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自證預言

在前往上海的航班上,鄰座的議會同事忽然問我:「Self fulfilling prophecy該怎麼翻譯成中文?」 於是,在幾萬里的高空之上,聯想翩韆,浮現出與這個奇怪的心理學名詞有關的幾幅畫面。 一幅畫面,是我當年的Band 5學生。那年頭還沒有實施融合教育,所謂「Band 5學生」其實大多非常聰明,但在學習上自卑得很。上課時向他們提問(quiz),問題還沒有提出,他們已經「投降」,就算是非常淺白的問題也回答不出來。看着他們我的心情很鬱悶,何以這麼簡單也學不會呢? IQ真的如此低嗎?何以那麼懶惰呢?後來我才省悟,這與IQ根本無關,他們一早就預言自己是學習上的徹底失敗者,於是所有行為都配合這種心理預期,而以失敗告終。 但這幅畫面已經從灰暗變得鮮明,畢業之後,他們終於擺脫了學術形象低落的煎熬,在各自的領域重新開始,各自各精彩。 另一幅畫面,是從書上讀回來的有趣故事。話說有一位教授到學校去視學,離開時,鄭重地把一張名單交給老師,說名單上是一批超常兒童,但必須嚴加保密。老師甚麼都沒有透露,一年後,教授重臨學校,老師歡天喜地地告訴他那張名單確實準確,名單上的孩子都進步神速,包括那些看來呆呆鈍鈍的─想不到,教授抱歉地對他說:那名單只是隨意編造出來的! 上了當的老師甚麼都沒做過(至少他這麼確信),只是心裏對孩子的表現改變了預期,何以竟能化為神力,推動這些孩子進步呢?這是教育學的教科書上有關「自證預言」的經典事例,雖然表面上甚麼都沒做過,但你的信念已經轉化成一系列的暗示,有力地推動了你的教育對象! 還有一幅畫面,是在大學時代裏參加一個論壇,講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了,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奇怪的心理學名詞。當時那位講者說的,竟然仍歷歷在目: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之下實現民主,似乎遙不可及,但誰能說得準,世事往往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自證預言」也好,「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好,不同的譯法都是指向同樣的概念。在幾萬里高空之上,就這樣,在剎那間重溫了生命裏一些重要片段─再聯想到這次旅程,竟然與三十年前的往事遙相呼應。 但願美好的預言終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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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慎防小班教學政策大倒退

某家長嚮往小班教學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充分的照顧和教學互動,當聽說某校實施小班教學,便把孩子送去讀書。開課日,這位家長發現小一課室裏擠滿學生,足有30 多人,於是找校長理論: 「校長,你們的介紹不是說是小班教學嗎?按照教育局的規定,小班教學是25 人一班,現在你的班級超過30 人,擺明是失實聲明,我可以根據《商品說明條例》控告你啊!」校長不慌不忙地回答:「這位家長,我們確實是實施小班教學啊! 沒錯, 那是25+N 人的小班教學!」你也許以為這是天方夜譚,但卻是人間事實,只不過說這番話的不是校長,而是教育局官員;發問者也不是家長,而是一群校長。角色調換之後,更是荒謬!每年,政府也有責任把適齡兒童編配到小學讀書。經社會人士多年的批評和教育界的爭取,前任特首曾蔭權2007 年終於宣布在小學階段實施小班教學政策,從2009 年起,小一開始實施25 人的小班制,並逐年遞升;到下學年,即2014-15學年,小班教學的實施將推展至小六,整個小學階段的小班教學政策方告完成。不過,並非所有小學均實施小班教學,個別學校可以選擇維持大班授課,在這個情況下,每班派位30 人,政府也會對這類學校給予一定的資源補償。目前實施大班授課的學校約佔全港公營小學兩成多;換言之,實施小班教學的公營小學已是主流。可是,這幅美好圖畫已出現暗湧。比方說,當局似乎已悄悄重新為「小班教學」下定義。上星期,教育局在回答財政預算質詢時,是這樣描述小班教學的: 「從概念而言,小班教學是一種由教學考慮帶動的教學組合或分組」。事實上,教育局持這種觀點並不是偶然的。在最近給家長的一些選校資料裏,教育局是這樣寫的:「學校基本每班派位名額為25 人。須注意,小班教學是一種教學帶動的分組法,學校實施小班教學會按學習目標和學生需要訂定教學組的大小和數目;每班派位人數不應也不須和教學組的大小劃上等號」。