負擔愈來愈重;當幼兒教育資助無期,融合教育之路仍然艱辛……梁振英政府實在應該做一點實事,才對得起廣大的學生、家長,和依然未能真正「休養生息」的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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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高等教育普及化之路怎走?

特首的施政報告對教育政策的態度是「進入鞏固期,不作重大的政策改變,讓持分者休養生息。」如果不改變的話,包括任由每年三萬青年人以高昂學費入讀自資副學位課程,而結果教育質素被質疑,出路不明的現行政策的話,那就實在令人極度失望。發展副學位課程的政策方向,始於董建華《2000 年施政報告》的承諾:「十年內讓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60%」,這目標至今已「超額完成」。今年的施政報告便指出:「預期在未來兩年內,適齡人口組別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青年有機會修讀學士學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專上課程的青年人將近七成。」表面上,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問題是,普及的是真正具有高等程度的「教育」,還是高等程度的「學歷」呢?發大副學士巿場不同地方的高等教育採取不同的質素控制方式,有的「寬進嚴出」,即入學容易畢業難,如德國、瑞士;有的「嚴進寬出」,即入學競爭大,畢業卻很容易,如日本、香港。最糟糕的,當然是「寬進寬出」,毫無保證可言。早在2001 年,政府在開始發展副學位課程時,當時的教育統籌局便在交給立法會的文件中表明要採用「寬進嚴出」的原則。副學位課程以中學文憑試五科達二級為入學資格,算是「寬進」。但是否「嚴出」呢?政策一直沒有方案,也沒有交代。入學不難,對畢業資格也不設標準,那至少應保障教育過程的質素吧。目前八大院校以外的其他院校,由「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監管嚴格但瑣碎。但佔巿場比例最大的八大院校所開辦的課程,則由八大自設的「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評審,然而該委員會的權力止於課程設計,對於收生人數、硬件指標以至行政制度,都無緣置喙。簡單說,整個監管制度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如果監管嚴謹的話,各院校又怎可能隨意增加學額超過六成而仍然可符合硬件和軟件的要求呢!資助院校的同類課程,一個學年的單位成本要21.9 萬元,自資副學位課程則壓縮至4 至5萬元。不過,自資課程的這幾萬元完全由學生承擔,不但要支付教學人員薪酬,還包括幫助院校購置設施、支付校舍的興建費,最後部分院校還可以有大量盈餘放進儲備!這怎麼能保障教學質素呢?事實上,多間院校的教學人員之中,兼職的超過三成,有些甚至超過一半,成本是下降了,質素是否一樣下降了呢?學歷的巿場價值固然受供求關係影響,但更根本的是,學歷所包含的教育質素。副學位「寬進寬出」,使自資院校可以每年生產近三萬名副學位畢業生。可是,質素監管不足,學歷的認受性因此備受質疑,足以搞垮整個制度,造成學歷貶值。「2011人口普查」報告發現,職業訓練局等機構提供的職業訓練文憑畢業生的出路較副學士為佳,並不是偶然的。政府應承擔責任香港的副學位課程有點類同美國的社區學院,但美國的社區學院寬進嚴出,且87% 社區學院是公立的,政府提供大量資助,因而學費低廉,由此可見政府的角色顯著而重要。過去香港也有資助的副學位課程,例如職業訓練局、理大、城大都有開辦,質素和畢業生出路都有一定保證。自從政府在2001至2002年度決定發展副學位巿場後,這些資助的副學位學額便大幅減少,由2003至2004年度的11453,減到現在只有5683個名額。減少資助學位之餘,政府便撒手不管,把副學位課程推向巿場,成為院校的商機。政府製訂「修讀專上課程的青年人將近七成」的指標,卻不願意作經費上的承擔(除了開辦課程的貸款、學生資助貸款等之外),結果課程大都是低成本的商科課程,極不均衡;而學生則承擔大部分課程支出,甚至包括為校舍的建築費「埋單」。學生欠債讀書,而課程物非所值。究其原因,只能說港府空有「高大」理想,卻沒有意願承擔。梁振英先生,這種政策還要繼續下去嗎?你的競選政綱承諾增加資助專上學額,包括專業文憑課程,為什麼施政報告卻隻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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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教育千瘡百孔如何休養生息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大失市民所望,若他或政府期望以施政報告締造民望效應,將徹底灰飛煙滅。