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贏取信任的工程

圍困理大危機13天,終於在11月29日解封告一段落,雖然危機衍生的問題並未有就此結束,但心頭的大石終於可以放下。在這13天裡,有很多朋友日以繼夜地參與工作,希望協助被困的朋友離開險境,當中有百多位中學校長、義務律師、社工、醫護人員、宗教界朋友,以及理大本身的老師。但這項工作並不容易,其中一個難題是缺乏信任。圍困事件開始的星期日,警方公開說所有在場人士都會被控以暴動罪;但到了星期一晚上,卻說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離開時只須登記,不會被拘捕。學生聽了都問:消息可信嗎?當理大留守者見到一大群中學校長冒著危險進入理大校園時,他們的第一個並非歡迎,而是懷疑:校長們,真的是來幫助我們嗎?你們可信嗎?其後,有消息傳出有留守者離開後想要離港,卻被警方在機場即時拘捕了;我們費九牛二虎之力要求政府澄清,結果警方澄清不會單純因為曾在理大被登記或拘捕而喪失出境的自由權利。然而,仍然留守的朋友還是不禁會問:警方說的,可信嗎???一連串的「可信嗎」,是因為幾個月以來的深刻經驗,加上各種不脛而跑的真假消息,已經令社會的信任和信心跌至低谷。在這種環境之中要協助留守的同學,更是困難,需要無比的耐心和耐力。我們當晚進入理大,首先遇到的不是歡迎,而是留守者懷疑的眼光與毫不客氣的責難。幸好校長們有兩個先天的好處:至少,學生認識他們;至少,一般人仍對校長有一定的信賴。在劍拔弩張結束之後,一切就憑著這僅有的認識和信賴開始。但還要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理大校園那麼大,到哪裡找學生呢?找到了也不一定肯見面。有幾位校長對我高興地說,在電話找到了人,談了一次又一次,終於願意見面——肯見面已經是一大進展了啊!見得到,也不見得就會成功。學生滿腹的懷疑和猶豫,不是一下子可以廓清的。有校長一連三晚進校園,請義務律師幫忙,最後把班主任也帶去了,每次午夜過後才離開。整個過程,其實就是贏取信任的工程!「民無信不立。」是的,信任失落了,一切都會變得困難。校長們憑藉學生對他們的認識和鍥而不捨的誠意,贏得了一部分學生的信任,願意在我們協助下安全地離開的有三百多位中學生。至於社會上其他層面的信任呢?但願這次校長們的集體努力,會帶給在位者們更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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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為校長喝采

百多位中學校長們不顧危險,為了幫助學生,先後多次進入理工大學現場,令我感動不已!我也當過校長,這次參與其中,真可謂與有榮焉!在整個事件之中,11月18日星期一最為戲劇化。當日下午,我們與一位校長通電話,大家都覺得急切要做一點事情,因為前一天警方與示威者在理工大學校園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封鎖校園,校園內有不只千人,應該有不少中學生,形勢十分危險。我們決定多找兩三位校長,在兩小時後在立法會召開緊急記者會,向政府作緊急呼籲。想不到兩小時後,竟然來了30多位心急如焚的校長!記者會結束後,大伙兒商議下一步怎辦,有一位校長說:「我們現在就『操』去理大,找學生去!」我心狐疑,這時的理大正是漫天烽火,前一晚我們一衆議員加上夏志誠神父也無法靠近圍城,校長們是認真的嗎?——何況此時當局提醒校長們,催淚彈、汽油彈橫飛的這一刻,政府無法保證我們的安全,各人必須瞭解和承擔風險——但一切都是過慮,大家二話不說,也不管身上的西裝長裙與腳下的高跟鞋,坐言起行,馬上乘渡輪到尖沙咀,從天星碼頭步行往尖東。途中,我請來了義務律師團隊,校長們則繼續呼朋引伴。在尖東一家酒店集合之時,校長人數已增加至50多位!與此同時,街上聲援抗爭者的人群開始結集,防暴警察就在酒店外大量發射催淚彈。催淚煙沿著玻璃門隙飄進酒店大堂,我們全都「遭殃」,眼睛苦澀得睜內嵌圖像不開,咳嗽聲此起彼落,但50多位校長和3位律師,沒有一個離開!然後,獲准進入校園,在黑夜之中踏著破欄碎磚,沒人保護,大伙兒只能靠自己,小心翼翼地在儼如戰場般的路上行進,一步一驚心。大家都在擔心,守城人會讓我們進去嗎?他們會否神經過敏地誤以為我們是攻城人?終於到達A座入口,那噴水池也早已不成噴水池了,階梯上破爛的磚石和燒過的雜物,說明這裡曾經有過激烈的戰鬥。