所謂「教學帶動」或「教學考慮帶動」指的是什麼,恕我無知,看不明白。我只知道,教育局似乎是想宣稱小班教學只不過是「分組法」而已,不應與教學組的大小劃上等號。按此推論下去,小班教學完全可以變成30 多人甚至40 人一班,只要它是一種「教學帶動的分組法」便可以了。這算不算現化版的指鹿為馬呢?誰都知道,小班教學的主要特徵是人數減少,人數減少可以帶來更優越的教育條件,形成一種「促進性的條件」(facilitatingcondition);它可以分組,也可以不分,但分組與否並非它的主要特徵。小班教學本身是中性的,但中才以上的老師都可以藉由小班教學的優越條件提高教育質素,包括對學生有更深刻的認識、有更多的關顧、安排更頻繁和更有意義的互動等等。至於要少至多少才算「小班」,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美國教育界普遍認為必須少於20 人,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則把小班的臨界點定為25人。無論如何,沒有任何有份量的學者講過,也沒有幾個教育界中人會相信,小班教學只是一種「分組法」、「與班級人數多寡無關」這種荒誕的話!其實,教育局也並非一開始就這麼荒謬。他們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採用英國的定義,以25 人為小班。而早於2008 年,教育局在給學校的通告中也申明: 「為促進學校平穩發展,方便家長選校及讓教育局作長遠規劃,原則上,獲批准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日後不得申請改以30 名學生一班為標準班額」。政府是很清楚的,轉了小班便要穩定下來,不能隨隨便便地轉來轉去。只可惜,教育局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我們也並非沒見過的。問題仍然出在規劃之上。過去幾年,香港本地的生育率自歷史低谷大幅回升(見附【表】),加上外部的跨境需要,政府早應料到幼稚園和小一的學額須要大增,並於幾年前開始部署,例如是否減少營運中的學校、保存已「殺」的校舍、是否興建新校,如要興建又在哪兒興建等等,都是一早就要籌謀的。如今看不到任何由規劃帶動的部署,只看到政府又再一次臨急抱佛腳:在沒有任何部署的情況下,惟有大幅調高現有校舍的使用率,即是增加每班人數,犧牲小班教學,以應付迫在眼前的需要。由於跨境學童大增,新界幾個地區要增加每班人數,大家只能無奈接受。如今連跨境學童影響較小的巿區也要大幅增加每班人數,香港巿民看在眼裏,還能信服這個政府的規劃能力嗎?問題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在窮途末路之際,還可以使用語言「偽」術。當小班教學不再與班級人數的多寡掛鈎之後,政府官員可振振有辭地說,「只要老師懂得『教學帶動的分組法』,我們仍堅定地實施25(+N)人的小班教學!」由此可見,預計2014 年達到入讀小一年齡的嬰孩為45257人,比低谷的2010 年的36587 人增加22.9%。而增加趨勢仍然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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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清明時節

今年清明節正值周末,前往掃墓的孝子賢孫特別多,很多家庭都是全家總動員,扶老攜幼,把整個墳場擠得水洩不通。在已經踏入廿一世紀的香港,整個家庭以至家族共同去做同一件事,除了周末周日到茶樓飲茶、以及農曆新年的團年飯之外,恐怕最受重視的就是春秋二祭:暮春的是清明,還有深秋的重陽。除此以外,家庭的傳統凝聚力已經漸漸淡出,因此,清明這種舉家大行動更顯得意義重大。拜祭的過程,也是年輕一代認識祖先和家族的過程。年輕的一輩往往會問,墓碑上的這個那個是誰?和家族有甚麼關係?聽完長輩解說之後,可能還是不甚了了,但至少有一個概念,我們並非橫空出世,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過去與淵源。讀着墓碑上的記載,每一個墓碑就是一個故事。有些紀錄了一個快樂的家庭,夫妻恩愛,子女恭順。有些是早夭的孩童,可以感受到父母的悲傷。也有些是孤苦無依的老人,連名字也不知道,墓碑上只有蔡婆、魯伯之類的稱號。讀着這些墓碑,也許會更令我們感受到一個美滿的家庭的重要性。父親的龕位之上來了一位新住客,碑上的名字後面不忘標註MBE,JP 這些勳銜稱號。我們好奇地用手機google一下,發現這位新住客原是一位街坊首長,生前也頗為顯赫。然而,無論生前多麼風光,最終也同樣歸為塵土。