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檢討稅制 使香港更具競爭力

立法會最近就是否減稅問題進行議案辯論,議員沒有贊成謝偉俊議員提出全面減稅的原動議,而要政府盡快全面檢討《稅務條例》,使香港的稅制更公平、更具競爭力及確定性。我在發言時指出,稅務問題向來極具爭議,如何透過稅務安排和公共政策來滿足市民的期望,是每個政府的首要任務。稅務安排,即加減稅種和稅款,必然觸動到社會公共理財哲學的核心:政府的課稅與市民的納稅,如何達到維持政府有效管理的一個合理水平,從中建構一個資源再分配的和諧社會環境。要解答香港是否維持稅務的合理水平,以及和諧社會環境,便要檢視當前實施的稅務安排和公共政策是否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能夠回應市民的真正需要。我雖然只是做了一年多的立法會議員,但已經多次促請政府要善用財政儲備和盈餘,長遠規劃公共政策,幫助基層和中產,還富於民,不要隨便派糖和不做守財奴。政府應採納新思維以重整公共財政,妥善運用財政盈餘以規劃長遠政策,並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於教育、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等政策組別上,以體現政府對公共政策的長遠承擔,確保政策實施得到充分經費,紓緩社會矛盾,改善民生,以及為社會帶來更大效益。透過納稅改善人民生活要做到這些目標,政府當然不應再單靠每年各種短視和零碎的一次過「派糖」措施;應積極研究增加政府整體收入穩定性的方法,確保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政府仍能夠持續地將資源運用於各項公共政策上。納稅只是工具,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目標。香港的勞動人口有約四成人需要繳納薪俸稅,這些納稅人大部分都是中產人士,但政府多年來對中產的照顧十分少,中產納稅多,部分中產向下流動,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部 分基層,成為「窮中產」。政府多年的財政預算案都只是透過短期的稅務寬減優惠來紓緩納稅人的經濟壓力,但公共政策又做得不好,無論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 和環境保護等問題,市民均怨聲載道。納稅人不禁會問:我們每年納稅,生活質素沒法得到改善,社會政策也千瘡百孔,事事不如人意,政府又處處與民為敵,不聽 市民聲音,我們為甚麼還要納這麼多的稅呢?每個社會也要檢視人民付出的稅款與得到的社會政策回報,兩者之間是否取得合理平衡,又或者會否到達互不協調的臨界點。現在,市民怨氣繼續加深加重,不滿政府政策和官員行為的聲音越多越烈,政府已經墮入管治懸崖,因此政府必須撥亂反正,廣納民意,制訂公平稅務安排與合理社會政策,方能提升管治質素,改善市民生活。善用盈餘規劃長遠政策因此,政府必須善用盈餘,規劃長遠政策,並大幅增加教育、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等政策的經常性開支,同時檢討稅制,不要再在稅務和房地產政策向大財團和地產商傾斜靠攏,在資源再分配的時候,幫助有需要的中下階層不再遭到剝削,還富於民。在稅務方面,我認為子女免稅額方面,無論第一名至第九名子女,每名都只7萬元是過少,也不鼓勵生育,因此,首先必須大幅提高子女免稅額,至起碼10萬元。 另外,個人及供養父母等的免稅額也偏低,並且要改善市民的退休負擔,盡快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還要放寬法律援助限制,幫助中產人士享有法律援助,免受苛刻的經濟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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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濫用行會保密制後患無窮