單以教育界為例,業界和前線老師大都怨聲載道,認為施政報告乏善足陳,篇幅太短,梁振英沒有兌現選舉承諾,辜負了教育界的殷切期望。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教育政策主旋律,認為教育應進入「鞏固期」。鞏固的前提,必須有良好的政策基礎,然而,現在我們的教育政策和措施千瘡百孔,積存大量有待解決的問題,在在需要完善和發展。如果政府所說的鞏固期是指放懶手腳,甚麼也不做,這並非「休養生息」,只是「休息」。教育界飽受各種教育改革的衝擊和煎熬,我同意我們教師應集中將注意力投放於教學上,但不良政策必須獲得改善。否則,我們仍然會受到各種不良政策的極度困擾。所以,如果政府說要進入鞏固期,這如非庸碌無能,便是倒行逆施。如非庸碌無能便是倒行逆施施政報告強調教育經費佔政府整體開支的五分之一,是各政策範疇之首,看似十分慷慨,但在世界各地,除了國防開支外,沒有哪個政府不會把教育作為其主要開支。在董建華年代,教育經費實際上佔了政府整體開支的四分之一;而現時政府的教育開支其實只約佔GDP不足4%,但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已達6.2%,相差非常遠。當各國在致力做好教育之時,我們卻放軟手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教育界今年最大的失望,是來自幼教界,因為他們曾經有很大寄望。15年免費教育其實已是社會的共識,但現時可能遙遙無期,甚至無疾而終。剛誕下嬰孩的父母早陣子可能也以為自己的子女會享有免費幼教的機會,但現在要失望了。這不是梁振英說的「成熟一項『推』一項」,而是「成熟一項『拖』一項」。不過,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竟然說訂立劃一的幼師薪級表作用不大,會先研究為幼師設定最低工資水平。我曾與幼師見面,他們非常憤怒和哀傷,甚至有老師在我面前哭了出來。有些老師不斷進修,不斷提升資歷,他們萬萬想不到在幼教界奮鬥了數十年,最後得到的竟然是訂立最低工資。荒謬的幼師最低工資由於教育規劃做得不好,跨境學童問題對社會引起很大困擾。教育局沒有及早採取方法,例如以行政手段把跨境學生分流到不同地區,所以現時手忙腳亂,無法應付問題,北區小學和居民便要飽受其苦。這些並非鞏固期的概念可以處理,必須要做好教育和人口規劃,以及要想辦法維護北區居民的應有權利,同時亦要消弭中港矛盾。人口因素亦影響了中學派位。梁振英沒有兌現競選政綱中的小班教學承諾,只是玩弄文字,把升中派位人數減至較小的數目便算,我會繼續爭取中學每班人數減至30人,長遠推動中學的小班教學。新高中現時正在進行全面檢討,但政府在改善教師編制上卻無任何實質進展。未來數年中學的縮班情況將會相當嚴重,更可能會面臨「殺校」,預期教師的編制亦會不斷萎縮。合約、教學助理和準教師首當其衝,遭遇很大的折騰,甚至無法入行,或是入行後亦無法正經地做好教學工作,這其實又從何談上休養生息呢?我們相信這將會影響專業穩定,令教師壓力大增,新教師無法入行,教育界將會出現嚴重斷層。因此,我呼籲當局全面檢討及改善教師的人手編制,把合約教師職位改為常額,穩定教師行業,確保教育質素。至於特殊學校,必須改善教師編制和減低每班學生人數,改善校舍和設施。生而不幸,已經足以令人惋惜,但施政者不加以體恤,甚至苛待,這更是殘酷不仁。特殊學校現時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我們是有能力可以改善的,讓我們特殊教育的學童享有更合理的教學環境。總的來說,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令人失望。政府可以做或應該做的有很多,我們真的希望可以休養生息,但不應是以現時「鞏固期」這種說法來處理,我們不希望鞏固千瘡百孔的政策,希望有一個能令老師專心教學,學生欣然學習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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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財政預算「派糖」

