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溝通之路障塞 校長反映無從

最近,教育局要求在3個分區5個校網正在推行小班教學的小學,加派學生由25人增加至30人甚或31人,引起區內甚至其他分區的小學校長和老師甚為不滿,擔心是小班教學政策的大倒退。 事件的起因,是升讀小一的學童人數增加及大型新屋邨的建成,使接收跨境學童的學校,如元朗和大埔,以及市區學校如觀塘,小一學額供不應求。事件的始末和學界的反對意見,在本期《教協報》中小學版第一頁已有詳細報道,這裡不贅。可是,我想指出,事情本來可以較妥善處理,並不應走到這樣的僵局,但校長們為了維護老師和學生的利益,別無他法之下,只能到立法會陳詞,讓議員和公眾評理。 我在二月底得悉教育局擬在觀塘區施行小班教學的學校加派小一學生。在多次落區與校長們會面後,我清楚掌握校長的共識是要求維持小班人數現狀不變,不同意加派學生。但是,校長也明白小學生就近入學的原則,在無計可施下可討論加派,但必須確保小班教學政策和質素不能受損。不過,教育局負責諮詢的官員並沒有聆聽和回應校長的意見和建議,只單方面要學校「硬啃」每班加派5人的所謂臨時措施,但這措施正正是減少和剝削學生的資源,損害教育質素。 要學校「硬啃」每班加派5人 說負責官員沒認真和學校磋商我可舉幾個例子:該區有學校現在是30班,一至六年級各5班,如按教育局的措施每班加派5人,5班合共25人,剛好等如一班小一。校長提出,可否將這25人當作一班新班來處理,然後增加教師人手和班級津貼,然而,教育局充耳不聞。也有校長說,學校有特別室,是正常課室般大小,可暫時用作課室來擴班,教育局仍然置若罔聞。更甚者,有學校有空置課室可作加班,但教育局不諮詢學校,只硬推每班加派……種種情況顯示,教育局擺出「不要跟我說,只需跟著做」的老子心態,吳克儉局長在立法會還說已諮詢學校,校長同意加派,抹去教育局的諮詢失誤規劃失當的前因後果,怎不讓學校激憤痛心呢! 還有,校長們一直要求與吳克儉直接會面,因為,他們認為與地區和負責官員的溝通已經無效,就算與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會面,也說政策層面不是她可解決的事。因此,校長們要求我約見吳克儉,讓他們直接向吳反映意見,希望他修正政策。不幸地,我多次書面及手機訊息要求約見,一直沒有回覆,後來避無可避下,吳克儉竟說:局長的角色只宜與議員會面,不應會見校長! 局長的荒謬回覆 還有比這更荒謬的回覆嗎?局長與業界見面向來不知凡幾,無論前任的,甚至吳克儉本身也多次與校長見面,現在竟然提升至角色層面,不想見校長不想聽意見只管直接說,還為甚麼要砌詞狡辯呢,而且這種砌詞實在讓人發笑! 無論如何,小班加派事宜茲事體大,必須小心處理,否則大班復辟,也損害師生利益。我已要求教育局盡快跟進我在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動議,要求局方重新就加派問題與學界重新磋商,目的是不讓局方在議員和發言代表一致反對下仍然單方面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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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地鐵「優先座」

地鐵車廂裏,兩位乘客到站離開,騰出兩個熱血般紅的「優先座」。一個年輕人上來了,馬上佔用了其中一個,隨即閉目養神。一個中年人上來了,佔用了餘下一個。隨後又上來了一批人,中年人把座位讓給一位女士,是一位孕婦。年輕人繼續閉目養神。這是地鐵車廂裏經常看到的鏡頭。有時我會想,這「優先座」有甚麼意義呢?如果沒有老弱在側,「優先座」難道空着不坐嗎?如果有老弱在側,難道不是「優先座」就毋須讓座嗎?到底這「優先座」有甚麼意義呢?這個問題,直到在台北巿乘坐「捷運」,才得到圓滿的解答。在台北,也許在全台灣,年輕力壯的乘客是不會坐在「優先座」的。有時車廂已有人滿之患,人人都擠迫地站着,那兩個「優先座」還是空着,預留給還沒到場的有需要的人。當然,車廂裏沒有工作人員指揮秩序,一切都是人們自己遵守的默契。我一連看過十多卡車廂,都是如此,坐在「優先座」的都確實是「優先禮待」的人,令來自香港的我為之咋舌。難怪近年香港人喜歡往台灣跑,在「捷運」裏,我們看到了比香港優越的禮貌與文明。這每卡車廂的小小的兩個「優先座」,就是最佳的證據。當然,彼此情況不同,不能完全比較。