正所謂,「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人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最公平的,都是赤條條的。眼前的這許多龕位的主人不管生前是富是貧,是聰明還是愚笨,到這刻都已經不相干了。人們更加在意的,是有沒有後人前來為他們掃墓,有沒有後人為他們插上一束清香的鮮花。祈禱或泣告,跪拜或鞠躬,都是儀式,如今這些儀式都簡化得多了。孔子教我們,「祭如在」,拜祭的精髓最終不在於儀式,而在誠意,在慎終追遠,拜祭先人時彷彿他們仍在生一樣那麼誠敬。通過集體的參與,在世的後輩學會了如何處理,並且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西洋人並沒有清明,他們靠每周到教堂做禮拜維持社區關係。香港的華人已經失去了供奉祖先的祠堂,維繫家庭與家族的緊密關係,清明的功勞是絕對不能估的。葉建源,自預科起便想從事教育,結果心想事成,教過中學、教育學院,做過校長。最近從政,成為立法會議員︵教育界︶,仍然回味教書育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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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小一「加派」

幾經艱苦,小學在2007年爭取到小班教學政策,由2009年起在小一開始實施25人的小班制,並逐年遞升。到下學年,小班的實施將推至小六,整個小學階段的小班教學政策方告完成。 想不到政府已經開始挖小學小班教學的牆腳!教育局在回答財政預算質詢時,竟然這樣描述小班教學:「從概念而言,小班教學是一種由教學考慮帶動的教學組合或分組」。天啊!請問這個講法有何根據呢?我在4月4日的會議上當面向教育局官員指出,這是充滿謬誤的「概念」:第一,小班教學可以分組,也可以不分組,何以分組變成小班教學的「概念」?第二,小班教學的主要特徵,是人數減少,何以小班教學的「概念」會抽走了人數? 這絕對不只是學術探討。當政府悄悄地偷換了小班教學的定義,指小班教學實為分組教學而與人數無關的時候,政府便可以大模斯樣地大量增加「小班」的人數而仍可指鹿為馬地稱之為:「小班」! 下學年,隨著人口回升,政府沒有做好規劃,要求個別地區的小一增加派位人數,每班竟增至30人之多,而仍稱之為「小班」!語言「偽術」之極致,非此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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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改善場地設施及人力資源 制訂長遠體育政策

兩星期前,立法會曾就制訂長遠體育政策進行議案辯論。我在準備發言前,曾諮詢教育界前線人員的意見。多位校長、體育科教師和教育局員工都與我分享心得,因此,我在辯論時努力如實地反映教育界前線人員的意見。 早前,數份報章刊登了一則報道,講述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的曾燕紅老師為了鼓勵學生訂立目標,實現夢想,於是身體力行,準備出發攀登珠穆朗瑪峰,誓要成為首位成功登頂的香港女性。曾老師透過體育活動磨練自己,言傳身教,鼓舞學生不要輕易放棄理想,這個真實故事,既動人又勵志。教育界有很多有心有力的教師,只可惜教育政策反覆,而硬件配套亦往往缺乏,令很多教師無從發揮,不免令人沮喪。 2002年,政府提出體育要以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為目標。曾老師的例子告訴我們,普及體育能夠磨練意志和耐力,隊際的體育競賽亦有助訓練合作精神,因此體育涉及品格教育。另一方面,體育亦關乎兒童的健康。世界生組織訂定的標準,是每名學生每天應有60分鐘累積的中等至強度的活動量,藉以培養健康的體魄。所以,體育不但涉及體格鍛鍊,也關乎品格培養,我們可從中看到普及化的重要性。 學生每天應有60分鐘活動量 體育普及化的最重要工具,便是中小學的體育科。在香港,學校普遍只注重學術成就,體育科被迫放在次要位置。有時學生為了應付學術科目而疲於奔命,而在運動上稍有成績的同學在升上高中後,往往要在學術和體育之間二擇其一,結果很多學生會選擇放棄體育,即使勉強堅持下去,也不能盡展所長,遑論享受體育的樂趣。 至於課程規劃,現時教育局建議學校分配不少於總課時5%的時間予體育課,即是在一個循環周內,體育科一般獲分配最多兩小時或兩節課的時間。能夠有兩小時的體育課已是非常奢侈,因為有不少學校長期徵用體育課作補課、測驗或追趕課程之用;即使有時間上課,也受天氣限制;如果是下雨天,則視乎學校有否有蓋操場,否則,體育老師只好被迫把學生帶回課室自修。