又到財政預算發表的日子了。每年這些日子,教師們都會關心財神爺有甚麼新措施,例如會不會減稅、或者提高免稅額之類。同時,我們也想知道,財神爺是否關心教育?會否給大家一兩項驚喜?不過,綜合各方面的消息,今年的預算似乎驚喜不多。正如往年一樣,今年財神爺的老問題仍是庫房「水浸」,全年盈餘估計高達七百億,再加上七千億財政儲備,「水浸」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如果財神爺選擇繼續藏富於政府,巿民自然會質問是否有必要!最壞的做法,是大量派「糖」。過去幾年,政府就是採取這種做法,這當然可以獲得短暫的掌聲,但對於社會的幫助,也是同樣的短暫。我認為政府當然應該利用每年的盈餘幫助有迫切需要的巿民和一部分中產者,撥出一部分盈餘作惠民措施,是有實際需要的。但與此同時,政府更應該善用盈餘,協助香港長遠發展,例如為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又例如投放在教育之上,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打好人才的基礎。不過,我對今年的預算是悲觀的。財神爺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真諮詢過教育界的意見,可見梁振英政府對教育不夠重視;而且在此情況下,即使有新猷都很可能是閉門造車,不一定能針對教育界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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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要有公平有效政策 疏導中產的不滿和怨氣

立法會最近就如何幫助中產進行議案辯論。教育界大部分都屬中產,但是很多人都充滿怨氣和憤懣,因為無論在工作、教育、住屋、稅制和醫療等問題上,都承受極大的壓力。因此,我發言希望政府能正視中產者的困難和苦況。香港的典型中產,並不靠父蔭,而是在七、八十年代依靠自身的勤奮努力,從基層拾級而上,然後改變出身貧困的命運。但是,現在的中產,成為了夾心階層,他們交稅多、福利少,薪金生活水平和社經地位遠遠及不上富有階層,同時也得不到弱勢基層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部分中產向下流,生活水平甚至比不起部分基層,成為窮中產。如果事業略有所成,生活較充裕,向社會報以一定的回饋,我相信大部分中產是樂意的。可是,現在政府的稅務和房地產政策向大財團和地產商傾斜靠攏,中產菁英首當其衝,遭到剝削,蒙受損失,不滿和失望可想而知。首先,在稅務方面,現時稅制對中產極不公道,累進稅率的計算,讓中產很容易需要繳付最大餘額稅率或標準稅率。另外,個人、子女及供養父母等的免稅額偏低,尤其在子女免稅額,無論第1名至第9名每名子女都只有63,000元,這絕對不是鼓勵生育的政策。為要減輕中產的稅務負擔,我認為要提高這些免稅額,並同意增設「子女專上教育免稅額」,為就讀本地及本地以外全日制專上課程學生的家長,提供合適金額的免稅優惠。中產成為三無人士在房屋方面,部分中產更是三無人士。無公屋、無居屋、無錢買私樓。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剛發表的施政報告,唯一一處提及中產的,就只有:「『中產置業』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因此,政府會堅持『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的施政理念。」可是,有甚麼具體可行辦法,協助中產置業,報告就付諸闕如,沒有交代。可能有部分市民,對梁振英上場抱有期望,以為他會改善房地產政策。不過,現在市民已經清楚看到,梁振英沒有積極改善。在政制上,要靠由大部分商賈巨富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不可能不首先維護他們的利益,但是我們會繼續鍥而不捨,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土地供應,以及增加資助房屋的興建量,為中產及基層紓緩置業及租金壓力。中產之苦,也在於醫療開支所帶來的經濟困難。年近退休的中產者,醫療開支日增。公營醫院有人滿之患,私營醫療服務收費高昂,萬一不幸患上長期病患或危疾,情況更加可憐。我認為要更好地使用為病人提供經濟援助的100億元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病人購買更多醫療項目,放寬經濟審查,以便讓更多中產者受惠。另外,我也建議放寬法律援助計劃資產上限限制,讓更多中產者享有法律援助,免因高昂法律服務開支而得不到合理的法律權利。協助年青及合約教師最後,是我最關心的教育,中產者對教育普遍感到十分失望。15年免費教育一拖再拖,現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還說再研究可行性,四、五年內都不會成事;中學縮班殺校,教師人心惶惶;大學升學樽頸嚴重,想著學生和子女升學前路茫茫,教師和家長怎會不擔憂?至於年青及合約教師,往往朝不保夕,對於他們,實在是很大的打擊。當局必須正視,減輕教師和家長對教育政策的憤懣。主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產也如是,向來自強不息,自力更生,以個人的堅毅和勇氣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但個人努力與正面回報已越不成合理比例,就是因為政策的嚴重傾斜不公。