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還合約教師應有待遇

一名擁有3個碩士學位的合約教師日前不幸自殺過身,隨即引起公眾關注合約教師的前景和待遇。對於事件我感到十分可惜和痛心,並向死者家人致深切慰問。死者所面對的遭遇,正正是許多合約教師所面對的困境。根據教協早前公布的合約教師調查顯示,現時合約教師的特徵包括年輕、高學歷、經常轉工、工作欠保障。假若大批年輕教師因合約問題而離開教育界,日後我們便沒有足夠有經驗的教師培育下一代、擔任管理層領導學校,導致教師團隊出現斷層、青黃不接,嚴重影響教育質素。一直以來,本港官津學校聘用的教師數目,是按照學校實際需要計算,然後制訂教師人手編制。不過,回歸後本港推行教育改革,教育局開始因應學校的臨時需要,向學校發放臨時津貼。以落實新高中學制為例,教育局曾向中學發放「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和「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目的是讓學校可臨時聘請額外人手,分擔當中涉及的額外工作。由於上述提及的津貼發放是有時間限制,因此學校只能以合約形式短期聘請教師分擔校內教師工作。不過,近年學校工作量不斷增加,令合約教師數目與日俱增,同時許多「短期」合約教師任職5至10年,仍然是合約教師。根據教育局數字,目前合約教師已佔全港教師團隊多達10至15%。目前的問題在於這批合約教師正分擔編制教師的工作,無論工作量、性質均與編制教師無異,分別在於合約教師無論在薪酬待遇、福利、保障等均遠不及編制教師,同工不同酬問題嚴重,但教育局卻一直拒絕把這批合約教師納入編制,繼續以低廉價錢、短期合約形式聘請合約教師,結果犧牲本港教師團隊成長。教協在今年3月至4月期間,以問卷和電郵形式訪問1650名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調查發現,合約教師團隊有四大特徵,包括:一、年輕(85%合約教師年齡在35歲以下、近八成教學助理年齡在30歲以下);二、高學歷(所有合約教師持有學位,當中逾36%持碩士以上學歷);三、經常轉工(逾67%工作超過一年的合約教師曾任教2間或以上學校);四、職位不穩定(逾67%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在調查期間仍未知9月能否續約,僅有2%有機會轉為常額教師)。面對工作不穩、前途不明、福利不公,加上合約教師薪酬屬「海鮮價」,導致不少年輕合約教師即使入行數年累積一定經驗後,也因生計問題而無奈離開,令教育界流失人才,長遠令本港教師團隊青黃不接。不少合約教師均向我反映,他們除了擔心飯碗不保、職位朝不保夕外,最困擾他們的是工作沒有前途。例如有合約教師曾獲上司賞識推薦升職,校董會卻因他是合約教師而推翻升職決定。另有教師指出,曾打算進修報讀教育局的培訓課程,校長卻因他是合約教師,沒有額外資源聘請代課教師而拒絕要求,無法進修裝備自己;同樣情況亦令不少合約教師失去有薪病假,遇病只能放無薪病假。此外,合約教師任期通常只有一年,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徹底了解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而因材施教,直接影響教學質素。對於合約教師問題,教育局一直只是強調合約教師入職之時早已知道須要每年續約、工作沒有保障。我認為這正正反映教育局一直明白學校工作量一直增加,卻欠缺承擔不願增加教師人手,於是以低廉薪酬和待遇聘請合約教師解決問題,結果卻犧牲了本港教師團隊發展和教學質素。如果當局不盡快處理問題,還合約教師他們應有的待遇,未來本港將要為節省一時開支,令一批有經驗的年輕教師離開教育界,最終須付上教育質素下跌的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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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港大百年基業的危機