至少香港地鐵車廂比台灣擠迫得多,如果每卡都有兩個「優先座」空着不坐,結果可能是繁忙時間要增加班次,情況比現在更要嚴重,故台灣的例子雖然美好,但他們的好辦法我們不一定要照搬。可是,形式不照搬,精神是否應該要提倡呢?如今在香港地鐵讓座的,往往是中年人讓座給老年人,體魄理應最好的青少年讓座的反而極為罕見,至少筆者很少看到。今天,我們常看到小孩子衝入車廂撲向座位,並且得到其父母的高度讚賞,卻很少看到父母讚賞子女讓座給有需要的人。這種教育方式,正好與我們上一代給我們的家教迥異。那麼,是否台灣比我們更能保守傳統的美德呢?筆者沒有答案,只知道事在人為,只要父母們多加關注,孩子們也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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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城際穿梭

上周四,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Betty)榮休,局內人為她在大會堂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廣邀局內外的朋友參加。這一天,是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育研究協會的第四屆研討會的第三天會議,身為主辦者之一,我應該身在廣州。助手本來為我推卻邀請,但我想,廣州與香港距離不遠啊,Betty為教育服務幾十年,勞苦功高,何不回來走一趟呢?於是答應了。 可惜,沒有想到這已是初夏,西裝履革在城際間穿梭,原來足可以出一身臭汗。 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齣紀錄片,說澳洲中部靠近愛麗斯泉的沙漠荒野,人煙絕少,交通不方便。但為了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或一個慶典,人們非常樂意地步行幾天,從一個小村落到另一個遙遠的小村落。對於城裏的人而言,這是多麼不可思議,一天已經要完成好幾件事情,怎麼會為一個朋友的婚禮花上幾天?更加不會為此而步行流汗!試想想,在廣袤的荒漠裏踽踽獨行,從日出走到日落,還要在深夜裏紮營,為的只是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的喜事,值得嗎?然而沙漠荒野之地,沙多人少,人們閒來無事,便更加珍惜朋友共聚的人情了。我們難以體會沙漠荒野人的心態,只因身邊的人和事都 太多,窮於應付,除非是至親,否則怎會願意付出這高昂的成本?我也不知道將來會否還會這樣做,畢竟真的太累人了。可是,在大會堂的宴會上,但見高朋滿座,人頭湧湧,新知舊雨,歡聚一堂,Betty的工作伙伴們輪流上場,娓娓道出Betty幾十年來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我不禁覺得這一次城際旅行是值得的。畢竟這是Betty幾十年貢獻後的一個圓滿的句號,我能參與其中,也是美事。雖然吃過頭幾道菜,便要匆匆道別趕深圳往廣州的尾班車,無法盡興,但也是值得的。祝Betty退休後健康愉快,也祝許許多多像Betty一樣勤懇工作多年後退休的朋友,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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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規劃不善衝擊小班教學政策

2007 年,曾蔭權宣布兩年後在小學實施25 人一班的小班教學政策。這個標準雖然與美國普遍認為小班必須在20 人以下、以及香港的國際學校平均數約22 人還有一點兒距離,但至少已符合英國倫敦教育學院的研究結果,而且距離也確實大大拉近了,這令教育界和家長普遍感到滿意,是近年政府教育施政中難得廣受歡迎的一項政策。政策在小學實施五年,教育界對小班教學的好處有非常深刻的體會。香港小班教學學會的章月鳳博士最近對此作了一個概括性的描述: 「在教育理念和學校管理方面,小班教學傳揚人本主義教育思想,推動學校人本化管理,更有利於學校形成共融的學習文化,推動學校的正向發展。