所以,體育科教師長期處於無奈中。 多元學習津貼杯水車薪 學校的體育科長期缺乏發展誘因,教師只能依靠多元學習津貼取得一點資助,爭取在常規的課時內帶領學生出外接觸不同的運動,例如高爾夫球、網球、攀石,或加添少量器材,令學生對體育課產生興趣。不過,多元學習津貼對於學校的體育科只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最重要的問題是沒有場地。教育界多番提出學校的體育設施嚴重不足。有黃大仙區的中學校長向我反映,區內多達5間中學的校舍不單不符合標準,其中一間中學的籃球場甚至比小學的更小,而體育科教師遞表預約場地,便成為其每學年既重要而又繁瑣的工作。他們既要教學,又要訓練校隊和帶領比賽,再加上預約場地,箇中辛酸政府何曾理會? 雖然學校現時可以透過全年預約方式,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房屋署申請使用轄下的體育設施,但學校之間難免會出現競爭激烈的情況。舉例說,葵涌區十多間學校要競逐區內兩個硬地足球場,他們的校隊唯有與另一間學校作聯校訓練。 此外,雖然民政事務處現時推行為期3年的「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先導計劃,讓官津學校有額外資源聘請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來推廣體育活動,可是計劃名額只有15個,實在少得可憐。所以,如果香港需要進一步發展體育,我們便需要良好的政策、場地設施及配套資源,為體育科提供一個理想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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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樹仁之路

鍾期榮校長去世了。在靈堂翻閱她的紀念專刊,檢視一張張紀錄生平點點滴滴的照片,追思其為人處世,與樹仁的功業,心想,做教育工作的,能夠做到鍾校長這個地步,也就應該無憾了。我與鍾校長素不相識,但樹仁倒是去過幾次探訪和演講。從書院到大學,樹仁的規模一直不算大,但卻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任教的老師告訴我,而我的有限經驗也印證了,樹仁的同學都非常尊師重道,彬彬有禮。這一種學風的描述真有點恍如隔世,而且,我相信與鍾校長的辦學宗旨與做人處世,是密不可分的。在香港,苦苦撐持一所獨立的高等學府,並非易事。新亞、崇基、聯合、浸會、嶺南,逐一被政府吸納成為官辦大學,各各保留了一定的傳統性格,但在制度上已變得十分接近,各自按照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評價指標跳着同樣的舞蹈。唯獨樹仁以私立的姿態,可以置身事外,保持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樹仁最令人稱道的,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為了堅持四年制,而拒絕政府的資助。當時,一向以四年制為驕傲的中大師生非常努力,奔走呼號,結果仍頂不住政府的壓力,改為三年制。直到幾年前,政府推出「三三四」學制改革,中大又重返四年舊制。這反反覆覆的過程,忠貞的中大人一定感到傷痛。而樹仁呢?在鍾期榮的堅持下,四年制紋風不動,傲然屹立。這並不一定是說美式四年制一定優勝過英式三年制,我想說的是,回顧這段歷史,便可明白為何私立才可真正獨立。但獨立的代價是不菲的。樹仁並非賺錢的事業,剛好相反,鍾期榮夫婦為樹仁不僅付出了終身的心血,也付出了她的以億元計的私人財富。有很多人以為私立院校是一種「巿場機制」,院校通過追逐盈利而不斷提高質素,這是大錯特錯了。世上最好的私立大學,哪一所是以營利為目標的呢?私人辦學,如果沒有靈魂,只會辦成學店,不會辦成出色的大學。美國的著名私立大學之所以能夠茁壯成長,是因為得到社會人士大量餽贈和捐助,積累雄厚的實力。香港有幸,有鍾期榮校長這一種有如松柏般的教育家,不計較,不埋怨,踏踏實實地開拓出一片天地。希望後繼者可以貫徹其志向,而社會各方能更珍惜這瑰寶,給予支持,讓樹仁得以成為參天大樹,造福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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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韓國也有「怪獸家長」