  電視發新牌本是值得慶祝的美事,卻無緣無故鬧得滿城風雨,這本身就已值得「深切檢討」。到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使王維基致力把事件非政治化,最終仍阻不住被政治化。11 月8 日,《大公報》刊登署名文章(作者為蒯轍元),辱罵泛民議員為「賤骨頭」,罪名是「直接破壞《基本法》規定的行政會議制度,進而嚴重破壞《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進而力陳「中聯辦出手捍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論調之強悍,令政界中人嘩然。  筆者無法確定這篇文章(下稱「蒯文」)的觀點能否代表中聯辦的官方立場,但從作者的銜頭(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及刊登的「顯赫」位置,相信有一定代表性,值得重視,更應予以認真的分析和回應。  「蒯文」的「邏輯推論」非常簡單直接:泛民議員企圖以《權力及特權法》公開行政會議的文件→就是要破壞行政會議保密制度→就是破壞《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此乃大是大非問題,中聯辦不能不管,干預乃是「天經地義」。  在一般人心目中,電視發牌,以至立法會如何監察特首和行政會議等等,均純屬本港內部管理事務;但在作者一輪「推理」之後,便一躍而成關乎《基本法》憲制的「大是大非」問題,「蒯文」正是由此而合理化中聯辦在《權力及特權法》投票過程中對立法會的干預。保密制度非關憲政不過,「蒯文」作者似乎沒有留意到,對於行政會議保密制,《基本法》根本沒有作出任何規定。所謂「保密原則」,只是英國殖民者遺留下來,由特區自身的法律予以規定,不能上升到《基本法》憲政的高度,故此算不上什麼「大是大非」;至少,如要改變保密制,根本不用提請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只須立法會修改自身的法例即可。據政治教科書(如N. Miners 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的解釋,殖民地時期的保密制,只是為了行政會議成員能夠暢所欲言。最近政府回覆立法會質詢時表示:「保密原則有助行政會議在決策過程中更充分地考量政策的各方面,令最終制訂的政策更為完備,行政會議制度的完整性也是建基於此」。由此可見,保密制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成員在討論過程中暢所欲言,使行政會議可以更充分地考量政策的各方面而已。保密,只是為了讓行政會議做得更好;行政會議做得更好,為的是協助行政長官做好管治工作。現代政府的施政原則之一,是盡可能公開、透明,最終向公眾負責,故此行政會議的保密制不應妨礙政府的公開施政。向公眾負責的具體呈現,是向代表民意的立法會負責,這是《基本法》第64條明確規定的特區政府的憲政責任;因此,行政會議作出決策後,行政長官有責任向公眾解釋政策決定的依據和理由,包括向立法會解釋。行政長官尊重保密制,毋須披露行政會議的討論過程和細節,但不能藉此理由推搪其解釋政策和決定的責任。回顧由英治到回歸的漫長歷史,從來沒有總督或特首以行政會議保密為原則而拒絕解釋政策的,也從來沒有因為要解釋政策而破壞行政會議保密制的。梁振英在電視發牌上最初藉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堅拒解釋,直至立法會投票前夕才拋出可有可無的六頁解釋,做法為人詬病,原因即在於此。何況,保密制的對象是行政會議其他成員,根本不包括特首本人。現行法例對行政會議保密制的規定,見於香港法例第11 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8條。按其規定,行政會議成員須於獲委任後作出「盡職誓言」,承諾「除獲行政長官的授權外,決不向任何人洩露行政會議的議程、討論內容及基於行政會議成員身份而獲得的任何文件……」。換言之,只要獲得行政長官授權,行政會議其他成員是可以向公眾公開原屬秘密的討論過程和內容。既然特首有權解除其他成員的保密責任,他本人自然不可能受其約束。政府濫權依法制衡筆者估計,特首本人是毋須作出上述「盡職宣言」的,否則行政長官宣誓「除獲行政長官的授權外,決不向任何人洩露……」是極其滑稽的,所以行政會議其他成員可以援引保密制作為不能公開發言的擋箭牌,特首本人卻不可以,因為他根本不受保密制約束。