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遴選風波,不是某個人能否成為副校長的問題,而是關乎到整個學界、整個香港的程序公義問題。港大一旦失守,香港的學術自由和程序公義也危矣!港大招聘副校長一直按既有機制進行,首先任命委員會,在全球物色人選,然後詳細考慮及審核各候選人的資歷,與經篩選名單中的候選人會面,然後議決最終候選人,推薦予最高管治機構「校務委員會」。一般來說,校委會都會通過有關委員會的人選建議,這個行事習慣從未變改,以示校委會對有關委員會的程序與判斷的尊重。可是,港大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的物色委員會早已向校委會提交其推薦的人選,但校委會仍在拖延任命,實在極不尋常,令人憂慮政治的魔爪正在背後作祟。學術自由風波的開端去年12月,《文匯報》和《大公報》開始不斷攻擊盛傳將出任港大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的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到今年1月26日,《文匯報》率先取得《研究評審工作2014》這份高度機密的報告,並選擇性地報道港大法律學院達到最高兩級評分比率輸給中大法律學院。由1月26日開始至2月9日止,短短15天內,《大公報》及《文匯報》合共刊出47篇批評陳文敏教授的報道或評論,反映出有一股勢力企圖向港大施壓,阻止陳文敏出任副校長一職。2015年2月有更多消息傳出。例如,《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透露有政府或政府委託人士透過致電或其他方式,聯絡港大校委會委員,企圖影響他們審議遴選委員會成員推薦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時的取態。立法會議員郭榮鏗亦從港大校內人士口中得悉,特首梁振英及行會成員曾經直接游說校務委員,務求使陳文敏「墮馬」。其實,港大校委會早在去年3月便已成立副校長物色委員會,負責處理5個副校長職位的遴選。校委會早於2014年11月通過任命何立仁為副校長(教學)及蘇彰德為副校長(大學拓展),又於2015年2月通過任命賀子森為副校長(研究)及高為元當副校長(環球事務),至此,5個副校長空缺已填補了4個,唯獨盛傳由物色委員會一致推薦的陳文敏出任的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一職,至今仍未作出任命,其過程猶如拉布,不斷節外生枝。拖延任命的過程十分荒謬!校委會首先以戴耀廷收受捐款的事件作擋箭牌,而戴耀廷接受的捐款有小部分涉及陳文敏,故決定拖延副校長的任命,等候相關的審計報告完成再作決定。這是「第一拖」,還有一點道理。不斷拖延任命的荒謬但當捐款審計報告在3月份交到校委會手中時,校委會卻把這份「最終報告」視作「中期報告」,發還審計委員會重議,這是「第二拖」。然而,審計委員會認為所提交的報告已經完整,不願意重寫,只願意由委員會主席撰寫補充意見。到了4月份,校委會收到補充報告,留待下次會議討論。到了5月,校委會又表示難以短時間內消化報告內容及相關人士的回應,所以要留待下次會議再討論。兩個月間的拖延,可算是「第三拖」。6月,校委會終於以罕有的書面投票方式就審計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作了決定,照道理,副校長的任命事宜可以作決定了。可是,就在此時,校委會竟然不顧校長的反對,以留待新首席副校長上任再作決定為由,硬生生地把副校長的任命決定擱下了。港大在去年11月已經宣布招聘首席副校長,為何任命其餘4名副校長的時候不用「等埋首副」,唯獨是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一職才要「等埋首副」?這個拖延任命的原因實在極為荒謬。這不僅是「第四拖」,而且是徹頭徹尾的「搬龍門」,港大百年來的行事習慣、程序公義,都被踐踏無遺。空穴來風,事必有因。由教資會的機密報告被洩露、政府人士干預遴選的傳聞,再加上校委會不斷拖延任命的異常表現,都與一連串的指控不謀而合,讓人懷疑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事件,目的是要阻止與政府政見不同的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如果事件涉及政府高層,那便是非常嚴重的干預學術與言論自由的事件。眼見港大行之有效的制度正在崩壞,師生、校友和公眾人士不得不站出來,表達對港大學術自由傳統的憂慮。我們認為,校委會必須根據既定的任命程序和行事習慣,盡快確認副校長遴選委會的人選建議。任何偏離上述建議的決定,必須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否則,政治干預的陰霾不散,寒蟬效應勢將擊倒學術自由,港大的百年基業將被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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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為一時掌聲犧牲學生利益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7月3日宣布2016至2021學年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即使現行的英文中學收生成績低於教育局要求,仍可維持英中地位及英文班數目,變相是「有上車、無落車」。