……在教學策略方面,教師在小班教學環境下更關注和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其社交情意的發展需要,更注重增加學生在課堂學與教的參與,並在教學策略中運用更豐富、更多樣化的教學策略,更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差異,更注重給予學生正面的評估和回饋,從而更能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因此,當小班教學政策最近受到威脅時,教育界的反響極大,大家都極不願意一個爭取多年才得以成功的政策,讓政府無聲無息地摧毀。在教育界眼裏,政府雖無廢止小學小班教學政策之名,卻有破壞小學小班教學政策之實!其方法,是以人口波動為藉口,增加小學一年級的派位人數,使部分地區的小學由本來的一班25 人一下子飆升至30 人。按照目前的趨勢,未來幾年,全港各區的小學都會大幅增加派位人數,個別地區甚至有恢復到接近40人一班之虞!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區別兩種人口波幅。一種是短暫而突變的,所謂「雙非」嬰兒即屬這一類,它的突然增加、突然停止,數量極大,但是否來港及何時來港都難以預測,為香港帶來短暫而龐大的學額需求。另一種是較長期而平穩的,包括本地婦女生育的嬰兒(通常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單非」嬰兒的生育也屬較平穩的,但數量較小,此處不贅),本地生育於2003 年「沙士」前後曾跌落低谷,但其後穩步回升,已經成為教育規劃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面對第一類短暫而突變的人口波幅,政府應盡可能避免增加硬件設施,例如現在邊境地區(北區、元朗、屯門)面臨大量跨境學童的學額需求壓力,如果大量興建新校舍,在短暫的波幅結束之後,新建校舍就可能要丟空,變成極大的浪費。政府可以做的,是盡可能找出可用的空置課室、改變部分特別課室的用途、加建臨時課室,甚至復用某些廢置校舍等,盡可能滿足短期的學額需求。在這些方法都嘗試過後,才考慮短暫增加每班人數,同時為學校提供恰當的資源以補償人數增加帶來的資源分薄效應。至於第二類較長期而平穩的波幅,政府則應積極考慮增加硬件設施,例如某個新屋邨落成,大量人口遷入,便應在屋邨內配套新的學校,而不是利用周邊的現有學校吸納新增人口。本地生育回升也屬同類增幅,當生育回升到一定程度後,現有學校的容量再不能容納的時候,便須要尋求額外的學額供應(見【圖】),包括尋覓新的課室,或在有需要時興建新校舍,以盡力維持每班教學的人數穩定。如果面對這種穩定增幅時,政府採取的同樣是增加每班派位人數,其結果是派位人數不斷上升,長期居高不下,最終就是以大班教學政策取代小班教學政策,違背2007 年的政策精神。目前政府「偷雞」之處,就是混淆第一、第二類人口波幅,把一切學齡人口的變動都一概稱之為短暫的變動。以觀塘為例,它的學齡人口增幅的火車頭,是本地生育上升和新住宅的大量落成, 「雙非」的影響相對輕微,如果把這個人口增幅視為短暫升幅,然後貿然大幅增加小一每班的派位人數,最終便是暗渡陳倉,令大班教學政策得以回歸!隨着各區的學齡人口都會持續上升,小學的小班教學政策便有可能名存實亡。何以政府要違背自己的既定政策呢?到底是規劃不力,還是處心積慮呢?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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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所謂「看見」,是發現,是用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看到連台灣人也不曾看到過的台灣。 這個全新的角度,來自高空。 齊柏林用二十年的堅持與深情,在直升機上拍攝台灣。二十年的積累,提煉成為一齣紀實電影,一本書。 感謝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的朱堯麟理事長,珍而重之地把《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攝影集郵寄給我,使我可以先看書,再看電影。 而觀賞電影《看見台灣》的過程仍然極度震撼!人迹罕至的嶙峋的高山,呈現在巨大的銀幕之上,使我們可以用平視的角度遨遊其間。