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悼曾澍基先生

曾澍基先生,猝逝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九月十六日晚上舉行喪禮。我其實沒有甚麼資格寫這篇悼念文字,只因九月十六日身在外地,無法到喪禮現場鞠一個躬,唯有把哀思化為文字,表達最後的敬意。認識曾基(他的朋友都如此稱呼他)應該在一九八三年,關於香港前途的爭論非常熾烈,當時我擔任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他與一批知識分子組成政論團體「匯點」,發表民主回歸的主張,很受我們注意,在不同場合裏都有接觸。認識時間雖長,卻不曾深交過。事實上,對於曾基的學問,我只是仰之彌高而不甚了了。對於他的尊敬,是源於其他我尊敬的人對他的不尋常的敬重。正如讀書時老師推崇過某些人物,因為老師在我們心目中的威望,他推崇的人物也就自然有着不尋常的分量。曾基在大學修讀哲學,畢業後轉行研究經濟,八十年代末年聽他講甚麼「長波理論」,連邊皮也弄不清楚。但身邊那些七十年代學運領袖都非常用心地聽,於是我也硬着頭皮半懂不懂地聽下去。記得有一次,與一群學長們同桌吃飯,大家口沫橫飛,剛好餐廳電視播放新聞,訪問曾基,曾基一開口,十幾位學長們不約而同地閉嘴,專心聆聽,這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場面。很多與曾基同期的學長都視他為啟蒙的良師益友,我們這些後輩便更加肅然起敬了。我不懂他的經濟學,但得益於他的小文章甚多。八十年代,我們那一代人,不少都是讀他的早期着作《香港與中國之間》、《巨龍口裏的明珠》等的奶水長大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在已停刊多年的《財經日報》上與洪清田就民主與自由孰為重要的筆戰,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筆戰,三言兩語,但對我的啟發尤深。他長於辯論,我還記得他辯論時那副睥睨一世、顧盼自雄的傲氣,還有他不徐不疾、堅定而嚴密的語言與論證,傲氣而不霸氣,論證而不沉悶,真不知道當今之世是否還有第二人。他憑雄辯為七十年代的學運開啟出不盲目追隨北京的「社會派」思潮,為八十年代正在躊躇不安的香港提出民主回歸的契機,和而不流,群而不黨,一直為香港和中國的現實與未來思考探索。如今香港的政制發展又在轉折點之中,我們正需要更大的智慧。然而就在此刻,哲人猝然遠逝,思之不禁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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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不尋常的開課日

九月一日,中小學開課日。老師和學生如常回到學校,如常在禮堂參加開學禮,如常地回到課室做各種收費、安排座位、抄寫時間表之類的瑣事雜務,也許會一如往年一樣提前放學。家長也許會如常送子女上學,如果是第一次上幼稚園或上小學,心情可能會較為忐忑,直至到看見孩子的班主任是甚麼一個模樣。九月一日上課的事,一切如常。但這也是一個不尋常的開課日——通常,老師和學生都會在前一晚的專注力都會放在開課日之上,多數會提前上床睡覺。但這一天,北京作了重大的決定,全城關注,大家在上床前可能還在全神貫注觀看電視或網上的新聞。到了九月一日,北京派員到港簡介其決定,社會議論又會沸沸揚揚,連最不留意新聞的老師、家長、同學,也極有可能會嗅到空氣裏的異常,感到時代正在轉變。這其實與開課日無關,但由於時間上的巧合,大家將來都會輕易記得這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年的開課日,實在太不尋常。人生只要夠長,總會遇到某些關鍵時刻,標誌着時代的轉折點。我們有機會目睹香港的這一個關鍵時刻,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但每一個年代的人,都要面對屬於他或她的那個年代的挑戰,無可迴避。對於當前的變局,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回應方式,但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深有感受。年紀小的學生,可能很快就忘記了這一切,馬上回到他們的功課和喜歡的遊戲之中,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而年紀大的教師和家長沒有少年人的特權,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有自己的一個觀點,然後尋求一個自處之道。至於我,我想,在一個亟變的年代裏,只能以堅定的信念為指南針,在洶湧的波濤間向前航行。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個不尋常的開課日,我們都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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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國家安全豈可壓抑民主發展