他說政策沒有改變,其實是巨大的轉變。新措施旋即引起教育界爭議,被批評為嚴重破壞原有政策基礎,擔心能力不逮的學生獲派英中出現錯配,影響教學質素。毫無疑問,這是教育政策的一大「炸彈」!早在2012年,升中人數大幅下降, 教育界就建議透過減少每班學生人數解決問題,但吳克儉沒有「拆彈」,親手埋下炸彈,其影響至今終於浮現。維持現狀無助解決問題面對中學人口下降問題,2012年11月曾有一次解決問題的完美機會,當時中學校長和教協分別提出解決方案,要求政府3年內中一每班人數減少6人(按年減少3人、2人、1人,即所謂「3-2-1減派方案」),以抵消人口減少的衝擊,減輕學校收生壓力。其完美之處在於按比例的調節,可以維持原有的學生分布和生態,避免錯配。可惜,政府錯過了這次機會,官員最初堅拒減派,直至200多名中學校長身穿黑衣於立法會門外示威後,才勉強答允在3年內每班減少3至4人的妥協方案。當時教育界已警告,政府減派方案力度不足,將觸發連鎖反應,導致英中學額大大超過適合以英語學習的學生,令英中須取錄大量能力不足的學生,形成所謂「上移錯配」的壞後果。不過,教育局當時並沒有正視問題,僅推出所謂「三保」政策,勉強維持教育界短期安定。事隔3年,一如學界所料,不少英中出現「上移錯配」問題。據傳媒報道,按原有機制今年全港約100間英中有32間須「落車」,另有33間開設部分中文班的學校也須改為全中文教學。因此,吳克儉宣布,未來6年容許英中收生質素不達標也可維持英中地位,實際上嚴重破壞了既有的政策精神。違背原有政策基本精神本港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雖也有不少爭議之處,但其專業基礎的堅實則是無可否認的。1990年發表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按照教統會委託大學和專家進行的4項研究,得出一項結論:學生必須達到一定水平(即成績首30%,其後加上灰色地帶,定為首40%),才可以從英語授課得益,未達水平的不應該用英語授課。25年來,上述原則一直是本港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基礎。1998年政府據此推出母語教學政策,把中學分成中中和英中,只有具備適當條件(學生水準、教師質素、學校政策)才可成為英中。在學生水準方面,規定英中須有85%學生適合以英語或雙語授課(相當於全港成績首40%學生)。其後教育局一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即使2009年時任教育局局長的孫明揚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容許學校按收生成績比例開設部分英文班,對學生水準的要求仍絲毫沒有偏離。新語文政策致三輸局面可是,今次吳克儉徹底打破了現有做法,把大量未符水準的學生納入英中之內,原有的政策精神已蕩然無存。無疑,若按原有政策令三分一英中「落車」,勢必令家長和英中極度不滿,政治上不可接受。而新措施讓原有英中毋須「落車」,讓更多學生進入英中,可謂是教育上的「派糖」措施,家長和學校可能還會鼓掌呢!但一時的掌聲,結果可能是犧牲教學質素,導致學生、教師、中中三方均輸的局面。對學生而言,若因不適合而錯配入讀英中,將影響學生成績和學習動機,成為新語文政策下的犧牲品。至於教師方面,學生錯配將令學生能力差異擴大,令教師難以兼顧所有學生需要,影響教學質素。另外,今次教育局單方面破壞既有機制,亦對近300間中中不公允。作為教育專業工作者,我認為教育局有責任維持制度穩定,亦須解決政策衍生出的學生學習問題。要同時兼顧這兩個政策目標,最好的方法是加強「減派」,因為減少每班學生人數,可抵消學生人數減少的衝擊之餘,亦可解決學生「上移錯配」的惡果,以及因此為師生所帶來的種種煩惱。我期望,教育局積極面對問題,不要繼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反而顧此失彼,東扶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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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你幾多歲?

