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高收費的直資學校政策 影響學生向上流動機會

近年陸續有資助學校轉為「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直資學校」),當中有不少是傳統名校。我最近在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要求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解答:當局審批資助學校加入直資的申請時,如何處理及統計持份者(包括家長、舊生、教師、教育團體和區內居民等)的意見,以及有否評估在批准學術成績較佳的資助學校轉為學費較高昂的直資學校時,會減少來自中下階層的學生入讀這些學校的機會,以致影響他們將來升學和向上流動,加劇貧富懸殊和社會隔閡等問題。一如所料,吳局長仍然維護高收費的直資學校政策,並指為了教育多元化,會繼續按既定的評審準則審核申請。當局也沒有就直資學校數目佔公帑資助學校總數的百分比訂定上限,雖然直資學校有為學生提供學費減免和獎助學金,但他們收取學費可高達直資單位津貼額的二又三分之一。局長更承認,港島個別地區或中西區的學校網絡,直資學校的比例較高。教育多元化其實是多元(錢)化局長的回覆更確認了對於基層家庭來說,以往所有資助學校以至傳統名校,是百分百對他們開放的,但現時他們只能靠那一成的學費減免和獎助學金,才有狹窄的機會進入這些轉制的傳統名校。當局所說的多「元」,其實是要多付錢「元」才能入讀的意思。眾所周知,教育是每名公民的基本權利,學生不應因為自身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層等因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但現時高收費的直資政策,無疑違反了公共教育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亦與學校有教無類的精神背道而馳。我們聽說過,有就讀高收費學校的學生,抱怨自己只住在中產著名屋苑而不是豪宅、只由父母駕車接送而沒有司機,試問學費減免和獎助學金計劃,如何協助幾歲至十多歲的清貧學童,克服家庭背景大不如人的心理障礙?就算學費透過助學金全數扣除,以後的活動開支、社交應酬的費用又怎麼辦?學校本來是社會的縮影,當中應該有貧富賢愚,現在學校過於單一集中於富裕階層,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和對弱勢社群的同理心,會有均衡的發展嗎?為甚麼政府不在公營學校推廣另外,現行的直資政策容許學校可自行釐定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變相鼓勵更多有名的資助學校脫離公營教育體系,進入高收費的直資計劃。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政府認為直資制度有那麼多好處,為甚麼政府不在公營學校推廣,而要把中小學教育以用者自付原則而進一步商品化呢?免費的公營學校數目和學額正不斷減少,是鐵一般的事實。香港教育學院早前的研究發現,過去20年貧窮家庭學生與富有家庭學生升讀大學比例差距日漸拉闊,後者的升讀大學比率是前者的3.7倍,差距較20年前的1.2倍顯著擴大。如果高收費的直資政策繼續推行,定必大大減少中下階層學生進入這些貴族化直資學校的機會,導致並深化貧富懸殊、社會隔閡、跨代貧窮等問題,貧窮家庭學生向上流動的機會也定必減少,這是香港應該奉行的教育理念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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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別讓教育走上精英和貴族的道路

教育是每名公民的基本權利,學生不應該因為自身的家庭背景、社會階層等因素而失去接受教育和向上流動的機會。近年,陸續有不少被稱為「傳統名校」的資助學校,轉為「直接資助計畫」的學校(下稱「直資學校」),引起了學生、家長、舊生和社區人士的激烈反彈。他們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因為現時直資政策所帶來的後果,無疑違反了公共教育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亦與學校有教無類的精神背道而馳。直資政策的前世今生香港直資政策的歷史要從1991年說起,當時的政府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的建議,推行直資學校計畫。利用資助來鼓勵非官立中學加入直資計畫,來提高私校教育的質素。早期參加的學校多數是私立學校,收取的學費也相對廉宜。2001年,政府作出大幅度的政策調整,容許直資學校收取高昂的學費,吸引傳統名校轉為直資。