執筆之際,全港正在等候一個來自北京的消息,到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作出一個怎樣的決定?會否依照2004年的「政改五部曲」流程,單純地作一個啟動政改的決議?還是會像政壇盛傳的消息那樣,就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或人數作出具體規定呢?一個決議,一個選擇,一念之差,將會引領香港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筆者身為立法會議員,有機會與其他泛民主派議員一起,上周之內兩次與內地官員見面,一次是在香港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另一次是在深圳與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等會面。兩次會面均有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強烈要求不要提前「落閘」;所謂「落閘」,即是關上討論的大門,當北京就提名門檻或候選人人數等關鍵細節作出決定,並寫成具法律效力的決議之時,一切已成定案。這是泛民議員無法接受的,相信很多市民也會極度抗拒,牴觸的情緒一觸即發。其實,北京還可有另一個選擇,就是把決定留待下一階段(即第三部曲),讓剛剛啟動的中央與泛民之間的對話延續下去,嘗試增加彼此的了解,縮短距離,這也是最符合既定程序的做法。按照2004年確立的「政改五部曲」流程,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次會議只須回答一個簡單問題: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是否有需要進行修改?至於具體如何修改,應由特區政府在下一階段向立法會提出。可見具體方案應由特區政府提出,全國人大急於「落閘」,實有越俎代庖之嫌,有違2004年決議的精神。為何北京如此急於「落閘」呢?近幾個月裏,不少建制派人士均極力主張全國人大提早「落閘」,一錘定音,以免市民「感到混淆」。對北京而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似乎是「國家安全」的考慮。國家安全這個課題醞釀已久,在過去一年裏,無論中央大員或是接近中央人士均零零星星地觸及過這個題目,但最完整的論述,莫過於國務院在6月9日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多處(特別是最重要的第五章)提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政改問題,它指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第37頁)。這段可視為《白皮書》的結論,它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從這一個前提出發,北京提出「袋住先」的建議,希望社會接受一個不完美的方案,也就不難理解了。北京的邏輯似乎是這樣的:國家主權和安全非常重要,故行政長官必須為愛國愛港人士,因此不可能接受真正的普選制度,只能給予一個次貨;只有這樣,北京才能感到安心,國家主權和安全有百分百的保證。問題是,為何要把國家安全與民主進程放在對立面上呢?北京關注國家安全問題,是不難理解的。百多年來列強的壓迫,以及近年由美日策動的圍堵,再加上國內各種不安定的因素,都是促使北京把國家安全列入首要關注項目的理由。可是,如果把國家安全上升到成為一個凌駕性的考慮因素,認為一切都為了國家安全,其他如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都可以因而犧牲,這便很有問題了。我們都知道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如戰爭期間,政權可能因為國家安全問題而暫時壓抑某些自由。可是,現在香港的情況已經到達這個地步了嗎?大多數香港人追求的只是民主公義,只是一個具有高認受性的特區政府;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興趣和意思要把香港搞成對抗中央的顛覆基地。以國家安全之名去壓抑民主的發展,合理嗎?不幸的是,北京可能以為確保國家安全的支柱,全賴一位掌管政治權力的特首,只要特首沒有問題,國家安全就可以維持不墜。她大概沒有考慮到,要維繫國家安全更重要的因素,是整體人民的歸屬感,以及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政治制度。如果香港市民感到在一國之內可以繼續發展民主,而我們又能夠通過合理的普選制度選出高認受性的政府,試問人民又怎會希望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選呢?而這種民主制度又怎會威脅國家安全呢?相反,如果在一國的體制之內無法實現人民對社會發展的期盼,那種鬱悶以至憤怒的心情,都會成為京港之間的直接矛盾。如果不幸這種矛盾持續擴大,民心不穩,外部敵對勢力便更加有機可乘了。如何兼顧國家安全和民主發展,以及其他種種問題,都是完全可以在下一階段再深入探討的。剛搭建好的中央與泛民之間的溝通平台正好大派用場。不過,這一切都視乎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幾天裏的決定。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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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政改進入關鍵時刻 民主政制舉步維艱