而守城的黑衣人看到我們突然來到,有人不信任,破口大罵;但也有學生髮現了他們各自的校長,跑過來擁抱…這時候的學生,滿懷憤怒、擔心、焦慮、傷痛、恐懼;我相信,此時此地,即使不一定交談過的校長也成為了孩子們最熟悉也最可信任的成人。校長向學生伸出溫暖而可信靠的手,然而孩子們已經不再單純了,他們過早地飽歷滄桑,已成驚弓之鳥。校長要在偌大的校園里找人,找到後還要慢慢地談,有些還帶來了老師、社工,一次,兩次,三次……執筆時,已經是第六天了,為了幫助孩子脫離險境,不離不棄,每一天都有校長進入現場,幫助自己的學生也幫助別的朋友。參加過行動的校長保守估計至少有100名,他們超越政治立場,只有一個信念:必須讓每一個孩子安全回家!校長們,為你們每一位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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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援救被困理大的學生

上星期日(17日),警方和示威者在香港理工大學及附近地方爆發激烈衝突,包括學生在內過千人被困校園內,不少市民擔心悲劇將會發生,徹夜難眠;不幸中的大幸,事件在斡旋下得到緩和,被困市民和學生已陸續離開,要感謝的人士必須包括一群熱心的中學校長和法律支援團隊。當晚,警方施放多枚催淚彈及出動水炮車驅趕在理大內的人群,本說有指定出口讓他們離開,但走到出口的市民旋即被防守的警員拘捕,人群迫不得已再度返回校園。警方駐重兵包圍理大校園之際,更宣布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身處理大的人,氣氛極其緊張嚴峻。我們必須強調,當時身處理大的市民和學生,很多不是示威者,有些是理大教職員和學生,有些是到理大參觀和收集升讀大學資訊的中學生。校園千人被困,不少受傷和情緒激動,當中更有未成年學生,市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擔心嚴重傷亡事件將會發生。我和幾位議員及夏志誠主教都有到現場打算協助,但是不得要領。翌日,我收到很多校長、老師、家長和市民的訊息,擔心警方強攻,也擔心留守者自殺,要求我盡快把被困市民和學生救離險地。籌備不足兩小時的記者會我聯絡政府,也聯絡了幾位中學校長,校長們都認為要盡快發聲,迅即決定在下午召開緊急記者會,呼籲同學們不要傷害自己,並要求警方克制。記者會的消息在中學校長間轉傳,瞬間得到30多位校長和應,一個籌備不足兩小時的記者會就這樣召開。學生安全從來都是教育界最重視的,我們都在憂心如何讓學生安全離去。政府看到記者會後,聯絡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校長,另有校長提出直接到理大現場,看有什麼可以幫忙。於是,有穿西裝有穿高跟鞋的校長,一行30多人從立法會出發,步行到中環乘坐渡輪到尖沙咀碼頭,再步行到尖東一所酒店集合,轉眼已有另外20多位校長從其他地方前來會合。與此同時,我邀請了黃瑞紅大律師協助,她二話不說,便聯同她的律師團隊到場準備法律支援。當晚10時過後,經過多番協調,我和50多位校長聯同義務法律團隊進入理大,尋找被困學生及協助他們離開,人數超過100人。必須強調的是,18歲以下人士並非自首,在經警方登記及拍照後不會拘捕,但如有特殊個案,警方會保留追究權利。因此,18歲以下人士於當晚在校長、老師或家長的陪同下安全回家。這星期,合共超過300名18歲以下的學生、數百名18歲以上的成人在各方協助下離開理大校園。執筆之際,雖然仍有部分人士留守,但教育界仍繼續聯同社工、醫護及律師團隊,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這次理大圍困事件可說是千鈞一髮。一方面,雙方武力升級,在場人士包括學生在內均極有可能因衝突而受傷,同一時間,學生情緒已臨近崩潰,除了因為連日被困、難以入眠所引致的身心疲累,苦無出路、面臨被捕的抑鬱及焦慮,亦令學生更加沮喪。作為師長,我們最重視的就是學生的安全及身心健康。我們最不願看到的,正正就是學生受傷或傷害自己。年輕一代是我們社會的未來,我們成年人必須盡力守護。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更須要關懷學生,並適時教導及輔導他們。不分立場彼此 齊心救學生今次事件亦顯示了教育界的團結,儘管校長們有不同政見或立場,但都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協助自己學校或其他學校的學生,盡力以「學生安全」為最大前提來協助學生離開校園,過程令人感動。大家的目標清晰,團結一致,互相支援,為的就是盡力保護我們學生的安全,以學生福祉為最大依歸。