現時全港共有62所直資中學、21所直資小學,當中有平民化的,也有貴族化的。目前市民關注的焦點,是愈來愈多歷史悠久的「傳統名校」由免費的津貼學校轉為收費高昂的直資學校。回應局長的歪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曾經指出,香港現時只有9%學校屬直資學校,而且過去20年只得21所學校成功轉制直資,認為轉制直資不是大趨勢,所以現階段不需要檢討。他又稱直資學校是教育制度多元化的重要部分,能讓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時有更多的選擇,而獎學金及助學金亦足夠支援有需要的清貧學生。如果說轉制直資是為了讓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有更多的選擇,那是刻意誤導市民的。雖然說,住在西貢而付得起學費的家長可以轉報中西區由津校轉制的高收費直資名校,他們的選擇是多了,但相反中西區的基層家長選擇不是因此而少了嗎?學額根本是「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甲的選擇之所以多了,往往是以乙的選擇減少了為代價。傳統名校轉為高收費直資學校,實際上是以剝奪窮人的選擇權,增加富人入讀這些學校的機會,違反政府的津助必須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加上,單單在過去幾年,由津校轉制的直資名校急劇增加,甚至在個別區分和辦學團體更加明顯,這個趨勢可以否認嗎?單以中西區為例,直資中學學額2,896個,佔中西區總學額的22%;直資小學學額564個,佔中西區總學額的4.4%。假若連同私立和國際學校的學額,中西區的非公營中學學額高達39%,非公營小學學額則高達41%,這遠高於全港中小學平均的18%和21%的水平。對中西區的家庭來說,資助學校的選擇就只會愈來愈少,而基層家庭與富裕家庭相比,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愈來愈懸殊。傳統名校的大門本來為所有市民而開,不論貧富。轉為直資之後,雖然說直資學校需要撥出儲備用作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畫,但助學金只佔學費收入的10%,即使全部用盡,基層子弟的入學機會也已經大大減少,何況助學金的使用率一直偏低!2010學年的統計顯示,只有30所(即42%)直資學校已使用超過100%的儲備,這些相信是收取學費較低廉並普遍收取基層學童的直資學校;23所學校(即33%)使用50%至100%;19所學校(即26%)則使用了少於50%。本人相信,這19所學校不是不欲提供學費減免╱獎學金計畫,他們定必絞盡腦汁吸引基層而成績優異的學童報讀,問題是申請學生數目不足。當局也曾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解釋:「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有相對較多家境富裕的兒童在面試時表現較佳,令他們有較大機會獲直資學校取錄。」我們聽說過貴族學校的學生暗自憂慮自己只住在中產著名屋苑而不是豪宅、只由父母駕車接送而沒有司機,試問學費減免╱獎學金計畫等所謂措施,如何協助在少年期和青春期中、極受朋輩影響的清貧學生克服入讀這些學校的心理障礙?直資潮將一發不可收拾另外,現行的直資政策容許學校可自行釐定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變相鼓勵更多有名的資助學校脫離公營教育體系,進入高收費的直資計畫。高收費的直資學校的數目和所佔學額正不斷增加,收取30,000元或以上學費的直資學校已多達20多所,導致入讀的學生大多數也是來自富裕的家庭。如果直資制度有其推廣性,對家長和學校都是好的教育政策,為甚麼政府不在公營學校推廣,而要把中小學教育以用者自付原則而進一步商品化呢?學校貴族化 基層家庭當災免費的公營學校數目和學額正不斷減少,是鐵一般的事實。未能夠負擔高昂學費的基層家庭,他們在選擇學校時的選擇變得愈來愈少。教育局以多元選擇之名,利誘資助學校轉制直資,讓直資學校享有特權,從而製造更多貴族及精英的直資學校,造成公營學校與高收費直資學校的不平等和分化。香港教育學院早前的研究發現,過去20年貧窮家庭學生與富有家庭學生升讀大學比例差距日漸拉闊,後者的升讀大學比率是前者的3.7倍,差距較20年前的1.2倍顯著擴大。現時直資政策違反了教育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也與學校有教無類的精神背道而馳,定必大大減少中下階層學生進入這些貴族化直資學校的機會,導致並深化貧富懸殊、社會隔閡、跨代貧窮等問題,貧窮家庭學生向上流動的機會定必減少,這是香港應該奉行的教育理念嗎?香港教育制度千瘡百孔,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若政府繼續現行的直資政策,直資潮將一發不可收拾,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不容忽視。