立法會在7月中開始休會,但暑假期間正處於政改關鍵時刻,我只能匆匆與家人往德國旅遊幾天,便全力應付接續的政改工作。 根據目前的評估,要達致無不合理限制的政改方案仍然困難重重,舉步維艱。我們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直強調透過溝通,化解分歧。在7月下旬,我們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重申爭取特首提名的三軌方案(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及擴大民主成分的提委會提名)、普選的國際標準及立法會選舉要盡快取消功能組別。我們更認為,行政長官提交的政改報告未能將香港市民對2017年「真普選,無篩選」的訊息如實向中央反映。 因此,我們23名泛民議員在8月中發表一份「民間報告」,向中央表達港人渴望真普選的真正民意。我在記者會上指出,中央不應將國家安全與香港政制改革對立起來,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不能凌駕其他社會發展,例如民主發展。相反,推行真普選可以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和香港的歸屬感,實現真正的國家安全。用國家安全作為藉口,以壓抑人民對民主選舉的訴求,務使特首選舉「零風險」,最終只會以社會極不穩定的「高風險」作為代價。 與此同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分批會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我聯同馮檢基議員、莫乃光議員及李國麟議員一起與張主任會面。 國家安全不能凌駕民主發展 由於國家安全成為最近的重要議題,所以我主力就國家安全與民主發展表達意見。我指出,中央屢指基於國家安全,政改的設計上要有所限制。我重申市民認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假若中央以一種高度設防的心態,箝制民主進程,結果會令一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有強烈爭取民主意願的人,否定這個假普選制度,這樣對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影響更為負面。我們必須質疑,為何國家安全與民主選舉兩者需要對立和衝突?這是沒有根據,也不合情理的。 泛民議員對要落實真普選的決心更一致,行動也更團結。8月20日,26名民主派議員簽署「政改承諾書」,堅定地表明若政改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我們必定會在立法會表決時否決方案。簡單來說,國際標準,是讓市民可高度和公平參與,候選人無不合理限制,選民可根據個人意願作自由選擇。 連串會面的重頭戲,當然還包括立法會議員出席深圳的政改座談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與上海之行相比,我認為今次的會面氣氛更好,即使不同意對方的立場,但起碼更了解對方的理據。 「堵塞」還是「疏導」在乎一念之間 我在會面上提到大禹治水的事蹟:禹的父親鯀受帝堯之命治水,用障水法,在岸邊設置河堤,以圖堵塞大水,但水卻越淹越高,多年未能平息水患。禹繼任治水,總結了父親治水失敗的經驗和教訓,改以疏導為治水方法,把積水導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終能治水成功,消除中原洪水氾濫的災禍。 俗語有說,強拗的瓜不甜,反而事緩則圓。就政改方案,現在只是五部曲的第二部,如果在8月底召開的人大會議,設下市民不能認受的候選人限制關卡,即「落閘」,例如規定全票制、過半數提名或限制候選人數目等,這是用「堵塞」的方法,我們便別無辦法,只能結合民間力量,將抗爭進一步升級,包括以個人身分參與「佔中」行動;相反,倘若人大會議沒有附加不必要的框架,沒有限制了將來政改方案的討論空間,便能以時間換取溝通和談判的空間,努力找尋一個多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這是用「疏導」的方法,對國家利益和市民利益均有最大的好處。 當然,我們不會盲目樂觀,按目前情況其實是十分悲觀的。香港的民主進程進入關鍵時刻,但我們會抓緊每一個機會,盡最大努力,將市民的訴求向中央如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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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知其不可而為之