因此,政府要有更公平有效的政策,疏導中產者的不滿和怨氣,保障中產者安居樂業,繼續積極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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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中策組干擾學術 社會要警覺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可謂「惹火尤物」,其言論與作風都引起政界極度關注。  去年11月17日,他接受電視訪問時宣稱,有必要參與輿論戰,鼓動民意,加強網上輿論監察,否則特區政府只會「坐着捱打」。11月19日,他出席立法會會議,直認中央政策組是政府的政治工具;同時證實按特首梁振英的要求,日後委任3,000多位諮詢組織成員時,各司局都要諮詢中央政策組高靜芝的意見,當中還包括校長和校董。  正如一些報章短評指出,邵善波上任之後,立刻擴充兵源,叫陣發表反擊檄文,並且統攬公職任命大權!這種不斷擴權且好戰的高姿態,當然令香港巿民刮目相看,也確實令人十分不安!腰斬研資局 重奪研究撥款權  這種擔心,最近已蔓延到學術界,有三件事特別令學術界中人擔憂。首先是中央政策組憑一封信就把交託給研究資助局分配的2,000萬「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撥款搶回去,變成中策組直接支配的撥款。這是去年12月初在媒體曝光的,是已確定的事實。  對於高等教育而言,這並非一筆大數。不過,令人吃驚的是,最新一期「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剛開始一年,尚有兩年才完成三年周期,何以要急於在這個時候腰斬研資局的角色呢?且過程絕無商量餘地,也並未能立刻拿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替代方案,這是在理性公共決策過程中罕見的(這本身恐怕已經是一個上佳的公共政策研究個案)!除了急於要加強對學術研究的控制之外,實在很難找到更好的理由,此所以424位學者和17個團體發表聯署聲明,對中央政策組的行動提出強烈的質疑。干涉校長遴選 教界安插梁粉  其次還有兩則近期尚待證實的傳聞。  一個是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獲推薦取代一位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學者,成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成員。張志剛長期是梁振英的下屬,學術背景並不突出,其言論顯示他是忠心耿耿的「梁粉」。安插他加入教資會,無法不令人聯想到梁振英有向學術界開刀的意圖。此事雖未證實,民間反響不小,學聯早已提出了公開的抗議。  還有一則傳聞,說的是中央政策組介入大學校長的遴選工作,不要「不識時務」的校長,力圖避免跑出「第二個徐立之」云云。其實,香港各大學的校董會裏的大部分成員均由政府委任,特首的影響力早已極大。如果中央政策組連已有既定程序的校長遴選都直接插手,將會極其難看。  事實上,早在上年11月19日,邵善波已經在立法會提過,校長和校董的名單要徵詢中央政策組高靜芝意見,與傳聞暗合。如此看來,中策組介入大學校長遴選和任命的說法,未必空穴來風!  如果中策組或其他政府部門真的被發現插手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的話,那肯定會觸發香港高等教育界的一場大海嘯——選大學校長也要看特區政府的意旨,那麼還談得上「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嗎?基本法列明 院校享學術自主  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是《基本法》明文保障的。學術自由列入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之內,第34條規定:「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而院校自主則列入第六章關於教育、科學、文化等社會範疇之內,第137條規定:「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都是巿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不容政府以政治理由隨意破壞、插手!  歷史上,政治明目張膽地干擾學術界的,最著名的有2000年的港大民調風波,2007年曝光的教院風波(筆者也涉及其中),以及2011至12年間中聯辦與左派媒體持續猛烈攻擊學者成名、鍾庭耀等的風波。想不到,不到一年,平日埋首書堆的學者們又要再一次為學術界的危機站出來向權力抗議。  