我常在立法會接待前來參觀的學生,最好玩的是幼稚園小朋友。小朋友,三歲,四歲,五歲,最難一關是在極短時間內打開話匣子。例如我試過一開口問:「你叫甚麼名字?」有些小朋友別過臉去,對話立刻宣告終止。摸索多年,我終於找到一個小小的竅門。我會問他們:「你幾歲?」原來大多數小朋友都非常喜歡講自己的歲數:「三歲」,「五歲」,「四歲半」,一點都不含糊。他們一回答,話匣子就打開了。然後,我會再問他們:「猜一猜,我幾歲?」請讀者猜猜,他們會猜我多少歲?答案是:幾大都有!試過有小朋友猜我一百歲!我說不是,旁邊的小朋友便猜九十歲、八十歲……。也有人猜我九歲!我說不是,旁邊的小朋友便猜十歲、十一歲……。當然,也有小朋友會猜得比較接近,例如二十歲,簡直令人心花怒放!對於這個年紀的小朋友而言,有意義的數字就是十個手指頭。超出十個手指頭的數字,再多,也一樣。這就如大富翁的身家,甲的身家幾十億,乙的身家幾百億,對於我們一般人而言都沒有太大的差別。原來,這就是小朋友的認知世界。他們的世界還很小,一隻死了的蝴蝶或蟑螂,或路上一根壞了紅綠燈,比起股巿的升跌或奧巴馬的國情諮文,更能引起他們的關心。然則,為年幼的小朋友安排到美加澳紐的遊學團,有甚麼重大的意義呢?第一次思考這個問題,大約在十年前,當時我參加一個八個國家的合作研究計劃,與研究者共同到中國內地考察開會。一位瑞士的朋友非常高興,我便隨口問他,何不帶他的小女兒到中國看一看?他想也不想就回答:「太浪費了!孩子太小了,中國文化,她不會懂。等她長大不遲。」當時我不理解,現在回頭一想,感到他也有一點道理。中華文化對於一個瑞士小學女生而言,也許就如我的歲數之於幼稚園學生,再多,再精采,也無從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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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TSA——吞噬孩子的評核怪獸

6月下旬,教協會發表「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問卷調查結果2015」,發現約七成教師認為學生必須操練才能應付TSA試卷要求,反對繼續推行TSA的老師,更有六成半之多。誰知兩天之後,傳媒詢問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會否考慮取消TSA時,他竟回答指「大部分老師都歡迎這項措施」,甚至指TSA「很難特別作壓力的操練」,教育界同工無不嘩然!局長儼然長居火星,根本不知道民間疾苦!局長說得出TSA受大部分老師歡迎的話,他可有實質證據支持呢?又有何證據證明TSA沒有為師生帶來壓力呢?局長既然拒絕面對事實,又怎能期望他了解TSA變成「評核怪獸」的原因呢?TSA是標準化的測驗,全港中小學生都要參加,最早由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提出。當年,為了「免除學生進行無謂的操練」,取消了小六的學能測驗,中小學變成沒有任何升學關卡的「大直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為了監察(Monitoring)全港學生水平,於是推出TSA,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級設立評估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的測試。此外,TSA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希望通過對學生的評估,讓學校掌握學生表現的強項和弱項,期望學校有所改進(Improvement)。監察水平,尋求改進,都是好事情。而且當局宣稱,由於TSA不涉及派位,考得好不好都與學生的前程無關,因此是一項「低風險評估」,不會對學生構成壓力云云。既然這樣,教育界應該沒有大意見。然而,時至今日,TSA運作11年,為何令家長、校長、老師、學生全都感到無比壓力呢?經我們調查發現,始作俑者是教育局!多位老師、校長曾經指出,教育局官員在探訪辦學團體、落區視學時,往往以TSA成績褒獎或責難校方和老師。問題是,如果認定TSA是低風險評估的話,就不應該以此作為問責(Accountability)的工具。局方官員濫用TSA數據時,根本不會理會不同學校的特質和學生背景的差異,一刀切以TSA的成績論斷個別辦學團體和學校的表現;更有不少同工懷疑,學校的TSA成績已靜悄悄地跟小一派位掛鈎。