對於現時仍然留守理大的人士,我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安全、有尊嚴地離開;政府亦宜盡快回應民意,疏導民憤;至於未成年的學生,我在此再次呼籲,希望他們能夠遠離衝突地方,以策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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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蔡元培之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有人說, 能夠成為蔡元培下葬之所,實是香江之幸。二十年前的五四,我曾到過位於香港仔的蔡元培墓地憑弔過。當年是五四運動八十周年,我在教院(教大前身)任教,向當時的校長許美德教授(Prof Ruth Hayhoe)提出應該舉辦紀念五四的活動。許美德是中國教育通,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沒想到蔡元培之墓竟然就在香港,於是我便陪她去走了一次。蔡元培1940年下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據說曾經很荒涼,被發現後,北大同學會每年都會前去掃墓,墓址也不斷修建。按已逝世的老報人羅孚的說法,蔡元培的墓太小,而且被置於雜亂的墳場之中,無法體現他崇高的歷史地位,因此他力主把蔡元培遷葬北大,讓這位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可以安睡在北大的未名湖畔,供北大人憑弔。不過,我必須慚愧地說,二十年前閱世未深,在我這個「香港仔」眼裡,蔡元培的墓地已經很大了,比起大多數香港人的先人只擁有一個小小的龕位強得多。而且,蔡元培墓有一座巨大得猶如一列屏風的墓碑。前幾天,有人把墓碑「打磨」了一下,說是不滿意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中有香港人推崇蔡元培和一些香港的大學校長,故特意前來破壞。這種惡意的破壞當然令人感慨,何以有人因一時之忿便會不惜傷害其他人或破壞文物呢?這些人的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呢?這個破壞者,到底知道不知道蔡元培的事跡呢?他應該不知道,蔡元培是少數受到海峽兩岸一致推崇的人物——逝世之後,國民政府發出褒揚令,讚許他「高年碩學,永為黨國儀型」;共產黨的毛澤東也發出唁電,指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更是推崇備至!破壞者應該不知道,蔡元培其實是個多姿多采的歷史人物,既是前清翰林,又是德國博士;提倡美學,卻又參加過辛亥革命!破壞者應該更不會知道,這個激進的老革命家在五四之時,其實又非常保守,既攔阻學生前去遊行,復一天到晚勸學生回去好好唸書。我相信,破壞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破壞什麼!碑文被破壞了,無損於蔡元培的歷史地位,但終究極之可惜。我只希望,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學會珍惜文物,珍惜生命。近代歷史裡,已經摧毀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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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這次區議會選舉的重大意義

距離區議會選舉不足10天。這次選舉的意義非凡,因為這次區選勢將變成一次「變相公投」,也是兩個陣營的「文明較量」,成為一個讓港人向政府、向世界清晰展示巨大民意的重要時刻,也可能是本港歷史上最具意義、最重要的一次選舉。由反修例事件引發的風波持續至今,局勢未見緩和。面對極大民憤,特別是針對警暴問題,政府至今未有回應。雖然區議會一直都是以地區民生事務為主,但今次選舉卻別具意義,因為這次區選可被視作為一次「變相公投」,一次類似公投的表態。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主要分兩大類:第一類支持政府、支持警察;另一類則是強調五大訴求,反對警暴,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及追究警暴行為。