在電視發牌問題上,他不解釋就是不解釋,不用拉扯到保密制的頭上來。所以,我在立法會辯論《權力及特權法》時(11月7日)就已指出,泛民議員希望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尋求事件真相,是因為政府沒有盡其解釋政策和決定的責任,反而濫用行政會議保密制作為不解釋的藉口。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只是依法制衡政府的濫權行為,泛民議員也小心翼翼地沒有納入行政會議的會議記錄;因此,要衝擊的不是保密制本身,而是濫用保密制的行為。「蒯文」的謬誤,在於把行政會議保密制錯誤地視為《基本法》的憲政原則,而加以絕對化、神聖化,繼而把任何可能涉及挑戰保密制的行為視作大逆不道。既然保密制被絕對化了,梁振英遲遲不肯就其電視發牌決定作公開解釋也就變得理所當然。此例一開,今後但凡經過行政會議審議的大小決定,政府一律可以閉口不作任何解釋,真可謂後患無窮!顯而易見的是,這一套主觀臆測、閉門造車的理論沒有尊重事實,也沒有認真聆聽泛民議員的理據,以致謬誤連篇。如果中聯辦基於這一套理論而悍然介入特區內部事務,維護一個不肯向公眾解釋政策和決定的政府,則是大錯特錯了。畢竟,公眾只是要求政府給出一個公允的解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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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馬拉拉之父

  如果選舉2012年國際教育界風雲人物,當選的一定是十五歲的馬拉拉。  一粒子彈,射穿她的左眼眶,再從左耳射出,馬拉拉倒在身邊的好同學莫妮芭身上。開槍的男人要置她於死地,罪名是馬拉拉公開說她要上學。極端的塔利班分子認為,女孩子是不應該上學的。槍殺行動,就發生在她上學途中。  有誰想過,只是因為要上學,一個少女竟要捱一槍,而且是奪命一槍!  事件震驚國際。馬拉拉從十一歲就開始在英國BBC網站撰寫專欄,巴基斯坦既然無力照料垂危的馬拉拉,英國人便把她接過去醫治,奇地治癒了。也是因為這個機會,她在英國資深記者的協助下寫成了自傳《我是馬拉拉》。書馬上被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於是我們有機會進入馬拉拉的世界。  讀了她的書,才知道一切並非偶然。她的故事,必須要從她的父親講起。  馬拉拉屬於信仰伊斯蘭的帕什圖族。這一族人重男輕女,如果生了男孩,族人便鳴槍慶祝;如果生了女孩,便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因為她的一生注定了只能煮飯和生孩子。  但馬拉拉的父親不這樣想,他破例地在族譜寫上了女兒的名字,他把「她」看成「他」一樣重要。  馬拉拉的父親的思想之所以異於族人,因為他雖然出身貧窮,但僥倖地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甚至參加過學生運動,使他關心女孩子的權利,也重視每一個孩子的教育機會。在他的影響之下,馬拉拉自小就上學讀書,而且關心社會。  書裏有一個情節特別動人。馬拉拉的母親非常美麗,年輕的馬父一見為之鍾情,於是送她一首情詩。可是馬拉拉的母親捧這珍貴的情意,卻一個字也看不懂,她非常失望,懊惱為何年幼時像其他族中的女子一樣放棄了學業!從此她努力幫助丈夫辦學,讓更多族人的孩子,不論男女,都有上學的機會。  正是這樣的父母成就了馬拉拉的堅強信念,即使遭到恐嚇仍無所畏懼。這位女孩與特區同年,生於1997年7月12日,比特區還要年輕十一天。7月12日這一天,被聯合國定為「馬拉拉日」,讓我們記住曾有過這麼一位傳奇的少女,為教育而倒下去,又重新站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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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中大的學生校董為何要低人一等?