於是,巨大的問責壓力層層向下,最後降臨老師和學生身上。TSA的可怕之處,是它把問責壓力延伸到小三,甚或小二、小一學生身上。我們知道學生有不同特質,有遲起步者(Late developer)、有特殊學習需要(SEN)、有非華語和新來港學生,也有缺乏家庭適當支援的同學。不理會學校有不同特質的學生,卻早於小三就以TSA劃一衡量學生表現,更主動向學校問責,結果是沒有人敢再視TSA是低風險評估,大家都變得非常緊張,嚴陣以待。更糟糕的是,TSA所考核的「基本能力」也在不斷「演化」,考題難度愈來愈高,小學生再不能以平常心應付。學生被要求於短時間內完成大量複雜的題目,老師惟有透過操練,包括反覆做舊試題(past papers)和坊間練習,務求學生即使看不懂題目,也可以按題型照背作答。誰都知道,這已完全偏離教育原則,不少老師也非常自責,認為不應如此折磨學生,但為勢所迫,徒嘆奈何。另一方面,TSA題型早已滲入校內測考模式之中。是次調查結果顯示,約七成教師反映TSA影響日常教學和測考方式;有69%教師因TSA而為學生補課!家長知道TSA為孩子帶來巨大壓力,但學校功課不得不做,最終,家長也得敦促孩子操練試題,甚至自行加碼,要孩子多做幾個TSA的補充練習。回想我這一代的小學時代,我們雖然也慨嘆讀書苦,但無論怎麼苦,也只須面對一次升中試或學能測驗,操練壓力集中在小五、小六而已。可是現在,小學生要應付多少統一測考呢?跟派位有關的高風險考試有兩個,有小五、小六的「呈分試」(即校內的多次考試),以及小六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Pre-S1)。與派位無關的,有小三和小六的TSA,無奈也演變成高壓力的評估!試問,這樣的小學生活是不是苦不堪言呢?學生遭評核怪獸吞噬,這豈是我們所想看見的?教協會要求盡快取消TSA,既有實質的數據支持,也有無數同工的證言。請教育局局長和他的幕僚正視事實,盡快作出有效的措施,撥亂反正,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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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教育局漠視小學校長與中學校長的薪酬差異

有小學校長及教師朋友跟我反映,現時官立和資助小學的校長及學位教師的薪酬水平,均較官立和資助中學同業為低。例如,小學校長的薪點為總薪級表第35至41點,但中學校長的薪點則為第40至49點;一級小學校長和二級小學校長的起薪點(分別為第38和第35點),與中學高級學位教師起薪點(第33點)相若。此外,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的頂薪點為第29點,但中學學位教師的頂薪點則為第33點。另一方面,對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要求,亦較對中學教師晉升校長的要求嚴格。例如,小學教師須署任一年方可實任小學校長,但中學則無此規定。 這些校長及教師朋友認為,當局應提高小學校長和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的薪酬水平,並檢討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要求。 因此,我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了解兩者薪酬差異的原因,以及要求政府對此進行檢討。不過,教育局回覆指中小學不應作直接比較,未有計劃檢討小學校長及學位教師職級的薪酬水平,即是「甚麼事也不用做」。 教育局甚麼事也不用做 教育局的回覆指出,中、小學教師的職系和職級是經考慮多方面因素而訂定的,例如入職要求、學歷、年資和職責等。中、小學在課程內容、學與教模式、學生支援及發展需要等各有不同,中、小學校長與教師的工作性質、職責和職系架構亦有異,故不應把兩者的薪酬作直接的比較。 在考慮個別教育職系/職級的薪酬水平是否需要調整時,教育局除了考慮入職要求、學歷及年資等客觀因素,亦須衡量對相應資歷要求的其他公務員職系/職級的影響、招聘相關職系/職級人員的情況及政府的整體財政狀況、承擔能力等。按目前的情況,教育局未有計劃檢討小學校長及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級的薪酬水平。 教育局的回覆承認,現時公營中、小學教師晉升校長,均須持有本地大學學位或同等的學歷、具備師資培訓資歷及獲得校長資格認證。