兩類候選人的政見涇渭分明,劃分得非常清楚。因此,最終哪一邊候選人獲得較多席位,也就同時代表了該類候選人的政見在市民之間獲得更大支持。因此,此次選舉發揮的「公投」意義,在香港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我們應該十分重視此次選舉,把100萬、200萬人遊行的力量轉化成票數,令全世界的人都能確認港人的整體意願。由於警隊多次拒絕民陣舉辦的遊行申請,令香港自6月後再難以出現大型遊行,而這次區選的意義就等同於在11月舉辦一次大型遊行,其意義更加突出。此次區選亦隱含了兩大影響。第一,針對警暴問題,在現有政治體制之中,只有立法會中的民主派會對政府提出質問及施壓,但由於民主派議席少,無論在議程制訂或投票上都處於劣勢,雖有作用但極其有限。但假如今次區選的結果,持有反對警暴立場的候選人能夠在區議會中脫穎而出,獲得某些區議會的多數議席,那就可以令追究警暴問題在區議會層面繼續發酵,這對整場反修例運動中將會是一大突破。第二,假如我們能夠在區議會選舉中獲得過半議席,日後亦能左右特首選舉,意義深遠。選舉是文明的較量。所謂文明,最重要是在選舉過程中做到公正,能讓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公平較勁。要做到公正的選舉,各方面都要保持克制,才能讓文明較量得以順利進行;也只有這樣,才能讓選舉結果取信於民,取信於世界,令全世界確認此次選舉所代表的巨大民意。讓我們冷靜沉着,進行一次「文化的較量」,令區選成為一次「變相的公投」。讓我們努力,把200萬人的民意在這次選舉中充分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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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學童安全 教協促教育局盡早宣布明日停課安排

今日(11日)香港多區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警方在多區不斷施放催淚彈,又進入多個大學校園進行驅散行動、以及在西灣河以實彈打中一名手無寸鐵的學生。教協對警員在沒有受到生命安全威脅的情況下開槍表示憤怒,並予以強烈譴責。同時,教協認為警方不應貿然進入大學校園範圍,引發更嚴重的衝突。此外,各區交通狀況亦幾近癱瘓,並持續至晚上仍未恢復,教協今日收到不少教師及家長的意見,反映警方驅散行動波及校園,有幼稚園及小學更反映受催淚彈波及,影響校園運作,危害師生健康,對明日上學的情況感到十分憂慮。教協認為,基於學童安全及交通情況的考慮,因此強烈建議教育局統一宣布明天(12日)學校及幼稚園停課。在目前教育局尚未有任何關於明日停課安排的情況下,教協提醒家長有權在特殊情況下決定子女是否上學,建議家長按實際情況作出最合適的安排,並按正常程序通知學校,教協同時呼籲校方彈性處理有關情況。此外,由於交通情況的考慮,教協建議學校就明日學童及教職員上學的情況包容處理,並按校本情況恰當地處理學校的人手安排。如果情況嚴峻,學校亦可校本決定停課,並盡早通知家長。政府一直未有回應市民對追究警暴的訴求,更接連挑動民情,令社會情緒進一步升溫,無助解決現時的困局,令人相當失望。教協促請政府停止以警力鎮壓,盡快回應市民訴求,令社會回復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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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禁蒙面法的雙重標準

立法會正審議《禁止蒙面規例》(下稱《規例》),對於《規例》適用於「任何人」而警察可免受約束,令人質疑是政府的雙重標準。反觀教育局早前煞有介事,向《規例》不適用的學校發放通告,令學校不必要地捲入《規例》的政治漩渦,師生即使不適或許也不敢戴口罩,豈不是多此一舉?別讓學校捲入政治漩渦根據《規例》第3(1)條,條文適用於「任何人」,而負責制訂《規例》的保安局向立法會解釋,立法是基於「在暴力事件中,很多示威者都穿上全套裝備並且蒙面以隱藏身份,令他們可以逃避警方的調查,並更有膽量肆意進行違法行為」。我在周二(5日)立法會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上指出,如按上述邏輯,即可引申為「在警察的暴力事件中,很多警察都穿上全套裝備並且蒙面以隱藏身份,令他們可以逃避日後的申訴,並更有膽量肆意進行違法行為」,令市民難以投訴及追究。