促教育局盡快檢討這個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別讓香港教育走上精英和貴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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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不延續英語水平計劃和通識津貼 數百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將流失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注資50億元於語文基金作種子金。基金宣稱的目標是提高港人「兩文三語」的水平,一直資助不同有關語文教育的計劃和活動。教育界也知道,學校可以向基金申請撥款開辦課程和活動,也可透過特別目標計劃以合約形式聘用教師和教學助理,包括「提升英語水平計劃」(EES)及「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REES)。我收到校長意見,指出這兩項計劃將要完結,如計劃沒法延續,將有一批受計劃資助撥款而聘用的教學人員不能續約。因此,我在立法會上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出書面質詢,希望爭取延續有關計劃的撥款。吳局長的回覆指出,EES在2006年推出,讓學校透過有策略的規劃及整體的校本計劃,提升學校英文教師的專業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至於在2010年開展的REES,主要是配合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安排的推展,讓學校可在原有EES的基礎上,因應情況調整和制訂校本項目的重點,落實初中校本教學語言的安排。EES和REES不獲延續答覆指出,在2011/12學年,繼續進行EES和REES的學校,以臨時合約形式聘用共440名教師和238名教學助理;在2012/13學年,有關數字分別為399名教師和220名教學助理;預計在2013/14學年時,餘下繼續進行計劃的230所學校仍會聘用共約150名教學人員。亦即是說,如果兩項計劃不獲延續,學校除非動用撥款或盈餘繼續聘用他們,否則本學年完結時將有約470名教師和教學助理不能續約而流失。值得注意的是,我也在財政預算案的提問中問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高中津貼)和2011/12學年開始發放的「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通識津貼)的使用期限,因為除EES及REES兩項計劃,通識津貼也將於本學年完結,下學年即2013/14學年不再發放。同樣地,除非學校動用撥款或盈餘,否則估計最少有400多名教師或教學助理不獲續約而流失。教育局至今仍堅持不會延續EES及REES兩項計劃,理由是計劃設有時限,在計劃完結後,學校的有關措施仍可取得持續成效。教育局還推說,學校可利用每年因教師自然流失而出現的空缺,吸納該計劃下受聘的教師。學校亦可靈活運用學校撥款或盈餘,以續聘有關教師。一方面獲得新錢 一方面結束計劃諷刺的是,語文基金現時結餘接近一億元,如無意外將再獲注資50億元種子基金,撥款在極其充足的情況下,兩項對學校有很大幫助並提高學生英語能力的計劃竟要結束,一方面獲得新錢,另方面結束有效的計劃,教育局完全漠視學校的困難和教學人員流失的無奈,手法鐵腕和政策僵化表露無遺。至於通識津貼在本年度結束後,教育局推說學校可運用高中津貼支援通識教育科。雖然我們教育界有理有節地解釋必須延續發放津貼的理由,長遠更應增設通識常額教席,可是教育局仍充耳不聞,不為所動。連同上述兩項英語水平計劃,本學年可能高達800多位教學人員不獲續約而流失。他們的流失當然對教育界造成鉅大影響,但更核心的問題是,中學過去幾年經歷新高中課程改革,教學人力資源卻沒有得到合理改善,稍稍紓緩學校的津貼也行將結束,學校得不到有效支援,明顯地受害的也將是我們的莘莘學子。我對這種情況是很憤怒的,認為必須撥亂反正,馬上檢討學校的正規人手編制和資源發放,還校長和教師公道。在稍後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我已提出要檢討班師比和教師編制等問題,希望同工給我意見,豐富我的認識,為教育界爭取合理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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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財政預算:為何總是獎學金?

