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致香港大學校友的公開信 ——副校長爭議須言歸正傳勿倒果為因!

各位香港大學的校友:大學是社會的縮影,校內有不同政見和聲音十分正常,而大學的社會使命之一正是保衛這片自由淨土。恆久而來,保護大學這片淨土的是:.社會尊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是制度規章。當中包括當權者行使權力的制約,尊重校方管理層的專業判斷!對於母校「等埋首副」風波,校友互相討論、爭論實屬正常,但必須基於事實。港大校友關注組對近日社會討論中一些不符事實、倒果為因、以偏概全,甚至上綱上線的言論深表遺憾;部分言論竟出自個別校務委員之口令人擔憂!就校委會處理副校長任命一事,我們希望釐清以下事實。一、事件近因明顯是有校外勢力認為法律學院與去年佔領運動有關,並希望影響港大管理層的任命。《文匯報》去年11 月26 日率先披露陳文敏可能升任副校長。今年2 月該報發表涉及陳的負面文章多達70 則;本月截至28日該報同類文章多達116 則。《人民日報》海外版更在8 月3 日刊登署名文章直接「勸退」陳文敏,攻擊之密集令人震驚!二、馬斐森校長任期過了四分一仍沒有完整管理團隊,校長本人也認為盡快任命學術人事及資源副校長對港大非常重要。如果校委會繼續拖延校長組班以致他無法實踐工作計劃,將對港大發展不利。三、是次風波突顯校委會組成問題:校外人士校委佔大多數,代表大學管理層和師生的校委佔少數,投票時校內意見被結構性壓倒!特別是校委會主席年底退任, 接任人的公信力、是否為港大人接受,關乎港大基業!關於港大校友關注組,我們必須澄清兩點事實。一、港大校友關注組並非由政黨支配。關注組是個別校友有感「等埋首副」一事極度荒唐而組成,成員不屬任何黨派。參與聯署的千多位校友來自各界;其中包括多名前政府高官或親建制人士。無疑,個別校友是政黨成員,但有校務委員竟把關注組等同政黨是以偏概全。二、港大校友關注組對副校長的人選沒有任何立場,我們只關注港大校委會應按既定程序任命副校長。港大校友關注組強烈呼籲校友出席9月1 日的港大畢業生議會為副校長風波而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投票支持我們的議案,敦促校委會按既定程序確認副校長任命建議;如偏離建議,必須有令公眾信服的理由。另外,我們支持改革校委會,取消由特首兼任校監, 或確保特首任校監只屬禮儀性質。最後,港大校委會主席必須為港大師生所接受。不久前,港大附近4 棵百年老樹被斬。不少港大人傷感。破壞百年基業,全繫於掌權者一念之間!老樹無言。港大校友們,我們不能無言!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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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等埋首副 壽終正寢

8月25日的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宣布「等埋首副」這個荒謬決定壽終正寢。筆者身為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聯同其他23位校友,將於9月1日舉行的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提出一組議案,其中第一項便是針對校委會6月30日與7月28日兩次會議中「等埋首副」的決定而作出的。議案呼籲,校委會應按既有程序和先例,在30天內處理副校長任命事宜,確認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人選,否則應向公眾交代其決定和理由。否定推薦或爆管治危機所謂「既有程序和先例」,其實非常簡單。首先,校務委員會成立「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按嚴謹程序進行全球公開招聘,經多輪篩選,在諮詢教務委員會(Senate)意見後,向校委會提交推薦人選。其次,校委會在收到推薦人選後,便予以處理。歷來校委會均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工作和建議,都會確認人選,而且毋須投票,從來沒有例外。當然,按章程,校委會有權推翻物色委員會的建議,但這權力不會輕易運用。假如校委會認為物色委員會工作不力、程序失當,又或發現物色委員會未及考慮的重大新資料,校委會當然有權力、也有責任把關。但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校委會對經由嚴謹程序得出的推薦人選加以粗暴地推翻的話,可視為對物色委員會的遴選工作的全盤否定,身為主席的校長及其他成員勢將顏面無存,說不定會導致一場管治危機。