保安局官員回應我的質詢時辯稱,《規例》適用於任何人(自然人),雖然包括「警務人員」,但卻指警察是「依法辦事」處理違法行為,屬於有合理辯解的可豁免人士。然而,從不少新聞片段所見,警察除了以面罩等裝備蒙面,亦會在一般戒備情況下以布蒙面,與正在執行的工作無關,當中亦有蒙面警察涉嫌違反警例和濫用暴力。保安局未有正面回應我的質疑,只謂有關做法在於「保護警務人員在執勤中免受武力傷害」。政府對警察「網開一面」備受質疑,教育局令學校捲入《規例》的政治漩渦同樣惹人非議。事緣教育局在《規例》生效前,向全港學校發放「重要」通告,提醒師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口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遮蓋臉孔」,有關通告當然並非純屬參考性質,並促請學校訂定校本的處理方法,處理沒有依從指示的學生及其他人士,局方更要求學校每日呈報戴口罩的學生人數,此舉不但加重學校的工作壓力,更令師生在使用口罩時心存顧忌。例如我接獲不少學校反映,指有學生出現輕微咳嗽,但家長為免子女被查問及學校受教育局責難,叮囑子女進校前除口罩;有老師外遊後感冒未癒,為免在校內戴口罩,唯有盡量減少「人與人的交往」,以免傳染他人;即使有學生確診感冒,家長亦不忘致電學校,查詢是否需要提供醫生證明才能戴口罩。事實上,《規例》根本不適用於學校,戴口罩本身亦是預防傳染病的公德,也是自我保護的人權。教育局限制,只容許符合宗教或健康理由才可使用口罩,於理不合。除了師生外,學校的持份者,包括家長、校外的課外活動導師、由服務供應商派往學校提供服務的人士也同受限,教育局是否多此一舉,添煩添亂,令學校成為左右為難的磨心?最荒謬的是,通告竟然同樣派發到幼稚園,試問幼稚園學生怎會透過帶口罩來隱藏身份?難怪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日前立法會上也公開向幼稚園道歉,並提到已不再收集中小學生帶口罩的數據!真誠交往的先決條件道歉當然是必須的,但政府對學校不信任及用行政手段壓迫學校的舉動卻昭然若揭。我早前去信楊局長,要求局方撤回通告,讓學校持份者可按校情,享有免於顧慮的戴口罩自由,共同守護個人健康及公共衞生。「人與人之間真誠交往」,當然不是簡單地除下口罩便可實現。學校正是社會的縮影,政府唯有對症下藥,深切反省施政失誤,公正調查修例風波及相關衝突事件的真相,「人與人之間真誠交往」才有望重新建立。立法會(教育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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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請尊重大學校長

大學的使命在於傳授知識,引導同學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同樣重要的是關懷學生,愛護青年。反修例風波已持續超過4個月,被捕者當中不少是大學生。他們投訴被捕後遭到警方嚴重的不恰當對待,基於對學生的關愛和對公義的追求,大學校方運用其在社會上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為同學發聲,是合情合理的。本月初,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與學生及校友展開近4小時的會面,其後發出公開信,提到:「每一位同學,無論他們持何種立場及價值觀,無論他們曾否犯錯,都是中大的學生。作為師長,我們必須教導同學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而大學出於關愛,亦須為同學爭取應有的權益。」我們看到校長表達出師長對學生的關愛,同時教導學生為自己言行負責任。然而,這種具備關懷和教化的教育理念,卻被4個警察協會(包括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的主席發出聯署信肆意抨擊,刻意扭曲,除了對大學校長毫不尊重,更是任意踐踏教育的真諦!中大校方在月初的會面後聯絡被捕的逾30位同學,向他們了解被捕後遇到的情況,最終以收集回來的情況,對警方提出確保被捕人士在拘捕及扣留過程中不應被剝削應有權利的要求,同時表示希望在查明細節後,警方能作出交代及處理。校方同時把個案提交相關機構作申訴,要求有「公平、公開、公正的調查」。校方的整個跟進行動合程序合道理,段校長在信中亦一再重複使用「在查明細節後」及「經查證後」等字眼,足見其小心謹慎的處事態度,亦體現出求真和法治的精神。