  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認為,理想中的大學能結合真正的民主與嚴謹的治學,兩者乃相輔而相成(My own ideals for the university are those of a genuine democracy and serious scholarship. These two, indeed, seem to go together)。今年慶祝創校五十周年的中文大學就重組校董會擬訂了《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規程(修訂)規程》,加入通過選舉產生的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對於目前受教資會資助院校中唯一沒有教職員和學生校董的院校而言,這無疑標誌着進步。然而,修訂規程對學生校董設立多重限制,卻也無疑是剝奪學生公平參與校政應有的權利,開時代的倒車。設立權限恐不公  在新規程下,校董會將加入由全職教務人員及非教務人員選出的代表各一人,而新增的學生代表則包括學生會會長和選舉產生的研究生代表。無可否認,加入教職員和學生代表為促進校政民主化,實現師生共治邁出了第一步。但是,校方在這項修訂中為學生代表設立諸多限制,不但違反公平的原則,而且削弱學生校董的權力,令師生共治有名無實。  首先,校方草擬的條款規定學生代表須經校董會委任,如要符合委任資格,「必須已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課程為期不少於十二個月」。或許有人認為設立修業期限的目的是要確保獲選的學生代表乃熟悉校政者,可是,修業期限會間接剝奪所有一年級生的被選權,違反公平的選舉原則。再者,根據中大學生會會章,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均享有被選舉權,若獲選的學生會會長為一年級生,校方又會否拒絕委任呢?其實學生校董是否熟悉校政、是否合適的人選,應由學生決定,並由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如果校董必須熟悉校政,同一規定也應適用於其他校董,而不應只是對學生校董的限制。  更大的問題是,校方草擬的條款亦授權校董會決定是否允許學生校董參與審議「保留事項」,及其參與的方式。「保留事項」包括三項:(一)教職員中個別成員的聘任、晉升及其他事務;(二)個別學生的取錄及評核;(三)大學的開支預算與其他財政事務。此規定等同把學生校董排除於校長遴選之外,以及剝奪他們監察校政的權力,使他們淪為花瓶校董。修訂缺充分諮詢  環顧香港八大資助院校,港大和城大都沒有類似的「保留條款」,學生校董與其他校董權責相若,在處理個人資料或敏感問題時,同樣受保密原則制約。這是尊重和重視學生參與校政的表現,也反映了校方對學生的信任。  當然,中大並非唯一明文限制學生校董權力的院校,理大、浸大、嶺大和教院的條例均包括限制學生校董職權的條款。然而,隨着時代變遷,這些條款已變得不合時宜,而修例的呼聲日高。今年初,前教院學生會會長黃俊邦便就《香港教育學院條例》中規定校董會學生成員不能參與有關委任校長的商議或投票提請司法覆核。年中,嶺大校董會在未有充分諮詢師生的情況下宣布委任鄭國漢為新校長。由於學生校董被校方排除於校長遴選過程之外,再加上遴選過程本身欠缺透明度,因而引發學生激烈抗議。中大這次修訂同樣沒有充分諮詢本屆學生會,剝奪學生的知情權,故難免招來黑箱作業的指控。過去五十年,中大為香港高等教育作了重大的貢獻。今年慶祝五十周年校慶,是中大確立校政民主化里程碑的大好機會。我們期望中大校方與時並進,給學生公平參與校政的權利,成為一所真正結合民主與學術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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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一件小事

巴士、地鐵裏,不認識的人擠在狹窄的空間裏,不管喜歡與否,都要一起度過一段又一段的旅程,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然而,很多矛盾、尷尬以至歡樂,都經常在這擠逼的環境裏醞釀、滋長、發生。今天如常乘坐地鐵,途經某站,一位黑人坐下來。黑人乘客馬上留意到鄰座的一位太太和她的幼小的可愛男孩,便隔着男孩的母親,跟他揮手打招呼。這位小朋友大概很少遇到過黑人,從他的徬徨的眼神,我看得出他不知所措。這時候,起關鍵作用的,是坐在兩者之間的母親。只要她的身體往男孩那邊靠一靠,緊緊摟住自己的孩子作保護狀,或者流露出鄙夷或害怕的眼神,她的身體語言就會向全世界宣布:她不歡迎也不信任這位皮膚黝黑的男人坐在她身旁,她要保護自己的孩子。類似的反應,我見過不少。但這位女士沒有這樣做,她只是繼續優雅地微笑着。於是男孩子也漸漸地安定下來,雖然沒有熱烈地回應黑人的揮手,但也沒有排斥之意。