那些港灣、小島,色彩豐滿,像是活動的明信片,一定是從十多年來天氣最好的日子裏精挑細選出來的片段。還有那些低空拍攝的翠綠的田野,原來有各式各樣的紋理,其間有農民在忙着收割,搬運,還有水牛…… 齊柏林以俯瞰的姿態看到了台灣另一種美,也在高空裏哀悼台灣土地的破壞。那流淌在城巿邊緣的被化學品污染成紅色的河流,像大地在流血。那孤懸在高山的車站,與因水土流失而大幅倒瀉的砂石懸崖,竟只有咫尺之遙。颱風過後從高山流到低地的漂木,竟然傾瀉成了一片木海…… 就這樣,我們隨着齊柏林的直升機的盤旋起伏,看見了台灣不同角度的美麗與哀愁。我想,如果我是台灣人,看着這一幕又一幕的畫面,不知會有多大的震動。我也想,首先看到這一幕又一幕的齊柏林,他在半空中檢視着這屬於他的土地時,會是怎麼樣的心情! 看完電影,我更明白朱堯麟先生給我的信上的話:「這部紀錄片《看見台灣》目前在台灣播映,得到廣泛熱烈的迴響,盛況不亞於前幾年的《海角七號》。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台灣,讓我們學習要更謙卑地尊重這個地方。就如同,你們堅持守護香港的心意,雖然很艱辛,但請一起加油努力!」 也許,某一天,我們也會以另一個全新的角度,看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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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醉翁亭

復活節假期期間,帶一批小學老師到南京交流小班教學經驗,偷閒到附近的滁州探望歐陽修的醉翁亭。南京在江蘇省,滁州在安徽省,想不到相隔一個省份,過了長江,車程僅一個小時而已,馬上便進入了歐陽修筆下「環滁皆山也」的場景。由北宋迄今,醉翁亭已有千年歷史。中國歷史雖云悠久,但古建築的保存並不理想,醉翁亭能夠保存下來,當然令人喜出望外。亭的本身像是個四方盒子,並非甚麼宏偉的建築,但因為歐陽修在此與民同樂,並且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於是名聞遐邇,歷代都有人為它修築園林。亭前有一道淺淺的溪流,名為釀泉,清澈可鑒,歐陽修的同代人曾經在此釀過酒,也因文章而享有盛名。在這個小小的亭裏,人不算多,閉上眼,彷彿仍可看到「蒼顏白髮,頹乎其中」,卻又與眾同樂的那位太守的千年以前的身影。小時候唸《醉翁亭記》,只知道是一篇出色的文言文,背呀背呀,要記住他的三層快樂:飲酒之樂,山水之樂,與民同樂,以便答題得分。當時心目中歐陽修是個嚴肅不過的人,連飲酒和山水之樂,都要聯想到政治。如今重讀,方覺《醉翁亭記》只是歐陽修的一篇遊戲文章,一連用二十多個「也」字,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節奏感,令讀者千年之下,尤可以想像一位微醉的名士在山間開懷的吟哦,更加體會到這位被貶而理應失意的太守,那種隨遇而安的豁達情懷。亭內有聯:「飲既不多緣何能醉?年猶未邁奚自稱翁?」也幽了歐陽修一默,其實「醉」也好,「翁」也好,歐陽修不是說了嗎:「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欣賞《醉翁亭記》,骨子裏其實是欣賞歐陽修的修養和境界。古往今來,失意的文人多的是;他們縱情詩酒,而在縱情詩情之後充滿憤懣的更多的是,但能夠在失意之後醉而不亂,不僅自得其樂而仍能與民同樂的,就只有歐陽修一人,以及繼承他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的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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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反篩選、真普選 — 匯報上海之行