因此,當物色委員會於6月30日把推薦人選提交到校委會時,校委會當時應該做的是:(a)確認該推薦人選;或(b)在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推翻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人選。可惜,校委會沒有這樣做,委員們經暗票決定,臨時「發明」和增加一個全新的程序:校委會要徵詢尚未成功招聘的首席副校長的意見後,再作決定。這就是令人嘩然的所謂「等埋首副」!「等埋首副」為何是僭建程序這個荒謬決定,自港大建校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在其他大學也不曾發生過,其荒謬處有三:一、「等埋首副」乃6月30日當天突然提出,是後加的僭建程序,完全違反程序公義。二、「等埋首副」毫無實際意義,因為首席副校長仍在招聘之中,不確知何時可以確定人選。兼且由於是全球招聘,新任首副極有可能對香港大學和副校長候任人選毫無認識,徵求首副的意見,有何意義?三、綜合我們與多位校委會成員的訪談,確知馬斐森校長當天代表整個高層管理團隊(Senior Management Team)在會議上極力要求校委會不要拖延,以便高層管理團隊早日「齊腳」;但校委會一於不理會校長和整個高層管理團隊的意見,反而認為一位尚未有人選的「首副」的意見比其他人更重要,是明明白白地給校長和整個高層管理團隊狠狠打了一大巴掌!籲請重返正常機制校委會不惜背離港大一貫的行事傳統,僭建程序,違反程序公義,甚至不惜令校長和整個高層管理團隊難堪,也要拖延決定,等候一個未有人選的人的意見,這不是無理拖延,還是什麼?單憑這一點,我們便有理由要求校委會重返正常機制,立刻處理副校長人選的確認事宜。8月25日會議上,「首副」依然懸空,校委會宣布不再等候,將會於9月處理副校長的任命事宜。事實證明,「等埋首副」是既不實際、也不必要的錯誤決定。我們歡迎校委會不再作無謂拖延,立刻處理副校長任命事宜;我們更希望校委會回歸既有制度和程序,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則廣大校友和巿民的憂慮和爭議,都可以一掃而空。這是我與校友們在9月1日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上提出的第一項議案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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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教局收集PISA學校資料 勢令TSA操練之風蔓延中學

千禧教改以來,政府引入不同類型的評估工具,原意是提升教學質素,可是結果卻適得其反。當中自2004年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最為人詬病。教育局一直聲稱TSA屬低風險評估(low-stake assessment),成績只供學校自我評估,亦不影響學生派位,因此毋須額外操練。然而,TSA最終嚴重異化,學校忙於為學生補課及購買TSA練習,師生苦不堪言!暑假前夕,我和教協會發布TSA問卷調查,並要求當局廢除TSA這頭怪獸!言猶在耳,最近教育局就2018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進行招標,這項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推行的評估以15歲的中學生為對象。可是,招標文件要求承辦研究的院校需要收集參與學校和學生的身分資料供政府使用,令人擔心學校的PISA成績會被用作監察學校的水準,影響學校發展,更有可能令小學TSA催谷操練之風蔓延至中學!PISA資料一向保密以往,不少學校願意參與PISA,主要由於這項研究是一項國際性的比較研究,評估世界各地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15歲學生是否具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能參與社會,因此研究人員只會就香港整體情況作評估,參與學校和學生的身分資料會保密,學校亦毋須為學生安排額外的操練,屬於一項低風險評估。可是,假若當局收集學校和學生資料,勢令學校憂慮當局會把PISA的數據用作評估個別學校的表現,甚至以此監察學校的水準。為避免影響學校發展,類似小學TSA的操練勢在初中出現,嚴重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及健康發展!收集學校和學生資料的另一影響,是對PISA研究工作的衝擊。自經合組織於2000年推行PISA以來,香港一直參與其中,並由大專院校承辦研究工作,使研究工作保持獨立和保密。透過比較每一次研究的數據,可反映香港教育生態的變化,因此這是一項具有延續性的研究項目。