這幾年,韓國很紅火,手機是韓國的,歌手是韓國的,有朋友更是愛韓國愛得徹底,每逢假期便必定到韓國去。不過,韓國和香港在骨子裏很相似,彼此文化同源,都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因此,當韓國國會議員申宜真談到當地的幼兒教育時,我們竟然出奇地有共鳴。申議員也是教授。在韓國,他們採取一種特殊的選舉辦法,除了大部分議員由人民分區選出之外,還有一小批議員,按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因此執政黨主席(也就是當今總統)可以委任一小批人成為議員,而毋須經歷地方選舉的洗禮。這類議員以專業人士和學者居多,身為韓國延世大學小兒精神科教授的申宜真,也就被朴槿惠總統委任為議員了。我們幾乎可說是一見如故,因為大家都關心小孩子的教育。她有好幾本書已譯成中文,分別在大陸和台灣問世,是兒童心理學的專家。一談起孩子,我們就無法避免談到「怪獸父母」「直升機父母」之類的課題。申教授竟然說,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把孩子放逐到荒島幾個月,只有這樣,孩子才可以逃離父母的過度照顧,學會自立!說得真痛快!她又談到電子產品。這年頭,幼兒過早又過多地使用各類電子產品,已經是東亞地區的共同現象,幼兒在街上撥弄手機的屏幕,經常可見,父母也很心急希望孩子學會使用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但申教授對此深痛惡絕,她批評說,電子產品對孩子的刺激其實及不上真實環境那麼豐富,孩子一天到晚只是接受電子產品的洗禮,思維刺激有限,很容易便變得頭腦簡單。我相信,申教授在韓國也只是一士諤諤,難以抵擋普遍家長面對後現代社會的嚴重焦慮。幾年前與韓國的學者合作,發現韓國的考試成績也是非常驕人的(與香港一樣,都位居世界前列),但當地的補習社也是全世界最蓬勃的,香港也瞠乎其後。單是這兩個現象,便可以看出我們身處的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共同點其實極多。不過,面對這些頑強的社會現象,像申教授這樣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政治家,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讓孩子可以更健康地成長。謹與申教授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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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喝酒嗎?小孩子

酒席間,主人的小兒子走過來跟我們談天。這是一個只有三四歲的男孩子,既稚氣又英俊,深得賓客的歡心。他拿起盛滿紅酒的酒杯,問那是甚麼,然後湊上前去努力地嗅了又嗅,卻嗅不出個所以然,非常疑惑。旁邊的姨媽姑爹慌忙告訴他,這個你不能喝,一個說喝後會暈的,另一個說很難喝。過了一會,我再問他:「要不要試一口?」他馬上爽快地回答:「不用啦!」然後轉身便跑了。姨媽姑爹們的教育顯然發生了功效,孩子馬上學會了:那是一種不能碰不該碰的飲料。他的拒絕也得到了身邊的姨媽姑爹們的讚許和鼓勵,得到了強化。可是,他的內心深處到底又怎麼想呢?我也曾經是一個小孩子,也是乖乖的小孩,聽話的小孩。我記得,長輩也曾告訴我,吸煙是有害的,小孩子是不應該吸煙的。表面上,我也和其他乖小孩一樣,非常認真地記住長輩的教訓,對於煙,連眼尾也不瞧它一眼。可是內心深處呢?我總是很疑惑,長輩們叫我們不要碰的香煙,為何他們自己卻樂在其中呢?他們在我們面前大剌剌地抽煙,吞雲吐霧,卻千叮萬囑要我們不要,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慵懶的下午,在現在稱為翠屏的雞寮廉租屋邨的家裏,我們把父親的香煙偷出來,點了火,吸了一口。那時,我應該也是三四歲,最多五歲,還沒上小學。這是一個至今還沒有被長輩發現的秘密,乖乖的小寶貝們在那麼小的年紀裏曾經偷過香煙並且偷偷吸過。不過,我發誓只吸過一口,沒有吸過第二口,因為香煙其實不香,簡直是苦,害得我們咳個死去活來!自此之後,不用其他人教我,我才不要再碰那些鬼東西!其實紅酒也一樣,那個年紀的小孩,誰會喜歡苦澀呢?如果酒席間的那個小孩子有機會去嘗一口,他一定不會再去碰酒杯,更不會去偷偷去找,直到長大、味覺成熟之後。成功令我不吸煙的,不是他們的話,而是三四歲偷偷地吸的那一口煙的惡臭。而我的長輩們卻一直以為,是他們的說教成功了。其實,人的成長又那會如此簡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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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快樂的侍應生