你一定知道,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推出一項奇怪的新猷,即注資4.8億元到政府獎學金,以便每年資助20名「尖子」到海外升學,希望把他們培養成未來的老師,以提升香港的教育質素。這項計劃受益人數少,而且對海外名校有莫名其妙的鍾情,對培養教師的方法更是不切實際,故遭到廣泛批評,被指為閉門造車,浪費公帑,實為今年財政預算的一大敗筆!其實,把大量資金注入獎學金基金,並非今年獨有。屈指一數,過去三年:‧ 2011年,設立25億元的「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另注資2.5億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 2012年,再為上述兩個基金分別注資10億元。 ‧ 2013年,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注資4.8億元,每年資助20位「尖子」入讀海外知名大學的學位或師資培訓課程。另外,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及「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分別注資2,000萬元,獎勵和鼓勵在全日制高等教育課程就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留心財政預算的朋友不難發現,近幾年的財政預算案中的教育新開支,每年都只有寥寥數項。但每一年,政府都例必把大筆資金投放到獎學金去,這到底是不是偶然的呢?略加推敲,便可知其中的奧妙。對於政府而言,每年大幅增加獎學金可謂輕鬆兼討好。對於獎學金,巿民是喜歡的,誰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拿到獎學金?(儘管多數巿民不能蒙受其利。)所以,除了今年的「尖子獎學金」的構思特別奇怪之外,社會從來不曾反對政府設立新的獎學金或注資獎學金。這是獎學金討好之處。再者,政府必須花一點錢把教育經費「做大」。因為政府的儲備和盈餘太多,如果不多花一點錢在教育之上,未免講不過去。但花錢做甚麼呢?社會其實有很多呼聲,例如免費幼稚園教育、改善中小學師生比例、提高大學學位名額等等。如果政府順應民意,把錢花在這些項目之上,定必可以贏取巿民的掌聲。可是這些都是長遠的承擔,特區政府似乎最怕,因此一概不予考慮。而獎學金就不同了,每次注資都是一次性的,既可以令該年的教育開支顯得龐大,而實際上又無須作出長遠的財政承擔,這便變成了特區政府的最佳選擇!我們並不反對設立獎學金,但我們憂慮的,是一味把資金投放進獎學金基金的這種做法,所反映的是一種懶惰思維。結果,我們可用的數以十億元的資金被凍結在獎學金的基金裡(參考下表),而重要的教育新項目卻得不到經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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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葉建源:正視「班師比」

香港的老師面對「三多」:班級人數多,教節多,雜務多。這「三多」困擾著香港教育界,成為專業發展的緊箍咒,也是身心疲乏、缺乏成功感的因由。  當中,課擔之重是世界聞名的。不少內地的老師聽說我們每周的教節多至30,就大驚失色,不禁問我:「這麼重的課擔,怎麼能教出質量呢?!」  香港沒有訂定標準教時,影響老師教擔的主要因素,是「班師比」(class-teacher ratio),即政府對每個教學班分配的教師數量。假設「班師比」是1:1,意即10個班就配置10位老師,那麼每位老師都是上足堂,一節「空堂」也沒有。假設「班師比」是1:2,則10個班就會配置20位老師,如果教擔平均分配的話,每位老師都會有約一半的「空堂」。由此可見,如果我們要求減輕教師的教學擔子,就必須在改善「班師比」這個關鍵指標上想辦法。  每周30節,恐怕是全世界之冠!廿一世紀了,學校基本上仍無法消除流水作業的工廠模式,試問專業化又從何談起呢?  5月30日,我將會在立法會會議上要求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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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吝嗇教育投資 香港跑輸鄰區