可是,假若教育局收集學校和學生身分資料,學校可能會為學生提供額外操練,甚至選擇拒絕參與此項研究,令日後PISA的評估結果再難以反映學生真實情況,研究人員亦難以把數據跟以往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影響評估的真確性及延續性。勿讓PISA步TSA後塵事件曝光後,我立刻去信教育局要求解釋收集學校和學生資料的原因和具體用途,並要求當局撤回收集學校及學生身分資料的要求。我們不能讓TSA的惡果在初中再次出現,更何況香港教育流弊叢生,師生飽受壓力,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在於出現過量的評估:小學有TSA、高中有過量的校本評核和文憑試的巨大壓力。替師生減壓已是業界共識,亦應是教育政策的大方向,此刻教育局就PISA的新規定,無疑是與這方向背道而馳!當局應盡快回應我們的訴求,以免PISA淪為中學版的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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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初識港大

最近經常要回港大。港大其實變了很多,在新落成的百周年校園裏是會迷路的,只有陸佑堂一帶的中央大樓,熟悉而近乎永恒。 早在進入港大讀書之前,就已經接觸港大。應該是唸中四還是中五,因為參加港大文社的一個甚麼活動,要到當時的港大學生會大樓開會。青年中心的主任告訴我過海後怎樣乘搭23號巴士,從北角一直西行,當巴士爬一條斜斜的上坡路就要注意,在看到左邊的一大幅石牆時便要下車了。在沒有手機的年代,憑着默記的指示,我竟然順利抵達了。23號巴士線仍在,石牆依舊,但當年開會的學生會大樓,卻早已拆卸了。 自此之後,我便因為參加文社、青年文學獎、中文運動中學生組等等活動,經常到訪港大,港大的師兄姐們也非常照顧我。好幾次在陸佑堂參加青年文學獎頒獎典禮之後,便與一些文藝中青少年一道,在學生會辦公室內談天,聽圖書館外的蛙鳴,通宵達旦。又曾經隨一些師兄到明原堂「屈蛇」(非法留宿)一夜,記得當時看到某個房間內的書堆成山,不禁肅然起敬。 我讀預科時開始關心教學語言問題,參加了中運聯委會委託兩大學生會照顧的中文運動中學生組。當時圖書館門禁不嚴,一位讀社會科學的師姐非常熱心地把我偷偷帶進港大圖書館去找資料。我很記得,她把1974年的教育白皮書找出來,讓我看到香港政府的政策文件。當時我們認為白皮書提倡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 (free to choose)是破壞母語教學的元兇。想不到經歷了港府的所謂「母語教學政策」之後的今日,我反而主張回到1974的原點,政府減少干預,給學校多一點活路。這個資料,其實是在港大圖書館看到的。 就這樣,我就經常從居住的藍田,乘車到觀塘碼頭渡海到北角轉23號巴士前往遙遠的港大。即使這樣,我這麼一個屋邨仔,是從沒想過自己會進入港大的。誰會想到歷史如此巧合,1980年的高級程度會考中文作文題竟然是「母語教學的我見」,我把在港大找過看過的資料,精心地搬到原稿紙上,再加鹽加醋,拿了一個A,敲開了港大的大門。 這就是我的港大前史,是一個混沌的少年人慢慢張開眼睛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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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別讓PISA變中學版TSA

現代的教育制度,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進度是重要一環。在重視數據的年代,評估工具和項目愈來愈多,評估的原意是透過不同的評核和數據,分析學生學習能力的強弱,以改善學習情況,甚至為學生制訂個別的學習計劃,提升教育質素。部分評估工具以學生為本,也有些是以學校甚至地區作單位,比較不同學校或地區的表現。忽然收集學生身份自2000年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推行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目標是評估世界各地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15歲學生是否具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能投入社會。評估主要分為閱讀、數學、科學三個領域,最終各地的研究數據會作比較分析。這項國際性研究每隔3年進行,香港亦有參與其中。根據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的資料,2015年的PISA測試便有超過130間學校參與。