這是一件沒人留意的小事。但我知道,一旦涉及膚色,小事隨時可以變成大事。1955年的美國白人禁止黑人與他們在巴士上同坐,竟然要警方以不肯讓座的罪名逮捕了黑人羅莎‧柏克斯(Rosa Parks),結果釀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以及馬丁‧ 路德‧ 金(Martin LuthurKing)的偉大的平等之夢。最近美國紐約地鐵發生了一件小事,一位黑人乘客打瞌睡,把頭靠向身旁的65歲猶太乘客泰爾(Isaac Thiel)的肩膀,泰爾不但沒有嫌這位陌生人麻煩,反而挺起身子,讓他睡得更愜意。他解釋說:「讓他繼續睡吧,他可能累了一整天」。試問六十年前的美國,又怎可能會想像到在巴士上有這麼樣的一天呢!時代在改進,美國甚至可以選出一位黑人總統。「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是因它沒有分開每種色彩」。我也希望香港不斷進步,對於不同膚色,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像地鐵車廂裏的這位黑人和女士一樣,那麼從容、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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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兒童要紀律

  有些人以為自由與紀律是相反詞,因此兒童要有自由,就不應該要紀律。殊不知經歷了幾千年的試驗,我們今天已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要好好地保障自由,不能沒有法治。在社會,自由與良好的法治相輔而相成。對小孩,適當的紀律與自由也不一定有衝突。  我們的父母輩是守舊的一代,他們學歷不高,不懂甚麼現代教養理論,但好處是黑白分明,像當年黑白的粵語長片一樣。他們毫不猶疑地告誡我們,必須做甚麼,不能做甚麼,Yes和No都毫不含糊,就像西方基督教的十誡,從小就植入下一代的內心深處。長大之後,我們會痛恨和反叛其中一些教條,這就是改革;但更多的時候,那些教誨和戒律成了我們的終身信念,這就是傳承。傳承和改革是兩股力量,使社會得以維持,也賴以進步。  那年代的教誨如今看來都陳年得帶點酸味,但有時卻也使人懷念,例如入屋叫人,要向每一個長輩打招呼。  吃飯時不能「飛象過河」,否則筷子侍候(用筷子狠狠地敲在手指關節上,痛得叫人哇哇大叫)。自己的東西要自己打理。碗裏的飯要吃清光,否則將來要娶個「荳皮婆」!  那個年代,教養的方法都很老土,不太懂得親子溝通,而且有些父母嚴厲得叫人害怕。失敗的例子不少,但至少有一點他們是相當成功的:有些事情,萬萬不能做。  讀了一點教育心理學之後才知道,原來幼童最接受黑白分明的教誨,而且一旦接受之後,會非常堅持,近頑固。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個幼稚園女生牽小弟弟的手過馬路,大概是因為老師教過,她堅持要等「綠公仔」才橫過斑馬線。  她身旁的成年人早就在亂七八糟地闖紅燈了,但她就是巍然不動,直到「綠公仔」出現才肯邁步!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女孩很笨,思想不夠成熟,但你不得不承認,她所顯示的道德力量卻是驚人的。  就是這樣,上一代讓我們繼承了他們的一些基本的是非觀念,還給我們以很大的自由空間。一點紀律,再加上自由,儘管很窮,我們那一代的童年還是幸福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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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瘋台灣

  九月初,我應台灣的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的邀請,到台北參加一個有關教師評鑑的研討會。一抵步,教總的理事長便把新一期的《天下》雜誌送給我,封面標題是: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  「瘋」台灣,不是台灣瘋了,而是crazy about Taiwan。雜誌說,這幾年,香港人喜歡去台灣旅遊,去農場書店民宿,去吃去玩去讀書;去羨慕台灣的民主政制,政黨輪替;去羨慕台灣的風土,還有人情……  「瘋」台灣,其實是香港本身缺了很多。  上一個世紀,更多的是台灣人「瘋」香港。當年台灣沒民主沒自由,更談不上法治。想看禁書,如魯迅馬克思,非靠香港不可。流行文化也以香港為尊,連送葬也唱起了港劇《陸小鳳》主題曲:「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還有台灣的金馬獎,屢屢由香港電影獲獎,若我是台灣人也一定會瘋掉。  時移世易,台灣人早已不用躲在被蓋裡看禁書,且一早享用著香港人豔羨的民主。在捷運(地鐵)裡,人們還會讓座,讓香港人重溫久違了的謙和與教養。現在台灣只欠法治這一關。  台港之間瘋來瘋去,互相推動,是大好事。執筆的前一天,台灣的教師總工會派了龐大的代表團來訪問香港教協,相信彼此都可在對方身上學到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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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免費電視發牌