立法會議員應邀在上月中一連三天到上海進行職務訪問,重點是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討論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政改事宜。雖然,就這次會面社會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我認為上海之行是重要的,也是溝通的開始,議員應摒除個人情緒,履行市民賦予的公職責任,嘗試以對話縮窄與中央政府的分歧,不再隔空各自表述,改為直接面對面交流,打開雙方溝通大門。 我在見面時,發言主要陳述市民和教師對行政長官選舉必須展示真普選、反篩選的決心。市民絕不會同意有政治篩選的假普選方案,因為這些方案企圖蒙混過關,扼殺真正的普選,不能達致公平和民主的社會。我也表達教協會支持包括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及低門檻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另外,也有調查顯示在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須符合國際對普選的標準,但不接受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支持才可以出閘成為候選人,也不支持提委會以全票制選出三名候選人的限制。 普選不要經過篩選的贗品 議員和中央官員的溝通,也不限於會議上。王光亞主任看來有備而來,看到馮檢基議員在離開立法會展示一個三軌方案的《基本法》模型,於是在與議員的正式會面前,於傳媒拍攝期間,指內地的古玩市場非常活躍,要請專家鑑定,因為「有贗品,有真品」,其後向馮送上《基本法》,意指他所送的才是「真品」。 王光亞這舉動引來全場大笑。當然,他手上的《基本法》肯定是真品,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按照真的《基本法》弄出來的普選,也是真品!我們不要經過篩選的贗品普選! 我在會議上也遞交教協會的意見書,當中主要表達: ‧ 我們希望下一代能夠生活在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 ‧ 然而,《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卻加入了不少「《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以外的內容,例如「機構提名」,企圖偷換概念,僭建不必要的法律要求。 ‧ 教協會重申,根據《基本法》第2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任何附有政治篩選的提名程序,均不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不受無理限制」的人權標準,有關公約已根據《基本法》第39條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草擬法律予以實施,而非透過政治僭建,粗暴剝奪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權。 ‧ 在行政長官提名方面,教協會支持「真普選聯盟」提出,以三軌制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三軌制分別指提名委員會提名、政黨提名及公民提名。 ‧ 在提名委員會組成方面,教協會堅持必須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以達致相對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 ‧ 教協會要求,於2016年取消分組點票制度,以及不遲於2020年廢除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 政改對香港市民非常重要,我們必須積極發表意見,並多走一步,爭取沒有篩選的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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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放學之後