由於數據只用於分析香港的整體表現及國際性比較,因此個別學校和學生的表現和數據會保密處理,研究人員亦不會向政府提供相關資料,學校因而放心參與其中,不用擔心學生在PISA的表現會影響學校發展。過往,PISA一直由教育局以招標形式聘請大學獨立研究。然而,近日教育局在2018年PISA的招標文件中,突然加入新規定,稱當局將會收集包括學校和學生身份在內的研究資料作進一步使用和分析,旋即引發學界擔憂這項新規定對學校和PISA研究工作的影響。學校一直願意參與PISA,是由於這項研究屬低風險評估(low-stake assessment),研究人員只會就香港的情況作整體分析,不會向任何人披露參與學校和學生的身份資料,學校亦毋須為學生安排額外的操練。可是,加入這項規定後,勢必令學校憂慮當局會把PISA的數據用作評估個別學校的表現,甚至以此監察學校的水平;為免PISA成績影響學校發展,初中勢必出現催谷操練之風,嚴重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和健康發展。此外,PISA的研究工作亦會因這項新規定而備受影響。PISA自開始至今已舉辦五次,透過比較每一次研究的數據,可反映香港教育生態的變化,因此整項研究具有連續性。可是,假若教育局收集學校和學生身份資料,校方可能因為擔憂PISA成績會影響學校發展而不願參與,從而增加研究人員尋找參與學校的難度;即使有足夠的參與學校,學校為提升學生成績,可能會為學生提供額外操練,令評核結果無法反映學生的真實情況,研究人員也難以把數據與以往的PISA比較,影響評估的真確性和延續性。勢釀操練之風事實上,評估計劃引發操練風氣的憂慮絕非無的放矢,現實中早有先例,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便是明顯例子。教育局於2004年推出TSA的時候,同樣強調TSA屬於低風險評估,學生毋須操練,並稱個別學校的成績不會公開,整個評估只是方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和監察教育政策的成效。不過,TSA很快便嚴重異化,學校為應付評估,替學生購買補充練習和補課,師生飽受壓力,學界要求取消TSA之聲不絕!這不僅無法達到評估的原有目標,反而令正常的教學受到影響。TSA對學生的影響嚴重,師生與家長均有深刻體會。如今教育局突然要求收集PISA的學校和學生資料,學校容易產生疑慮,擔憂PISA成為評核學校表現的指標之一,導致學校之間製造惡性比較,操練之風蔓延至初中,最終令PISA走上TSA的舊路,成為一項高風險評估。香港的學生已面對很多不同類型的評估,為催谷成績被迫不斷補課和操練,對學童發展已造成嚴重影響,前線教師亦飽受壓力。學界一直要求教育局取消TSA,停止這類不必要的評估,卻一直未獲教育局正面回應。如今當局竟進一步要求收集PISA的學校和學生資料,隨時令PISA成為另一個加劇師生壓力的評估計劃。教育局應懸崖勒馬,撤回收集學校和學生身份資料的要求,別讓PISA成為中學版的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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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修改大學條例只為確保院校自主——回應各界

我在8月2日《明報》發表拙文〈大學條例 如何讓特首干預院校自主?〉,建議修改大學條例取消現行特首任校監的安排,隨即引起各方議論回應。筆者歡迎各方朋友的批評意見,本人深信,只要擺事實、講道理,真理愈辯愈明。不過許多人將本人的修例建議演繹為對操控大學事務的企圖,很明顯是對拙文過度演繹,結論也超出了合理範圍,當中涉及不少誤解,故特撰此文回應批評,並就教於編者與各位讀者。(一)修例之議與主權回歸無關有人質疑,1997年回歸前港大學生不反對港督任校監,但回歸後卻反對特首任校監。本人相信這是出於一種偏見和嚴重誤解,以為所有民主派議員都是針對回歸後的新政權,這次修例之議也不例外。很明顯,本人對回歸後的首兩位特首的處理方式,是沒有半點意見的。對本人而言,問題不在於1997年的主權回歸,而在於2015年現任特首的新舉措。(二)修例的目的在維護既有傳統坊間亦有質疑,本人的修例建議是要改變特區政府管理香港大學的制度,本人認為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誤解。其實修例之議,其中心精神,正是要維護既有制度的神髓於不墮。既有制度的神髓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基本法》第137條所標舉的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特別是院校自主。院校自主極其重要,因為院校一旦為外力所支配,將無法捍衛學術自由;而學術自由一旦淪喪,高等教育將失去活力,因此院校自主乃現代大學的基石。而院校自主所要提防的「外力」,在歐美的經驗之中,主要是行政當局和執政者。