判斷一個地方是否重視教育,公共教育經費是重要的檢視指標。而衡量公共教育經費,有兩個公認的數據:一個是教育佔政府公共開支的百分比,另一個是教育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先講第一個指標:教育佔政府公共開支的百分比。回歸初期,教育經費有所增長,接近佔政府整體公共開支約四分之一。這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而政府也經常援引這個比例以證明他們對教育非常重視。然而,大多數社會人士都沒有留意,這個比例正在悄悄地下降,在去年已跌至21.3%,今年更進一步下跌至20.4%(見圖一)。過去,政府官員經常說:「我們每用4元,便有1元是用於教育上。」但今年他們只能說:「我們每用5元,有1元是用於教育上。」由四分一跌到五分一,是非常嚴重的跌幅,這反映在政府的實質開支之上,拿教育局今年的預算與去年的修訂預算比較,竟然下跌了12.4%之多,而屬於高等教育範疇的教資會預算也下降了5.3%!教育投資變削資 遠遜星澳再看第二個指標:教育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這顯示該地區把多少比例的財富投資在青少年的成長之上。最合理的做法,是與經濟水平接近的國家或地區作比較。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例,其成員國在2009年的公共教育開支佔GDP比例的平均數,是5.4%,包括世界公認的教育強國如芬蘭等。而香港呢?這幾年的比例已跌至不足3.5%,低於所有OECD國家,也低於中國內地的4%,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為伍(見圖二)。我們削減教育經費的同時,鄰近地區卻急起直追。我統計了香港與鄰近地區過去5年的教育經費增長趨勢,發現澳門的經費竟增加了整整一倍,上海也增加了超過70%,新加坡的基數較高,增長較緩,也明顯高於香港。與鄰近的競爭對手比較,這個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我們人力資源的相對教育水平將會處於競爭劣勢(見圖三)。梁振英在參選政綱中強調,「教育不是開支,而是對未來的投資」,可謂豪情壯語!可是,真正說得出,做得到的,是澳洲。內地科教興國 港消極因循澳洲政府最近宣布,在今後6年,將會投放145億澳元(超過1,100億港元)在教育方面,將中小學的教育品質提高,其中120億澳元優先提供給公立學校。這是澳洲數十年來最大的教育改革,目標是在2025年前,把澳洲學校的科學、數理及讀寫成績提高至全球最前的五強。曾擔任教育部長的吉拉德總理表示,世界級的學校制度是日後經濟強大的關鍵。這一個淺顯的道理難道特區政府不知道嗎?中國是另一個好例子。過去,中國政府大喊「科教興國」的口號,但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長期徘徊於3%以下,常遭國人詬病口不對心。今天,這個比例終於突破4%。高等教育的人數有所增加,沿海發達城巿的中小學的軟硬件都有所改善,也漸漸均衡化,這個趨勢倘能持續下去,也將會對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帶來好的改變。然而,當中國內地的教育經費佔GDP比例已增長到4%,香港卻降到3.5%以下,此消彼長,難怪社會人士對香港的教育憂心忡忡。其他地區的進取,與香港的倒退,恰好成為強烈的對比。這顯示了政府對教育的消極漠視和因循苟且,也預示了香港將在教育方面落後於人,受害的便是我們的教師和學生。水浸就「倒水」 不懂善用盈餘如果香港財政緊絀,大家都沒話說。然而,今年財政預算出現649億元巨額盈餘,可動用儲備高達14,000億,在這樣豐厚的經濟實力下卻仍要極力遏抑教育開支,肯定不是任何國家的財政官員的理性選擇。但香港呢?特區政府的理財哲學就是「倒水」,庫房「水浸」就倒出去。過去6年,估計「派糖」已花了2,000億元,今年「派糖」的總額亦達330億元。政府白白錯過了善用稅收來解決貧富懸殊、人口老化和教育發展的機會,導致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無法追上社會需要,其做法令人費解。令人更不解的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預算答辯中竟強調,政府教育撥款絕對不與該地區的教育質素成正比,這是否暗示香港運用經費的效率高於世界各國呢?只會增加4.8億元尖子獎學金計劃,而忽視對整體教育制度的改進,除了搖頭歎息,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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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教育局須做好學校改建工程 認真審視學校的不滿和訴求