放學之後,是美好時光的開始,在那些年。下課鈴聲一響,學生就往操場跑,有人喜歡打籃球,有人喜歡打乒乓球,我班的大孩子喜歡打羽毛球,到處都是歡聲笑語。身為他們的班主任,我也「追隨」他們的嗜好,跟他們一起打羽毛球。回想第一年的教學生涯,放學後的多數時間便是與這班嘩鬼一起在操場一角打羽毛球,偶爾也會打打乒乓球,直至大汗淋漓,學生相繼離去,才依依不捨地回到教員室批改作業,開始第二條戰線的奮戰。據說他們很歡迎我參加,能把這位高而不大的男老師擊敗更是過癮。很快他們就發現,這一點都不是難事。一位姓文的同學對我說:「老師,你打球不錯,只是拿拍的姿勢有點像打乒乓球!」委婉地道出了對我的球技的評價。一晃眼,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前幾天在南京,又重溫了舊日的感覺。下課鈴聲響過之後,這所以足球聞名的小學的球場上,還有幾堆學生在打球。我印象中,這在內地的學校是較罕有的,校園重視安全,為免生意外,放學後學生都馬上回家,極少所謂「課後活動」的,但眼前這批小男孩的確在射龍門。他們是小六學生,與我當年的中一學生只是一線之隔,都在蓄勢等待一場轟轟烈烈的發育期。流連足球場,正是他們的荷爾蒙蠢蠢欲動的表現。我一身西裝履革,慢慢走向足球場,他們馬上意識到這個陌生的男人想參與他們的遊戲。遊戲世界裏沒有陌生人,一位男孩傳球給我,讓我起腳勁射,守門的還來不及反應,黑白的皮球便已在他右邊的死角入網,我聽到一陣騷動的聲音。可惜,好景不常,第二球越門而過,第三球被守門的緊緊接住。如果我在進第一球後見好就收,也許會留下一個犀利的傳說,但黔驢再三展示牠笨拙的技術,誰都看得出,第一球只是美麗的偶然。果然,第二天該校的老師跟我說:有幾個小孩很興奮地說前一天跟一位香港來的老師射球,但這位老師的球技很一般!球場是交談的好地方,大伙兒攀談起來,他們問我來自何處,又熱情地逐一介紹每個同學的特點,帶頭的最喜歡足球,是校隊代表;守門的不喜歡運動,但自稱勝在面積大,可以有效阻止足球進入龍門云云。你一言,我一語,二十多年前,我就是這樣認識我的嘩鬼們。不知道昔日的那個操場,今天還有沒有學生放學後自由自在地打球?還有沒有乳臭未乾的青年老師笨拙地陪着他們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登廣告呼籲家長每天讓孩子遊戲一小時;聽說老師也一樣,放學後忙於開會,根本沒機會與學生相處懷念着昔日放學後的美麗時光,我不禁猶豫,教育,是否一直在進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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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叉電」假期

昔日的學生在臉書上說,以為外遊「叉電」,結果原來是「放電」,只好回來上班之後,才慢慢補「叉」。 「叉」其實是英文re-charge的音譯,中文應該叫「充電」,但「充電」也好,「叉電」也好,皆因「冇電」。 香港是個繁忙到不得了的社會。幾十年前,香港的上一代非常勤奮工作,但也有休息的時候。最記得黃昏的巴士繁忙時間是五點到六點幾,人人準時下班,回家吃晚飯。因為窮,沒有甚麼消遣娛樂,有更多休息。白天「放電」,晚上「充電」,完美的周期。 今日香港繁忙依舊,但方式早已改變,還有多少人能準時下班呢?九十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下班時間的觀念,從那個時候開始,準時下班成為了罪惡。 但「放電」的時間何只返工放工,即使放工之後,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大大改變了,大伙小伙在外頭吃晚飯的愈來愈多,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的機會愈來愈少,加上各式各樣的消遣娛樂,於是回家的時間也愈來愈晚。「放電」時間愈來愈長,「叉電」時間愈來愈短,日復日,月復月,勞累不堪。 然後,大家都渴望假期來臨,重新「叉電」,復活。可是,香港人連旅遊也是匆匆忙忙的,要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任務,結果就像我那位學生所說,興高采烈地想去「叉電」,卻把剩餘的電也放光了。回到工作崗位,更感疲累。 其實,假期必須到外地旅遊嗎?告訴你,像復活節這樣的長假期,當人們都起勁往外跑的時候,香港才是最寧靜的。今年復活節假期開始,剛好也是春天正盛的時候,我在大白天走在平日車水馬龍的彌敦道與上海街上,竟然發現一種久違了的閒適。你還可以省下高昂的旅費,選擇在家裏休息一下,重新打理一下平日沒有機會打理的事情。你也可以到本地的郊外去,而不一定跑到別的國家的繁忙城巿繼續擠迫的生活。 希望你在這個復活節假期裏也「叉」好了電。最重要的是,生活裏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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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尊重業界 公開諮詢 公平參與 —— 回應免費幼教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李輝先生