基本法把香港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歸納為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兩條,絕對不是偶然的。香港在這方面也確實有極其出色的傳統,這全靠兩大「法寶」:其一,是刻意地在政府和院校之間設置區隔,即設立主要由學者組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負責分配資源,避免行政當局直接介入大學管理。其二,是執政者高度自我約束,他們深明院校並非其管轄範圍,因而極度尊重院校自主。執政者的自我約束,必須從歷史沿革去理解。本港由特首(或昔日的港督)兼任大學校監的做法,乃是參照英式舊制由國家元首英王兼任校監。英國皇室憑其超然地位,可保護大學免受政府當局及其他外力干預,其職位屬禮儀的,是象徵式的。儘管法律賦予校監極其廣泛的職權,但大家都深知英王不會也不能隨便運用權力干預校政。香港承襲其制,由歷任港督或特首擔任大學校監,他們都毫不例外地約束自己的權力備而不用,讓院校獨立運作。長久以來,此制度運作良好,香港高等教育也在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基石上,表現卓越,享譽國際。如果現任特首梁振英先生能夠同樣遵從舊制,自我約束,修例就沒有任何迫切性了。可是,梁先生似乎有意在高等教育界「積極有為」,以擴大其實際影響力,甚至「有權必用」,這便嚴重破壞了傳統。今年2月,傳媒報道梁先生運用其校監權力刪減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推薦名單,輿論嘩然。此事貌似瑣碎,但本來象徵式的權力一下子變成實質權力,開了特首介入大學事務的先河,絕非小事。此外,校監的職責之一是委出各大學的校董會或校委會部分成員。歷任校監都會小心翼翼,務必委出各方接受、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以樹立各院校校董會崇高的公信力。可是,梁振英先生在各院校委任了不少與其關係密切的人士,當中不乏爭議性的人物,也予人一種企圖操控高等院校的負面印象。上述兩個事例,顯示現任特首有意背離傳統「有權必用」,本來僅屬象徵性的權力也要變成實質權力,實際上是一種擴權行為,把行政長官的權力伸延到高教領域,完全違背了基本法所標舉的院校自主的原則和精神。由此可見,現行制度依賴行政長官個人自覺地約束其自身的權力,風險是極高的。本人尋求修改大學條例,尋求從根本的法律和制度上,落實基本法所規定的院校自主不受干預,原因也在於此。有人形容本人修例的意圖乃是要「操控大學」,是新一波「倒梁」,事實剛好相反,修例之議只是被動地回應和矯正現任特首加強介入大學之舉措而已。修例一旦落實,只會鞏固院校自主,本人根本無從操控大學,更談不上「倒梁」!(三)大學校董乃「公眾信託人」而非特首代表有人指稱社會人士加入校董會是大勢所趨,質疑本人意圖將大學變為不受任何監管的獨立王國。這說法並不公允,因為港大是公營大學屬於全社會,並非教授和學生專有,校外人士任校董是世界潮流,香港大學也不例外。不過我必須指出,港大校委會成員乃是以個人身分成為「公眾信託人」(trustee),按校委會指引和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規定,其參與必須摒除個人利益及其他考慮,凡事須以香港大學最高利益為依歸。因此,這些校委會成員是公眾的信託人,須向公眾問責,絕非特首的代表,更非特首行政權力的延伸,這一點是所有校委會成員都必須緊記的。(四)校友關注組乃自發組成順帶一提,不少人認為在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以及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始作俑者和幕後黑手是公民黨」。作為「港大校友關注組」的召集人,本人有責任指出這說法嚴重偏離事實。其一,「港大校友關注組」由多位背景不同的港大舊生自發組成,並非由公民黨發起或主導。其二,校友關注組一直採用和平方式,從來沒有參與對校委會的衝擊。其三,修例之議,港大學生會早於1991年回歸前已經提出,董建華也曾經提出不再兼任大學校監,本人近兩年也一直推動大學校董會的改革,說公民黨乃建議修例的始作俑者,與事實不符。公民黨個別成員以校友身分參與校友關注組,其實,是很正常的,「始作俑者與幕後黑手」之說,是想像力太豐富了。(五)結語正如本文一開始提到,只要擺事實,講道理,真理愈辯愈明。外界指本人修例之議乃是企圖奪取港大控制,實屬子虛烏有,並無事實根據,誤解甚多。我們只是希望港大及其他院校均能維持院校自主的優良傳統,堅守學術自由,繼續兼容並蓄,令香港高等院校繼續生機蓬勃,再創高峰,如此而已。本人相信,這應該也是社會各界的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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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蔡元培的叮嚀