四警協會還記得要接受問責?段校長的舉動,令人想起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1919年5月4日,3000多名學生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愛國遊行大示威,惟北京政府對學生進行鎮壓;即使蔡元培不支持學生遊行示威,但他得悉學生被捕後,即四處奔走擔保學生。這種道德力量,很令人敬佩!遺憾的是,警隊的四會主席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學生對警方的指控,更以一個非專業教育者身份(主席亦在信中表示「我們並非教育機構,固然不適合評論段校長的教育理念和方針」),把校方的行動曲解為「以大學之名及公信力去包庇」學生以逃避法律責任,批評段作為校長及科學家的身份;言詞不但自大,同時亦反映出四會主席毫無自省的態度。香港警務處的網頁顯示,警隊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價值觀包括「承擔責任及接受問責」,請問四會主席可還記得嗎?以高姿態抗拒批評,反過來抨擊一間大學校長,只會進一步破壞警隊的形象!我們泛民主派議員在上星期五(10月25日)發信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要求政府嚴肅跟進警隊中的個別人士肆意批評他人的情況,查明當中有否違反公務員及警方相關規例或守則,以維護公務員及警隊的形象。我們亦冀望其他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學校長能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為學生提供實際的協助,即使不認同其理念或行動,大學可以教導學生為其行為負責任,但不應對學生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情況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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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十萬雄獅」蔡元培

最近很多人對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感到興趣。有人問我,蔡元培為學生出頭的時候有什麼遭遇? 剛好是一百年前,1919年,中國的政治並不清明。袁世凱稱帝失敗不久,又有張勳復辟,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相繼弄權,最後徐世昌操縱國會,在1918年獲選為第二任大總統,國情只得一個「亂」字。 蔡元培在1917年初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北大烏煙瘴氣,學生混幾年只想做官,學風散漫。蔡元培極力改革,延聘新教授,重視學術研究,倡導學術自由,主張有容乃大,學風為之大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傳出日本引用所謂「二十一條款」要求佔領中國的青島的消息,舉國震動。北京多所大學罷課,三千學生在5月4日於天安門集結,舉行愛國遊行大示威,通電中國在巴黎的代表不得在和約上簽字。遊行隊伍火燒趙家樓,毆打賣國官員章宗祥;北京政府則對學生進行鎮壓,逮捕各校學生32人,北大佔20人。全國響應齊起抗議,波瀾壯濶。 學生被逮捕之後,蔡元培多方奔走,為了擔保學生,「願以一人抵罪」,但總統府、國務院都拒不接見。後來,輿論高漲,北洋軍閥政府終於在5月6日釋放學生。經蔡元培等勸說後,各校在翌日復課。 但當時的形勢其實非常凶險,北洋政府遷怒於蔡元培,五四當晚的政府內閣緊急會議上,解散北京大學、撤換蔡元培的要求,幾乎成為一致的主張。當時甚至傳出有賣國官員計劃武力鎮壓北大、買兇刺殺蔡元培的風聲。為了保護大學和學生,蔡元培不得不在5月8日出走上海,悄然辭去校長一職。 北洋政府以為趕走了蔡元培,學生就好對付,運動很快便會平息,想不到適得其反,「留蔡護校」成為運動的新主題。六月初,軍警包圍北大,逮捕學生一千多人,引發全國罷工罷市罷課。北洋政府恐慌起來,終於罷免賣國官員,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簽字,其後蔡元培亦返回北大復職,五四運動獲得空前的成功。 