但回覆卻指由於中、小學在課程和運作等方面的差別,例如學生參加公開試制度的複雜性、課程編配的多樣化、照顧學生出路的多元需求等,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性質和職責並不適宜直接比較。此外,不同的教師職系的發展歷程亦有異,故現時中、小學教師晉升為校長的資歷及服務年資亦會按個別職系的不同情況而有特定要求。 教育局不尊重小學同工 最後,教育局指現時的教師職系架構是考慮和平衡多方面的因素而訂定的,目前運作暢順,並能兼顧不同職級的發展特性,局方現階段未有計劃就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要求進行修訂。 我當然對回覆感到不滿,教育局一方面承認中、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學歷及資格認證相同,另方面卻拒絕檢討兩者薪酬差異,這完全漠視了小學校長和教師同工的努力和貢獻,讓小學同工感到甚不公平;最重要的,是感覺政府對小學同工的不尊重。在適齡學童人口增加時,小學願意加人加班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有些未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推出,如果對學生有益,學校也願意努力配合;但人口減少,政府竟以縮班殺校對待學校,在2003年開始的數年間,百多間小學被殺,有些歷史悠久的學校,也要黯然結束,教人婉惜和悲憤!我會繼續做好教育界代表的工作,並盡可能多點關顧小學同工,讓他們在更合理的環境和待遇中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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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蝦碌

人生數十寒暑,誰不曾有過幾件尷尬的「蝦碌」事?「蝦碌」常有,問題只在「大蝦碌」還是「小蝦碌」而已。像《笑笑小電影》裏的「蝦碌」鏡頭,笑過了便忘記了;而像上周議事堂的「特大蝦碌」,則可能載於史冊,歷經年而仍引為笑談。還有一種「蝦碌」,是忘不了的。例如一大群老友、舊同學相聚,大數彼此多年以前的糗事,互相取樂,時間帶來了美感,昔日的「蝦碌」愈大,聚會的歡笑聲也愈大。因此,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蝦碌」,最值得回味。 「蝦碌」有時源於心情緊張。小時候準備升中試或中學會考,老師一定千叮萬囑要記得在考卷上填寫考生編號,否則寒窗苦讀,奮戰經年,耗盡心力回答出最上等的考卷,卻因漏寫一個考生編號而悉付流水,就太不值得了。然而,儘管老師不厭其煩地再三叮嚀,每年的公開考試總會產生那麼幾個無名的「蝦碌大王」,無他,心情緊張而已,總不至於不懂得填寫自己的考生編號。只是後來做老師之後才知道,漏填考生編號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為香港的考官英明,總是可以查出某座位上的懵懂考生是誰,就像有時信封上的地址明明漏寫錯了門牌號碼,精明的郵差還是有辦法把信送到準確的收信人手上。 也有不少「蝦碌」,源於外在環境,此謂之「意外」。電影上的「蝦碌」鏡頭常有這種情節,例如男女主角正在深情地對望欲吻,遠處卻闖進了幾個無謂的閒人,或某個裝置突然脫落,又或者一隻蒼蠅忽然停在男主角的鼻子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種「蝦碌」,錯在環境,非戰之罪。而且電影界擅長轉危為機,把一大堆「蝦碌」鏡頭集合起來,竟然成了大眾喜歡一看再看的甜品,為影片增值。是以「蝦碌」是福是禍,端視乎「蝦碌」者的水平。 對了,水平不足,也是發生「蝦碌」的另一大原因。水平不足者,往往學藝不精,眼高手低,能力跟不上預期。就如這次「特大蝦碌」,點算人數的議會策略並無不可,但可行與否,則視乎決策者在剎那間能否準確判斷形勢,是否值得冒險,能否令出必行……時間不夠,準備不足,通傳不達,都是客觀的因素;而判斷不準,才是最終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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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煙火何罪?