絕對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絕少。既然「為之」,往往還有一絲希望。知其百分之二百不可,依然要「為之」的,不是愚蠢,便是偉大的犧牲精神,例如祈求死者復生,又或者燈蛾撲火。因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實際上並非絕對「不可」,只是成功的機會極度渺茫,可能只剩下百分之一以至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機會。機會這麼渺茫,還要不要「為之」呢?就像小大衛迎戰巨人一樣,「輸硬」,還要戰嗎?南華迎戰巴西,同樣「輸硬」,但即使如此,如果有此機會,南華也會興奮地參戰。這不是我們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它沒有機會成本,贏是大贏,輸了也無所謂。但如果是小大衛對巨人,輸了便可能粉身碎骨,小大衞還敢幹嗎?敢,願意,為甚麼?因為要成就大的價值,當弱旅面對強敵壓境,人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因為顧念到身後的蒼生百姓。當身為人父人母的奮力抵擋汽車,並非因為要顯示身手,而是車前有他們的摯愛。因為要成就那巨大的價值,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他們仍願意知其極度渺茫而拼命為之,這就是這句傳統金句的精神所在。「知其不可而為之」一語,源自《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子路在石門度宿,掌門的人問:「哪裏來的?」子路答:「我是孔子的門徒。」掌門的人說:「就是那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嗎?」掌門的人這句說話,並非讚譽,而是譏諷。亂世之中,孔子奔波來回於各國之間,宣揚他的治世理念,汲汲營營,結果無功而還。在《論語》一書中,不只一處描述孔子的努力遭到隱世高人的訕笑。對於這位掌門的人而言,「知其不可而為之」是極度愚蠢的行為。他的處世之道,借用宋朝朱熹的注釋,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孔子太累了,何必折磨自己?危機之中,機會渺茫,還值得作最後嘗試嗎?這是掌門的人的質疑。我姑且代孔子回答:「汝安則為之」,如果值得,就不應放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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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德國和日本

德國和日本都是很認真和出色的民族,提起這兩個國家的工業產品,都不期然會聯想到「高質素」這個詞語。然而,這兩個國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犯下了彌天大罪,不僅侵略其他國家,而且以極其殘忍的方式屠殺平民,拿別國的無辜百姓做他們的科學實驗。這次到德國旅遊,行程中並沒有任何與二戰有關的內容。到了紐倫堡,當地導遊拿出照片,告訴我們這裏曾經是一個美麗的古老城巿,但二戰期間已被炸得面目全非。但紐倫堡還有一段重要的歷史,這是審判二戰罪行的場地。德國被炸得慘,也把別國炸得極慘。我的一位舊學生也趁暑假遊德國,她去了二戰囚禁大量猶太人的集中營。德國人把集中營改為博物館,其中包括當年納粹德軍拿猶太人做實驗的恐怖內容,令人震慄、傷感。很難理解,這麼優秀的德國人,為何曾經集體做出如此滅絕人性的壞事。這成了現代德國的原罪。二戰之後,德國由被列強瓜分,到東西德對峙,再到兩德統一,融入歐盟,走過了曲折的道路;而伴隨他們走這條路的,一直是二戰侵略和屠殺的原罪。但他們選擇了面對,西德總理勃蘭特在1970年訪問波蘭時,跪倒在華沙的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為德國贖罪,轟動歐洲。2003年,國會議員馬田•荷曼(Martin Hofmann)為屠殺猶太人辯護,被基督教民主聯盟驅逐出黨。在德國的學校裏,歷史並沒有被遮掩。於是,德國獲得了寬恕。我們也希望東方的日本能夠同樣真誠地面對歷史。哪一天,日本首相會訪問中國,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跪倒懺悔?哪一天,日本的內閣大臣或國會議員會因參拜甲級戰犯而遭免職或驅逐?哪一天,日本的年青國民會從教科書上認識歷史的更全面的真相呢?也許,會有一天,在紀念原爆的紀念館旁邊,有一座新的紀念侵略別國歷史的紀念館,讓日本下一代接觸那些已經變得依稀遙遠的屠殺、細菌實驗、慰安婦等的事實,像德國那樣,緊抱記憶,才能得到終極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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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高峰豈是偶然