當我上任立法會議員不久,便有校長向我投訴學校的修葺和改建工程有很大問題,讓校長和老師感到十分氣憤,要求我深入研究,並向教育局提出適切的改善建議。因此,在去年末至本年初,我以立法會議員名義向全港資助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發出問卷,查詢學校對大規模修葺/工程的意見。按校舍位置而言,現時資助學校校舍主要分為屋學校和非屋學校兩種。屋學校指位於公共屋範圍內的學校,根據現行安排,這些學校提出的校舍修葺申請由房屋署處理。非屋學校指位於公共屋範圍以外的學校,2009年建築署把管理非屋學校不多於200萬元的保養工程的職責,移交教育局,再由教育局委聘的合約顧問處理。學校就問卷的回覆很踴躍,我收到334份有效問卷,當中154份(46.53%)來自小學、151份(45.62%)來自中學、26份(7.85%)來自特殊學校、3份沒有填寫學校類別。而按校舍位置而言,93間學校(27.93%)來自屋學校、232間(69.67%)來自非屋學校、8間(2.40%)選答其他、1份沒有填寫。上月9日,我將完成了的問卷摘要及建議提交負責學校改善工程的教育局副秘書長王學玲,問卷結果摘要及建議如下:問卷結果摘要‧ 學校修葺∕改建工程屬於非教學工作,但對學校造成很大甚至極大行政、財政及工作分配上的困擾。由於學校沒有專業人員處理及跟進工程,承辦商往往欺負學校,拖延甚至不開展工程,以致很多工程雖然獲批也沒法如期完成,就算完成了的,也出現很多手工和素材差劣的問題。 ‧ 屋學校普遍指出房屋署推說工程不再由該署負責,有些甚至要學校聯絡領匯,教育局也沒有妥善擔當協助學校的角色,使學校無所適從,投訴無門。 ‧ 非屋學校普遍認為以前由建築署負責工程較為合適及對學校有幫助;現時由顧問處理,在質和量方面也在退步。 ‧ 學校普遍不滿意教育局及承辦商的工作,認為兩者極需改善。 ‧ 學校主要不滿教育局沒有介入學校與承辦商之間的爭議,置身事外,沒有做好協調和監察工程的角色。 ‧ 學校主要不滿承建商拖延及敷衍工程,並且難以溝通,亦不以學校為服務對象,獲批工程也不進行,又沒效率,但學校不是僱主,無能為力。 ‧ 如承辦商拒絕進行已批核項目,大部分校長均認為受損設施未能獲得適當維修,對師生構成安全風險,並且學校設施失去保養,容易變得殘舊;也有學校認為會影響學校學與教的環境及發展計劃;家長及外界人士質疑學校的管理能力,甚至對學校失去信心。我們的建議綜合校長和教育界的意見,我向教育局提出: ‧ 要求承辦商簽妥協議書或服務承諾,倘出現延遲峻工、貨不對辦等情況,應作懲處。 ‧ 所有項目應由學校簽署「滿意紙」,再由顧問覆核。 ‧ 教育局須大力加強工程的監督和進度的監控,並要制定投訴及反映學校工程問題的溝通機制。 ‧ 工程人員必須與學校預約而不能隨時到校進行工程,否則影響教職員正常工作,有關機構也要有恆常機制向學校報告工程進展。總結我向局方提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制度、實踐、責任和監管,在在需要改善和修正,工程必須以學校為本,不能讓學校受到這麼大的折騰。由於學校沒有專業人員處理工程事宜,教育局必須做好代理人的角色。局方表示明白修葺∕改建工程對部分學校尤其對屋學校造成困擾,指屋學校的工程仍然由房屋署處理,如個別承辦商服務差劣,會將其列入黑名單,不再列載於政府顧問名單內。新學年即將開始,新的工程項目即將上馬,我建議教育局必須認真審視學校的不滿和訴求,與學校做好伙伴關係,讓學校不再因工程問題而影響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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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審議撥款條例的兩大質詢

立法會這陣子有議員在拉布,撥款條例即財政預算案仍在審議。在審議撥款前,我就大學、中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和職業教育等範疇向教育局提出了40多條問題,在這裡我列出跨境和內地學童的情況以及國民教育開支的資料與同工分享。跨境和內地學童的情況政府就每天跨境來港上學的學生人數進行調查,只在新界區 (即北區、大埔、屯門、元朗、沙田、荃灣及葵青和東涌) 的學校進行。2012/13學年,跨境幼稚園學生有7,400多人,小學生有6,700多人,中學生有2,100百多人,即合共16,000多人。在6個陸路邊境管制站中,他們選擇使用落馬洲支線的人數最多,約6,000多人,其次是羅湖,有4,500多人。至於由內地來港並就學的學童,當局只蒐集入讀小學及中學的新生數字,幼稚園學生並不包括在內。2012/13學年,由內地來港入讀小學的學生全港有2,600多人,中學則有3,000多人。教育局說沒有就學生父母的居民身分蒐集資料,因此未能提供母親為內地人,而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即單非和雙非) 的學生數目。我認為,當局必須盡速蒐集單非和雙非學童的具體數據,也必須完善現有的統計資料,以對這些學童來港在教育、醫療、運輸和社會福利各方面有更明確的規劃。