我很少看過這樣的校慶典禮,校長邀請兩位畢業生上台進行對話,那種彼此熟悉的地步,已經毫無隔閡,時而互相調侃,時而相視而笑。能夠在校慶被邀到台上對話,那當然學校引以為傲的畢業生,是律師?是醫生?是議員?甚麼都不是。一位畢業生在做設計,屏幕上展示他美麗的創作。另一位,在迪士尼樂園工作,不是高層管理者,只是一位每天勤勤懇懇上班,為遊客服務的餐廳裏的一位侍應生。如果你是校長,你會感到驕傲嗎?只是一位侍應生。但這位校長的確很驕傲,在場的每一位賓客都分享她的驕傲。在這麼一所特殊學校裏,能夠把孩子培養成能夠獨立生活,能夠自助並且助人的年輕人,校長和老師的功德,不僅是成就了一個人,而且是一整個家庭。侍應生的開朗笑容很有感染力,笑語盈盈地告訴全場賓客,他每天如何一大清早起床,如何獨自從九龍乘坐交通工具,如何回到樂園上班,如何在晚上回到九龍。每一個細節,都在述說「我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啦,校長老師們,你們可以放心」!而這些一切一切,都是在學校幫助下做到的。特殊教育的存在,令人無法不反省學校教育的真正意義。一般的學校往往以培養到多少律師、多少醫生、多少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的畢業生為榮。但在特殊學校工作,打從第一天開始,就不會有這樣的期待。那麼教育的意義,教育的目標,又在哪兒呢?在這個典禮上,演出了一位年輕老師創作的一首歌:「人生原可完美,但世事從來無法掌握,遺憾似包圍,填滿心房,堆積於我懷。人生平等難見,我已盡力卻無人知曉,能力有不同,如我般庸,問可否幫助我。……」孩子天生的限制是無法改變的,但我們可以讓他在其限制之中,做到最好。歌的最後一段說:「有你在旁我盡見掌握,同度過艱難,挽手行,來推開積雪,衝破障礙。只要你在。」不一定是律師,不一定是醫生,能夠好好生活的,就是美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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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籃球的啟示

在人來人往的金鐘站,喜逢舊同事張sir。數數手指,相識已經二十六年了,真是滄海桑田。幸好他的外貌風采與魁梧體格一如往昔,在人群之中一眼就認出來。他教體育,通身結實肌肉被學生譽為「石頭人」,是香港手球代表,打籃球也有一手。他不僅教學生,也教過我。二十六年後,我對他說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嚇了他一大跳。我當時喜歡在課餘與學生一起玩,學生打籃球,我也一起湊熱鬧,但我個子雖高,傳送籃球固然「論論盡盡」,連定點射球也百無一入,是個籃球笨蛋。張sir看在眼裏,有一天放學後,操場無人,他請我在罰球位試射十球,結果一如所料,球球落空,有好幾次連球框也碰不到!他沒說甚麼,只說:「葉sir,是這樣射的」,於是示範射了一球,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如何用腰,如何持球。然後再請我照樣試射十球,結果仍無一中。沒有即時效果,不等如沒有效果。在糾正了「一碌木」射球姿勢之後,我開始懂得好好地使用腰腿之力,懂得持球瞄準。幾天後,十球射進了一球,再不久進了兩球。最初以為射進是偶然的幸運,但持之以恒,兩年之後,我轉到另一所學校任教之後,最好的紀錄,竟然是十球進了九球!在這之前,誰都不會認為我有所謂「運動細胞」,包括我自己。我是個典型的體育科band 5學生(最糟糕的學生),跳不高,跑不遠,射球不中,只適合在觀眾席。但這一次,連我自己也不禁重新審視自己的能力,在荏弱無能的外表之下,其實是否有許多正在等待甦醒的運動細胞呢?環顧四周,那些當年被認為是band 5(今日叫band 3)的學生,有多少人的潛能也一樣沉睡着,沒有被喚醒,因而被認為是沒有希望呢?有多少人無法擺脫失敗的自我觀,只是因為缺乏一次機會,讓他們看到一次好的示範、學到受用的好方法呢?我是幸運的,遇到了一位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好教練──儘管我已多年沒有課餘也沒打籃球,儘管最近我偶然射球的成績已回降到十球進二;可是,這短暫的成功經驗已令我不敢再低估自己,低估其他人,特別是年輕人。遲了二十六年的道謝,給老同事,張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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