這陣子,無論是立法議會,還是市民大眾,談得最多的是有關免費電視發牌問題。事件的爭議,並非始於上月15日政府公布三間申請機構,只批准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獨排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而是早於2009及2010年,政府計劃增加免費電視台開始,爭議從沒停止,只是現時政府的黑箱作業,與民眾意見背道而馳,引起更大民憤,結果出現12萬市民迫爆政總的場面。政府在事件上從未解釋三選二,以及不發牌給王維基的原因,只以商業資料機密和行政會議內容保密為由,拒絕交代箇中細節。其實,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即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前身,早於2011年中完成審核三個牌照申請,並議決向行政會議呈交發三個免費電視廣播牌照的建議,即是說,廣管局同意同時向三間機構發牌。亞洲電視和無綫電視先後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期間,電視業開始進行挖角潮,製作人員的薪酬條件及節目質素受到重視,壟斷可以不再,市民指望良性競爭可促使有高質素的免費電視節目觀賞。長官意志凌駕社會民意與程序公義可是,縱使不時傳出消息,有行政會議成員和高級官員不認同是次拒絕發牌給王維基的決定,但梁振英仍然以行政長官身分,以個人意志凌駕社會民意與程序公義。市民都知道,發牌與否不僅是一家商業機構的生存問題,更關乎政府決策的透明問責、程序公義等重要原則。連日來政府對事件的回應,已不能符合市民對一個「正常」政府的期望。對於梁振英政府一而再踐踏香港核心價值,我們感到憤慨。我和立法會其他泛民議員已經決定支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政府出示在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前廣管局向政府所提交的所有相關文件及報告)。已經有團體包括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將在該條例提出的當天,即11月6日到立法會及政府總部外集會,要求議員支持條例,讓作業的黑箱可公諸於世,還機構申請者和公眾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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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人口政策要回應教育界斷層

政府在2003年首次制訂《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當時香港經濟低迷,政府官僚在制訂人口政策時,主要的考慮是如何減少公共財政的負擔,例如提高新移民申請福利資格的限制,以及接納投資移民等。當時報告書有一項建議,就是每年檢討人口政策和有關計劃的推行情況,以及每2至3年發表報告一次。可是,建議一直未有落實,導致人口政策一直落後於形勢。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去年公布了《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在報告書內更新了人口資料,報告政策進展,檢視了長者返回內地養老和「雙非嬰兒」的問題。但是,整份報告書並沒有策略上的思考,所提出的建議都是修修補補,較重大的政策和社會投資,例如退休保障基金或教育上的改進,更是隻字不提。今年10月24日,政務司司長兼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發表題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概述了香港現時的人口挑戰,包括嚴重並急速的老化、勞動人口下降,連帶生產力和經濟競爭力能否保持及提高等等。當中我最關注的,是年青人感到理想職位不足,向上流動的路徑因而受到阻礙。