從事發的頻繁角度看,大家都感到「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等原則其實非常脆弱,而政府則似乎對學術界的控制愈來愈熱心。更重要是,上述幾件事都或可歸類為個別的、偶發的,與這次中策組「奪權」事件的性質大大不同。這一次,已經證實的是改變制度,尚待證實的是安插人手。  對於這種趨勢,中央政策組應該自我約束,不做損害香港核心價值的事;而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更必須非常警覺,不能讓來之不易的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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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別讓學術研究變政治工具

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周三(16日)宣讀首份《施政報告》,筆者認為他必須藉此機會清楚交代,200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每年撥款2000萬元,由研究資助局負責執行「公共政策研究計劃」,以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是否已經推翻!這項計劃本來由政治中立的研究資助局(下稱「研資局」)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水平進行審批。中央政策組(下稱「中策組」)可根據政府的需要提出主題,例如「促 進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等,學者可自行訂出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項目,向研資局申請資助;研資局則作為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學術機構,採用國際通行的 「匿名同儕評鑑」方法,由本地和海外學者擔任評選工作,以保證獲資助項目的研究水平。研究經費變顧問費這樣,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得以建立公信力,吸引到高質素的研究項目申請資助。過去獲資助的項目之中,不少項目都切合香港社會實況,例如研究移民家庭中的貧困兒 童、跨境小學生的教育經歷和家庭關係等。計劃的期望是,在發展高教界研究本地公共政策的力量的同時,為政府處理現實的政策問題時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可惜,中策組企圖從研資局手中奪去審批權,學者研究經費實際上已變質為政府部門的顧問費,要求的是快捷、便利、即食的報告,不再是獨立的學術研究。誰出錢,誰控制審批權,誰就有影響力。其實,隨着大專院校商品化、員工合約化,商業機構或當權者透過研究贊助影響研究題目、研究報告的撰寫和公布,早以成為 當代學術自由面對的巨大威脅。美國關於高等教育商業化的研究發現,近兩成受訪的生命科學教授承認,曾因商業理由拖延發表研究結果超過半年。收受資助亦造成 利益衝突,影響研究的客觀性。「金主」影響研究以藥物效用的臨床研究為例,有藥廠贊助的就較少得出負面結果。 一些海外院校對採用贊助研究經費作出操控的方式,早已非常警覺,例如有研究基金聲明不會資助曾領取煙草業贊助的申請者;學院接受煙草業資助等同於幫助煙草 業洗刷形象,個別學者接受資助,押上的是整個學系或院校的名譽,因此有院校明言拒絕煙草業資助。同樣道理,政府直接撥款資助公共政策研究,就很難保證這些 研究不受「金主」的喜惡影響。我相信,香港社會是不會歡迎有預設立場、預設結論的學術研究的。作為高質素的學術研究,必須具備學術真誠,使 用公認的嚴謹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擁有免於政治干擾的獨立性。近期的一個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的《香港藍皮書》,空有立場,卻缺 乏實據,徒有學術之名。這些個別的現象可以通過院校的調查小組予以矯正,但如果是制度上有系統的製造,吸引學者為政府的特定立場炮製「理論基礎」,則是學術界的悲歌──不僅社會再無法從獨立的學術研究中得益,而且學術界的公信力,也會大受損害。學術研究的精粹是求真,別讓學術研究變成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這是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一條不能踰越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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