因為可以預期,跨境、內地來港以及單非和雙非學童將對本港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額構成重大壓力,而邊境管制站是否應付得來,保姆車的接送等交通安排,以至醫療及社會福利等開支,將會持續十多年。過往,當局就是後知後覺,缺乏規劃,致令現時北區出現學額嚴重短缺,使學校要加班加派協助政府應付新增學生人數。關注國民教育的資源運用我提出的另一條問題,是關注國民教育方面的資源運用和分配。當局答覆指出,2013-14年度為師生舉辦內地交流計劃的預算開支約為8,000萬元,學與教的資源和材料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合共約1,000萬元。而資助每名中、小學生參加至少一次內地交流計劃預算名額約5萬多個,開支約6,000萬元。至於「同根同心」,即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開支預算約為2,100萬元。就政府以甚麼準則選擇參與「同根同心」交流團的機構,教育局回覆是教育局根據適用於政府採購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程序,為2012-13至2013-14年度上述計劃進行服務採購。投標者毋須屬非政府機構,但必須是香港的法人團體。在2012年的招標工作中獲選,而現正承辦上述計劃的服務供應商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及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2012-13年度的原本預算開支為2,100萬元,但因為學校在2012年11月底才獲邀報名參加交流計劃,所以預算開支修訂為370萬元。在2011/12及2012/13學年受教育局委託舉辦內地交流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包括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國民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有限公司、匯知專業持續教育書院及蒲窩青少年中心。教育局也指出,自國民教育中心(大埔)及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青衣)的服務合約在2012年6月30日屆滿後,當局再無向上述兩間中心作出撥款。在考慮過約170所已報名在2012/13學年參加日營的學校的期望,以及該中心自資繼續提供服務的承諾後,教育局以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延長該中心的租約至2013年6月底。去年底的國教風波,顯示市民不會接受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因此,政府的撥款和批出的服務合約必須份外謹慎,讓公帑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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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社會問題叢生 派糖絕非出路

立法會在3月20日的會議上,就「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議題進行了一項辯論,筆者提出了以下修訂案,並獲得通過:「有鑒於內地及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社會民生問題的惡化,本會促請政府重整公共財政,妥善運用預算盈餘增加經常開支推動香港經濟轉型,以紓緩社會矛盾。」以下是筆者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放棄處理社會矛盾的契機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問題叢生,貧窮人口膨脹、貧富懸殊深化社會矛盾、經濟轉型緩慢、年輕人苦無出路致青少年問題嚴重,人口老化逼在眉睫……。處理這些問題,無錢不行。而政府任由問題惡化、矛盾深化。貧富懸殊已是香港的恥辱。教育向被視為社會流動階梯,但教育制度日趨不平等。貧窮學生大學入學率低,可能根植於幼稚園和中小學的教育制度。15年免費教育、中學小班教學、增加大學資助學額,都能改善教育不平等,政府卻不肯積極承擔。政府明知人口老化問題嚴峻,財爺邀年青人提建議。但民間社會早有很多建議,例如設未來基金,設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政府注資以滾存利息,未雨綢繆。