年青人理想職位不足說得沒錯,教育界的情況顯得更加嚴重。過去數年,教育局容許學校濫用大量常額編制聘用合約教師。同時,隨著中學人口萎縮以及一些短期經費項目相繼結束,很多在中學服務的年青合約教師職位被取消。這些教育界的新力軍,工作與常額教師無異,但每年都要擔憂能否續約而四出奔走,情況令人惋惜心痛,連帶剛畢業的準教師也難以入職。另一方面,新高中的深化發展、學生學習能力差異擴大、學生的生涯規劃輔導等的需要也越來越大,政府理應借助聘用年青教師解決學校的難題,避免教師隊伍青黃不接,出現斷層。但我們的教育局,本應在教育界內製訂完善人口政策,做好人口規劃,偏偏敷衍塞責,寧將餘款退還政府,也不延續有助教師健康退任和增加青年教師入職的「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此外,諮詢文件提到2016/17至2018/19學年,將會是小一學位需求高峰期。我不同意諮詢文件中所說,把「雙非」兒童引致的學位緊張視為「過渡性」問題。我認為,構成學額需求增加的不單是雙非學童,還有單非學童以及近年回升的本地女性所生嬰兒,在2014年入讀幼稚園與2017年入讀小學的學額需求尤為緊張,並延續至往後幾年。由於本地學童分散各區,不單只集中在鄰近邊境校區,因此當局必須完善預測方法、做好學額規劃及準備對應策略。在對策方面,應立即研究如何有效使用各區空置課室、增加可用課室、完善校網安排等,在落實所有可行對策安排後,便應審慎研究增建學校的需要性和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須避免因學額需求日後回落而導致縮班殺校的另一波震盪。準確規劃諮詢業界其次,教育局必須取得最新及最準確的預測和真實數據,及早諮詢教育界,妥善規劃學位,否則就像今天般仍然是見步行步,毫無對應方法,導致民怨沸騰。在幼稚園和小學學額方面,由於要保障學童不用舟車勞頓,我同意就近入學原則;同時,當局在規劃學額時必須關注學校的班級平衡,避免出現「大肚班」現象,影響學校發展和教師的穩定性。就著人口老化,勞動人口增長緩慢,撫養比率上升,當局應採取措施改善勞動人口質素,包括盡快推行15年免費教育、小班教學、增加學士學位和副學位的資助學額,以及增加本地年青人修讀研究院課程的機會。當局亦應正視急速增加的少數族裔人口融入社會的困難,並加強支援少數族裔年青人學習中文和接受教育的權利,以確保他們有平等機會升學就業並融入社會。有評論認為人口政策的重心在人,政策要因應人口而改變,不能本末倒置,以人口去適應政策。文件諮詢期維時4個月,教協會稍後也會諮詢會員意見,發出教育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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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兒童要自由

路過九龍塘港鐵站,赫然看到一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巨型燈箱廣告,不禁駐足細看。  一個男孩子左手被一位應該是他母親的女士用力拖,不情願地向遠方走去。他回頭望望草地上的足球,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標題寫:「您的孩子有足夠遊戲時間嗎?」  似曾相識。我這個年紀的朋友,都應該有過被母親強拖回家的經歷,而且次數不少。不過,在被拖走之前,我們早已經在那片草地(或荒野、或球場、或屋外的走廊)玩個不亦樂乎,可能已經消磨了整個下午。  今天的悲哀是,不少孩子根本沒有機會走到這片青草地!進場也沒有,又如何會被拖走呢?  我總覺得我們那一代孩子比較幸福。物質是極度匱乏的,沒有玩具,沒多少零用錢。父母親又忙又嚴厲,很少與我們溝通。照道理是非常淒涼的,但我們擁有自由,珍貴的自由。我家五兄弟姐妹,父母忙於謀生,哪有空管我們?總之做好功課,做好清潔,依時睡覺上學,那就好了。在這些「大是大非」上,他們非常嚴厲,教會我們紀律和約束。除此之外,所有時間就完全屬於我們自己。  我可以讀自己喜歡的書,可以看一隻蜻蜓發呆,也可以與同齡小朋友玩遊戲。沒有玩具,我們便無中生有,就地取材,用手指、橡皮圈、雪條棍、汽水瓶蓋,以至用爛布弄出五個小米包,不斷地創造出自己的樂趣。我們一起玩,合作、衝突、打罵,然後和好如初。我們比賽,有輸有贏。就這樣,我們擁有友情,而且在真實生活中不斷地鍛煉創造、選擇、溝通、合作、競爭、解難、改正、抗逆的能力。  更重要的,我們擁有自由,毋須成人過問,我們自會尋找樂趣,找到消磨時間的方法。  我們不會因為空閒而徬徨,不知所措,感到苦悶。因為自由,所以能夠自主。  現在的一些父母太像新加坡政府,善意而專制,每一分鐘都為子民想好,安排好。動機當然是好的,但結果往往就像廣告裏的女士一樣,把孩子從幸福拖走,愈拖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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