今日下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會討論「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這是最近爭取十五年免費幼兒教育大聯盟(大聯盟)發動聯署的重點要求之一,聯署已獲近二萬五千名幼師和家長支持,大聯盟三十個團體代表今天也會在立法會外進行紅衣請願,將聯署遞交局方和議員。 在幼教同工合力爭取之際,上周「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成員之一李輝先生,在本報撰文,質疑同為工作小組成員的大聯盟召集人袁慧筠博士,以委員會閉門造車、沒公開諮詢業界、討論欠透明度為由,提出上述成立專責小組的要求,是有違事實的指責。同時對我和陳家洛議員回應業界訴求,要求成立專責小組表示難以理解,質疑是疊牀架屋。 我不懷疑委員會及小組成員參與的熱誠,但也不能忽視委員會內界別成員的組成比例,這對業界關注的項目和意見能否得到重視,起着關鍵的作用。觀察這次委員會的組成,過程非常封閉,無論人選和比例,均沒有諮詢業界意見。 委員會內二十位成員,只有一名幼稚園教師,與幼稚園校長合計也不過四人,反觀業外人士及與教統會委員已佔六名,即使連同辦學團體,幼教代表也只約三分一。委員會主席在幼教界也被評欠缺代表性,在這種方式委任下,委員會在業界的認受性自然不會高。 保密協議形同滅聲 更關鍵的問題是,委員會以極高規格的保密協議,令討論完全「滅聲」。我說其高規格,是參考即使涉獵範疇更廣、敏感資料更多的教統會成員,也沒要求簽署保密協議。 我同意若涉及感敏資料,有時須在保密情況下討論,但不代表過程中的所有討論,都必須以如此嚴格方式保密。部分成員向我反映,基於保密協議,五個工作小組之間的成員,無法互通和聯繫,令本應環環相扣的幼兒教育政策,討論完全被割裂,無法整全具體策劃,甚至阻礙了業界和公眾的正常討論。 去年十二月,委員會完成進展報告,亦沒有向持份者正式發布和公開。至今年二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跟進委員會的進展,業界才從政府文件中首度獲得資訊。 當中,委員會提出增加學券的過渡期建議,更在沒有任何公開討論前,政府已經作為政策在一月份的《施政報告》公布了。業界聯署要求委員會尊重業界聲音,進行公平、高透明度的公眾諮詢,原因正在於此。 委員會無法正常發揮效能,導致進展報告與業界的期望落差巨大。業界形容報告「只零碎地作出一些工作記綠,根本談不上是一項政策計畫或規劃」,例如業界一直期望制定的幼師薪酬架構和發展階梯,報告隻字不提,充其量只見培訓課程、考察團、講座等。 業界甚至批評小組本末倒置,進展只聚焦於學券的短期措施,大篇幅地報告收生安排及增加學券面值等。可是,業界最大的困難,包括長全日與半日制獲相同金額學券的問題,政府仍視若罔聞,引發一眾大聯盟代表群起聲討,鄭重表達對進展報告內容空洞和短視的不滿。一年過去,業界正擔憂在現行進展和方向下,委員會探討的免費幼兒教育,會傾向貨不對辦甚至胎死腹中,最終淪為優化學券的措施。 立法會專責小組更顯獨立 我倡議在立法會成立專責小組,正是要補足委員會失去的重要功能。首先,立法會專責小組由立法會職員跟進,可免卻政府主導的可能,運作更中立和具獨立性,與委員之間絕無「主僕」之分,業界可通過聽證會,真正廣泛和公平地參與,不會以聚焦小組取代公開諮詢;同時讓立法會議員有渠道參與,他們是民意代表,可令問題的考慮更加全面,並可監察進度,及避免官方主導討論方向甚至建議。 前綫幼教同工對委員會的不信任非常清晰,而我的考量與業界一致,為十五年免費育教育的政策發展,建立一個有延續性和具質素的系統為宏遠目標,以兒童福祉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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