在德國的第一天,就禁不住讚歎日耳曼民族對工程技術的認真性格。旅行團安排我們前往德國第一高峰「楚格峰」旅遊。雖然楚格峰海拔不到三千公尺,在阿爾卑斯山群峰之中無法打進最高的十大,但對於我們這些來自遠東小島的香港人而言已經夠高夠險了。這一天碰巧霧雨交加,山上溫度跌至接近零度,有時連十尺以外的景物也模糊難辨,一片淒冷的白茫茫,更使我們感受到高山上的苦寒。山儘管高,儘管險,德國人還是以高超的機械技術,早在1930年就建成了「齒軌火車」和路軌,把我們從平地送到山峰之上。我們在平地登車之後,火車安穩地行走了好一大段路,然後突然發力,像香港的山頂纜車一樣向上迅速爬升,直奔高峰。但與香港的山頂纜車不同的是,上楚格峰的整段路都是靠人工開鑿而成的密閉隧道!近百年前,德國人已經有這樣的技術和魄力,能不令人驚訝嗎?特別的是德國人不僅把火車和路軌建成,而且把整個興建過程仔細地紀錄下來,珍而重之地向乘客展示。最初我看到車廂裏的大電視,還以為是香港公共交通工具裏常見的「路演」一樣,會播放大量商業廣告,用盡所有可以賺錢的空間;但看久了我才發現,那嘰哩咕嚕的德語所述說的其實半點商業元素也沒有,不是展現嶺上風光便是講解工程的興建。看久了,你會完全體會到那興建和營運者對這項浩大工程的自豪與重視!片段裏還介紹了發生意外時的逃生門路,那怕只是萬分之一的機會,開拓者還是極度鄭重地開鑿了逃生通道,並在沿途放置了一箱箱的求生工具,設想之周到,令人對近百年前的開拓者油然生出敬意。峰頂有餐廳、天文觀測站,想不到竟然還有一個不小的博物館,以原始的黑白紀錄片、硬照、實物、裝置等等,不厭其詳地講述那百年的故事。博物館完全免費,半點利用這珍貴的空間賺錢的意思也沒有;換了是香港,有誰會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高空之上幹這種沒有回報的儍事呢?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民族會這麼笨,把傳播工程知識看得比賺錢還重要?但這一天我深深地領教了,德國人以工程與技術稱雄於世,絕對絕對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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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通山跑

回憶小時候,中一很喜歡上英文課,那當然不是因為grammar(文法),而是因為reading(故事閱讀)。我記得,第一本reading 是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TheAdventure of Tom Sawyer),簡直讀得如癡如醉!一邊讀湯姆的歷險故事,一邊幻想自己的歷險故事,過癮非常。 那是美好的七十年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沒有錢,卻有許多歷險的機會。那些年,大人有太多的孩子,有太少的時間和意識,因此我們擁有大量無人看管的時間。一放學,我們就可以通山跑。 我住的屋邨是在山的半腰,要登山是再容易也沒有了。 小朋友們只要聯群結隊,就總會有幾個比較有經驗,於是哪條路上山,哪條路可通到調景嶺、馬游塘,哪條路上有茶居,哪條路上有蛇穴……同伴中總會有人知曉。萬一沒有,我們就馬上進入歷險的狀態了,例如在途中發現了幾個小山洞,又或者在樹上發現了不知名的野果,我們便要問自己:進還是不進呢?吃還是不吃呢? 歷險的刺激之處是充滿了選擇,而每一個選擇所帶來的結果都難以確定,在沒有家長在場的時候,我們一群小朋友就要臨場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判斷力。到底那個又小又狹的山洞裏有沒有像《金銀島》中的寶藏呢?會不會一伸手進去就會被洞裏的蛇或蝙蝠咬個正着呢?又或者,那野草沒膝的小路到底是通向目的地的捷徑,還是「掘頭」或冤枉路呢?每一次大膽的假設和大膽的求證,都不僅增加我們的膽量,而且增長了經驗。 我們的合作能力,我們的小領袖,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培養出來的。這是野外的自選課程,我們互相學習,無師自通! 當然,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的處境。通山跑的孩子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有人被同伴帶壞了,有人窮得升不了學,但至少我們曾經擁有過歷險的機會。今天的少年人,有歷險機會的,能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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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暑假去哪裏?