據說,某位填詞人偶然使用「煙火」一詞,被網民攻擊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罪名是:使用「大陸語言」。 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社會上出現了一批語言警察,專門挑出別人使用的「大陸語言」。一旦夾雜了幾個不符合香港傳統習慣的「大陸詞彙」,就恍如「涉黑」,犯了彌天之大罪! 這使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有某些商店忽然「哈日」,張貼出「大出血」的標語。那時候,對日本侵略血海深仇的記憶猶新的老一輩,群起而攻之:不正正經經地說「大減價」,卻學日本鬼子講「大出血」,簡直是數典忘祖!然而語言交流浩浩蕩蕩,怎阻得了?遠的「民主」,近的「達人」,都是從東洋西渡而來,難道我們真的全部都不要? 語言這東西既麻煩又好玩。它不能變得太厲害,我們能夠讀懂十年前、一百年前的文章,因為語言大致穩定。但它也不能不變,否則一池死水,很快就會枯竭而亡。我們心愛的廣東話,其實是大雜燴,外來的東西特別多。「踢波」(ball),「買飛」(fare),還有「生安白造」的「un 頂table」,本來都是洋鬼子的語言,借來之後,就不歸還了。在正規的書面語裏,我們一樣會寫「踢球」、「買票」、「難以承受」,兩者共榮共存,有何不可? 英文之所以成為豐富的現代語言,正因為它不斷吸收各地的日月精華。Tea是英文,本來是中文,不信?法文裏的tea讀作「爹」,與閩南話「茶」字的讀音完全相同。歐洲人的飲茶文化,包括「茶」這個字,統統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香港和內地之間,只要有人的往來,語言的交流也必然隨之而來,擋不住?阻不了。本來,內地人只有「出租車」,但幾十年前從香港輸入了「的士」,又自行「僭建」了「打的」一詞,又反過來輸出到香港。來來回回,創造變化,十分好玩。今天,空調與冷氣機,結帳與埋單,都通行兩地,正是語言演化的正常過程。各式各樣的同義詞互相競逐,有些存活,有些淘汰,有些雙贏三贏,人們自會選擇,毋須語言警察過分憂心。 至於「煙火」,查一查詞典,聽聽歌手陳綺貞的歌,就會知道,它源出於清朝,通行於內地台灣兩岸。其實,我們喜歡「煙花」,又何須禁止別人「煙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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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是時候還港人公民廣場

去年7月17日,政府突然關閉位於金鐘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即港人熟悉的公民廣場,並加建3米高鐵欄。工程完成後,政府曾重新開放東翼前地的行人路;及後大專學生於9月罷課,繼而出現佔領運動,政府便把公民廣場重門深鎖,成為一片虛空、無人可到的空地,每天只見不少警員或保安站崗,至今已達9個月。政府總部猶如黑箱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期間,市民日以繼夜留守,並把東翼前地重新命名為公民廣場。政府當然不會承認這個名稱,甚至去年關閉公民廣場時,反覆強調廣場並非公眾休憩用地,而是政府產業,並非容許公眾自出自入。然而,這說法有不盡不實之處。新政府總部自落成以來,公民廣場一直讓市民進入遊行和集會。根據行政署《使用添馬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條件》,亦有列出公民廣場可用作行人通道和公眾集會。事實上,政府代表和負責設計新政府總部的著名設計師嚴迅奇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指整個添馬政府總部建築群的設計是以公共利益為先,更曾五度以「公共廣場」形容這個空間。由此可見,其設計原意具有公共性,希望這個空間是市民能夠使用的。在該會議上,副行政署長亦特別指出經公民廣場行人路來往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綜合大樓的通道,「原則上是24小時讓議員和公眾使用」,只是在一些大型遊行和公眾活動時才要基於人流管制而限制出入。換句話說,除非有一些特別情況,日常是應該盡量讓市民使用,讓公眾可以穿過公民廣場往返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並且讓市民進行集會。如今,佔領行動已結束超過半年,政府總部外的帳篷也於昨天移走,當局實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關閉公民廣場。政府總部的建築概念稱為「門常開」,原意是要展示一種開放和願意與市民溝通的形象。可是,政府不但拒絕聆聽民意,連遊行集會的空間也要不斷扼殺,更於去年加建3米高圍欄,予人封閉和與民隔絕的感覺。自去年9月以來,政府東翼大門一直關閉,並落下鐵閘。從鐵欄外望廣場,政府總部猶如一個黑箱,令人想起近年政府施政極不透明,且不願意聆聽民意的態度。公民廣場對香港人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不論是反國教、要求電視發牌,以至大小社會議題,市民均選擇在公民廣場表達意見和集會,希望聲音可直接讓政府聽見。