與其反覆討論,何不將過去6年派糖的2,000億元調撥些過來,不是更實際嗎?公共理財不符公共政策原則稅收本是資源再分配和社會投資工具,可是政府放棄處理社會問題的契機,不作長遠社會投資,寧願派糖以紓緩社會怨氣。這種公共理財手法,無理念、不負責任,一次過派糖有違公平原則,成本效益不彰,更易養成年年等派糖的民粹風氣。以今年為例,樓價高企、息率低,有樓一族相對富有,政府寬減七成半業主差餉,對捱貴租的房私樓租戶而言,絕非公平措施。非理性的一次過撥款措施,更是俯拾皆是。僱員再培訓局有20億元儲備,再獲撥款150億元,而每年營運開支只8億元。教育方面,一口氣注資語文基金50億元而用途不明,花4.8億元設獎學金供每年20名尖子留學。4.8億元足夠給全港中小學聘請1600名教師,足夠讓中學繼續聘請教學助理6年,足夠增加學額讓545名年輕人升讀大學……這些都是社會多年訴求,政府寧願隨便注資基金,凍結大筆本金,也不解決社會矛盾,只因不願作長遠承擔。為甚麼政府這麼短視?財金官員總重覆同一論調:香港是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易受外圍市況影響,需累積儲備。這種畏縮心態,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為確保香港自給自足而定下的審慎理財哲學,至今港府官員奉為信條,只求避免赤字。於是政府年年低估收入以壓低公共開支。2012/13年政府預算有34億元赤字,結果盈餘達649億元,過去6年低估的收入更達3,300億元。對善用盈餘的建議充耳不聞屯積大量財富,不加善用,形同閒置。市民眼見庫房水浸,要求還富於民,但政府只肯作一次過撥款,因盈餘大都是地價收入、投資收入和印花稅,財金官員認為屬非穩定收入,不願投放在經常開支項目上。正如香港城市大學方志恒博士分析,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原材料出口國的財政收入隨市場大起大落,規劃預算的困難與香港類似,設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可減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影響。特區政府理應參考這些國家,設財政穩定基金,將波動收入的某個百分比撥入基金,經濟好時累積儲備,經濟壞時以基金繼續支付經常性開支,使公共服務不受影響的同時又不會出現財政赤字。其他民間組織亦提出不同的長遠理財方案,如高齡人口發展基金。教協則建議,將固定百分比的盈餘訂為經常開支,投放於長遠發展項目。為甚麼政府官員對這些建議充耳不聞?政府不是錙銖必計的掌櫃政府絕不應只顧平衡預算,那是錙銖必計的掌櫃。政府應是全局觀者,考慮社會需要和發展目標,訂定優先次序,將公共資源用在骨節眼上。希望政府放開守財奴心態,開放思考,善用資源,紓緩民生疾苦,提供人才培訓等配套,做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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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逝世了。剛好與倫敦大學的教授通電郵,我順道問他英國老百姓對戴的意見。他回覆說:愛她的人愛到死,恨她的人也恨到死!她結束了冷戰,同時與戈爾巴喬夫交好。她挽救了經濟,卻加劇了貧富懸殊。她為福島把阿根廷打個落花流水,而又把香港和平地交回中國。至於香港人對她最深刻的印象,也許是她在人民大會堂前所摔的充滿象徵意義的那一交。1983年,我擔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時,學生會給中英兩位總理同時寫了信,向英國表示殖民地沒有前途,香港應該回歸;向中國則說香港不但應該回歸,而且應該實施民主。中國的趙紫陽總理回了信,說「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可惜他的命運殊蹇,六年後下台,也預示了香港民主之路的坎坷!至於給戴卓爾夫人寫信這件事,則引發了校園內極大的爭議,港大學生會為此召開了極罕有的緊急會員全體大會,是為學運史上的「戴信事件」。據教院莊耀洸兄統計,在那段急風驟雨的日子裡,港大學生共張貼了約600張大字報,平均每九個人寫一張 ──這肯定是港大歷史的紀錄!記憶中戴卓爾夫人沒有覆信,也許她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斯人已逝,書此數行,聊表對這一段三十年前的歷史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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