放暑假了!煩惱也來了!該帶小孩子到哪裏去呢?很多人選擇去遊埠,各國何以努力興建主題公園呢?不就是吸引其他地方的父母一家大小的去遊玩嗎?花一點錢,參加一個七天八天的遊行團,不用花心思,一切有人代為費神,過一個親子同樂的暑假,不是很好嗎?那窮等人家怎辦?其實,旅遊又何須出外?在香港也完全可以,而且意義更大。幾年前,我在一所高中書院當校長,當時學校初辦,人數不多,我們把全校師生用輪船送到東龍島去旅遊。東龍島是鯉魚門外的一個島,用香港的標準看,是相當大的。但島上十分荒蕪,沒甚麼人工化的設施,只有山、樹、海、崖,以及幾間村屋,聽說山上還有一些古蹟,但絕對沒有便利店。而那個年代,手機尚未流行,一進東龍島,就名副其實地與世隔絕了。可以做啥?要麼向上登山,要麼向下到海邊戲水。幾個小時後,這批高中學生告訴我:校長,我們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這山路是完全天然的,沒有欄杆,沒有石砌的梯級,而且沿途還要撥開樹枝!我們也從來沒有這樣在海邊停留,看海浪打在崖上,激起白色的浪花。那你們沒去旅遊過嗎?我問。有,經常去,美國、日本的迪士尼樂園都去過了,還去過星馬泰……他們七嘴八舌地回答。這群年輕人已經十六七歲了,遊歷了整個世界,只是還沒有接觸過大自然,沒有開發過的、原始的、樸素的大自然。暑假,其實可以還有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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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賣書夢

少年時代,曾經夢想過做書店店員。打烊後,把門關上,一爿小店就是我的私人圖書館,不用買書,就可以盡情做一條小小的蛀書蟲,徜徉其間,多麼寫意! 那些年夢想的理想書店,是以旺角的樓上書店為模型。我這種「半山」的「屋邨仔」,不識世面,小時候以為屋邨就是全世界,屋邨裏的那幾家文具店就是「書局」。 直到高中年代,才知道旺角的奶路臣街與西洋菜街一帶,有好幾家不賣文具只賣書的樓上書店,便愛上了。「屋邨仔」志氣小,不曾想過自己做老闆,一心只想做店員。最終我沒有成為書店店員,但我賣過書。 三十多年前,唸高中時,與旺角的樓上書店合作,把他們的書運到屋邨的社區中心去辦書展。書店很高興,因為多了一個銷售點。居民很高興,因為很少看到那麼豐富多樣的書。我們一班文化義工像螞蟻般把一箱一箱的書從鬧巿運送到社區,寫書介,賣書收錢,做小小的文化推廣,十分愜意。 升讀大學後參加「青年文學獎」,繼續辦書展,一種是到中學去辦小型流動的書展,配以文藝講座;還有一種是在大學的學生會大樓樓下辦的,一年一度。這一年一度的書展規模極大,簡直就是在大學開了一家新書店一樣。我們很清楚一箱書的重量,每一次,我們都要來回於馬路邊與展場之間,以最原始的方式運送一百多箱的圖書。然後在大學圖書館的門外堆疊成一座巨型的四方書城,我們在城內賣書,賣我們認為值得賣的書。夜了,沒有儲存庫,書也太多,我們拿幾個睡袋在現場留守,在漫漫的長夜裏談天說地,累了便和書而睡,三更有夢書當枕。 那年頭,學生會大樓與圖書館之間還有水池,風涼水冷,別有一種興致。 今天,交通便利,網絡發達,社區和大學裏的大型書展已經成為歷史陳迹。所謂「書展」,已變成一年一度在會展中心舉辦的書展的專用名詞。時代不同,當年我們這種從事實體搬運的文化義工,在今天也已經不再有任何的角色了。 不過,搬書賣書,仍是十分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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