公民廣場本身屬於一個可用於公眾集會的場地,且市民可以直面政府總部表達意見,是市民舉辦集會和示威的合適地點。集會權利應受保障更重要的是,市民遊行和集會的權利受到《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行使這方面的權利,當中包括不應對市民加諸不合理的限制,或令市民轉移到遠離示威對象的地方示威。當局若沒有合理理由,絕不應阻止市民在公民廣場集會。為期20個月的政改爭議結束後,社會撕裂嚴重,官民關係絕不和諧。不論是政府總部外的圍欄、封閉了的公民廣場,或是政府推動政改時的態度,都讓市民覺得這個政府拒人於千里,不願意聆聽民意。要令市民重拾對政府的信心,令社會重回正軌,政府必須展示願意與市民溝通的誠意,重開公民廣場是基本並具象徵意義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未來有具體的行動,重新成為一個「門常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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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從招聘0.1教師說起

日前,有招聘網站刊登一則教師職位招聘廣告,一所中學聘請0.1地理科學位教席。倘若看官不是教育界,相信未必知道0.1這點數位教席是什麼!如果有0.1,那麼會有0.9、1.1、3.1416的教席嗎?大家可能一笑置之。可是,這0.1教席一出,即在教育界瘋傳,奔走相問這是真的嗎?教師是遭剝削嗎?所謂點數位教席,就是分割教職,把本來由一位教師擔任的完整職位,分為兩位或以上教師擔任。0.1教席之所以讓教育界震驚不安,預示接受該教席的教師只能獲得十分一薪金。若以學位教師入職2.5萬多元月薪計算,他每月的薪金只有2500多元。有人會問,他的工作量和工作時數,真的只需十分一嗎?教學工作,真的可以這樣低度參與嗎?這具體個案我們不清楚,但教育界存在點數位教席的情況卻很普遍。為什麼教育界會有這樣稀奇古怪的安排呢?究其原因是學校工作多,但政府不肯增加教師編制人手,在人浮於事、議價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如果加上際遇不順,就算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教學表現不俗的教師,也有機會只能與其他同事分享教席。這兩天,教育局將向每所中學發放升中學生派位人數,這對學校是很重要的數據資料,尤其是對收取弱勢學生較多的學校,因為它將決定下學年的學校班數和教師人數;如果獲派學生數目不足,學校便不能維持原有的教師編制,或要裁減教師,或要像上文所說讓教師分享教席。雖然,教育局有紓緩措施,但只屬短暫的,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眾所周知,本港早年出生率下降,適齡學生人數大跌,小學已經歷多年縮減班數甚至結束學校的慘況;教育異化、學校商品化的情況也一一浮現,學校變為市場,重推銷、輕教學,受影響的除了教師,還包括學生和家長,造成三輸局面。如果教育局不提出改善方案,這些情況會接續在中學重演!教師加重非教學工作,減少的卻是與學生接觸的機會,但這絕非教師之罪,因為學生人數雖然減少,但教師的工作量和難度均顯著上升——在教學上,教師經歷重大的學制和課程改革,要投放的精力大大增加;在學校裏,校園危機加深,融合教育推行,增加了學生訓輔的需要;在制度上,來自教育當局和學校管理層的監控要求、家長和社會的問責風氣,令教師應接不暇。政府一方面不斷推出新政策,要求學校執行,但人手編制遠遠追不上工作需要,導致教師疲於奔命,教育成為不受尊重的行業。香港雖然富裕,但中學每班人數仍然像貧窮地區般偏高,每班30多人,任憑教師有三頭六臂,也難以駕馭來自家庭環境複雜和學習能力差異甚大的學生。一些學校為了提升教學質素,自行下調每班學生人數,例如把120多人的4班分為5班,雖然每班學生人數減少了,但增加的教師經費卻要由學校自行承擔。此外,要縮減班數的學校,它們大部分是收取學習能力稍遜、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試想像同一班內,有數名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輕度智障的學童,教師如何同時兼顧一般學生與這些需要特別關顧的學生呢?倘若教育局不再推出紓緩措施,中學界將會受到學生人數下降的衝擊。筆者粗略計算,有些學校因為收生不足,在接續的數年,便須裁減7位或以上教師,一所本來40多位教師的學校,一下子流失7位或以上教師,教學質素能不下降?教席不足,資深教師成為冗員,年輕教師又不能入職,整個教學生態仍能健康?教育局雖然因行政長官的競選承諾,數年前在小學推行小班教學,但現在重看當年小學經歷的淒風苦雨,遺害仍然持續。於中學而言,為免重蹈小學覆轍,教育局必須調整政策,檢討現在已經非常繃緊、無法再負荷的教師編制,以及盡快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避免「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為教師拆牆鬆綁」淪為口號式的宣傳,它們完全無助於改善真實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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