五四運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個大學校長竟然成了漩渦的中心,令全國社會文化向前邁了一大步。回顧這一段歷史,驚心動魄,但蔡元培高風亮節,其道德力量,連北洋政府中的一位官員也不得不慨歎:「諸位不可視蔡元培進京為一書生,當視為十萬雄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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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不變形不走樣落實幼師薪級

新政府上任前,曾對幼稚園許大重大承諾:設定幼師薪級表。這是幼師爭取逾10年的共識訴求,可是新幼稚園計劃落實距今超過兩年,這個承諾由最初的拖延而到最近有變質的趨勢。一些曾與政府會面的幼稚園校長向我反映,官方就幼師薪級表的口徑是:如要為幼師訂立如中小學教師的薪級表,便要遵從學位分配規管措施,例如統一派位及收生不足會導致縮班及超額教師等情況;當局最近更向業界表明,不會循派位的方向考慮。教育局在新幼稚園計劃落實時,以3年時間收集教師薪酬數據,並在近期向業界發放初步結果;設定幼師薪酬範圍後,幼師增薪情況普遍向好。當局的潛台詞似乎是現有機制對提升幼師薪酬有正面帶動作用,意指薪級表不是保障幼師薪酬的唯一有效方法,落實幼師薪級表似有「變形」趨勢。學券制前已設標準薪級表教育局以上的說法難免令業界擔憂是為了幼師薪級表的「走樣」而鋪路。我必須指出,幼師薪級表與學位分配機制是否必然掛鈎,本身值得商榷,可是卻未見當局與業界有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教育局理應記得,早於1995年政府推出「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時,便要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必須根據政府建議的「幼稚園教學人員標準薪級表」向合格幼師支薪,即MPS(公務員總薪級表)第7至第18點,幼稚園校長則由第14至第24點,作為學校接受資助條件之一。直至2006學年即「學券計劃」推出前一年,全港有529所幼稚園(約佔全港五成)的教師是按建議薪級表支薪,而從沒涉及統一派位的規定;及至2007學年推出學券計劃,政府才取消向幼稚園發出建議的薪級表,並改以市場機制訂定幼師薪酬;而原來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已易名為「幼兒中心資助計劃」,但採用建議薪級表的規定,在幼兒中心沿用至今。可見,一個毋須與學位分配機制掛鈎、但與MPS掛鈎的強制性薪級表,在幼稚園絕非新猷,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承擔、有否決心排除困難。上屆政府在制訂「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現改為名「幼稚園教育計劃」)時,拒絕制訂薪級表,在2016年7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時任副局長楊潤雄亦曾表明制訂幼師薪級表的困難,包括須遵從學位分配制度及核准開班數目等。高流失影響幼教團隊穩定儘管如此,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仍向幼教界作出薪級表的承諾,除了是認同這項訴求的重要性,更大程度是表示政府有信心克服去屆政府提出的行政困難。因此,現政府如舊調重彈,再以這些理由作為薪級表止步的關卡,必定難以服眾,幼教同工不可能接受。政府雖表示有數據顯示幼師增薪情況向好,然而政府提交立法會財委會的數據卻揭示,本學年幼師流失率達11.4%,是5年來新高,而資助中小學教師流失則只有約5%。值得留意的是,流失幼師(以任教同時開辦半日及全日制的幼稚園為例)的平均年資是12.4年,而離職時的平均月薪是22755元,與「薪酬範圍」規定的幼師起薪點(21680元)相差不足5%。這或多或少反映,現制度對幼師按年資獲取合理薪酬的幫助有限,亦未能反映教師年資,也可能是導致流失的最大原因。無論如何,高流失率對幼教經驗的累積與傳承都不理想,亦影響教學團隊的穩定。一個尊重幼師年資、並獲全額資助的強制性薪級表,對保障幼教專業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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