何為大學?大學為何?1918年11月,蔡元培校長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擲地有聲,從此北京大學成為了中國學術自由的標竿。翌年五月,遂有五四運動之爆發。所謂「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前一句指學問之深,後一句指學問之博。高等學府的學問要深,誰都明白,因此重點在後一句:學問有各家各派,大學的使命,並非定於一尊,而是兼容並包,以成就其博。在蔡元培管理下的北大,只問水準,不問政見,他聘用的教授,有以清朝遺老自居而留辮的辜鴻銘,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手陳獨秀和胡適,網羅眾家,匯聚北大。蔡元培改變了北大,北大改變了中國。大學之所以為大,正在於此!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旅居香港柯士甸道,原想取道前往西南,因體弱滯留,想不到就在1940年3月5日因胃潰瘍病逝於養和醫院。這位中國一代文化巨人,便長眠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小小的墓園裏。1999年5月,我陪同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校長許美德教授前往香港仔瞻仰。那一年,五四運動八十周年,我向許校長提議做一個簡單的紀念活動,舉辦研討會和徵文比賽。許校長雖是加拿大人,卻是有名的中國教育通,一口氣答應了。她聽說蔡元培葬在香港,大吃一驚,便想親自去看一下。蔡元培的墓地遠眺大海,曾在1978年重修,除了葉恭綽為碑石題字,還新增了一堵青麻石牆,上書《蔡孑民先生墓表》,記載他的一生事迹,彷彿是一巨幅靜默的叮嚀。我們在墓前低徊,沉思他留給世人的精神寶庫。2013年5月4日,教協會四十周年會慶,由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鄭燕祥教授主禮。我把「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兩句寫成直幅,送給鄭教授留念,一則借以形容鄭教授本人學問之深與博,其次是隱含教院升格大學的祝願;更重要的,是藉着當天正好是五四紀念日,弘揚高等教育應有的思想獨立精神。今天,可能有更多人追念蔡元培先生。穿越時空,歷史在冥冥中或有某種接合,1939年5月20日,蔡先生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正是應香港大學的邀請而作的。餘音不絕,百年港大仍記得這位老先生懇切的叮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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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一場港大校友的公投

港大校務委員會在6月和7月的會議上,重複以「等埋首席副校長」這個荒謬理由拖延副校長(學術及人力資源)任命,罔顧物色委員會按港大規章制度進行的遴選結果,踐踏一直行之有效的制度。港大畢業生議會(HKU Convocation)將於9月1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討論是次副校長任命及校監角色等事宜。根據《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章程》,所有港大畢業生均為畢業生議會成員;港大的教授、講座教授、講師、導師及其他管理層人士等都是成員,同樣有權出席會議和投票。這個涉及近18萬港大人的會議,將會就近期的港大副校長委任風波、學術自由事件及取消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安排,對某些議案進行表決,成為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正式立場。為了要求校委會撥亂反正,捍港大的學術自由,我所屬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已經提出兩組議案,包括:【議案二】議案二(a)︰港大畢業生議會敦促港大校委會根據既定的任命程序和行事習慣,在30天內確認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任命建議,任何偏離上述建議的決定,校委會必須向港大畢業生議會和公眾提供令人信服的理據。議案二(b)︰港大畢業生議會支持改革港大校委會制度,通過修改《香港大學條例》取消由行政長官兼任港大校監的安排。議案二(c)︰如上述議案不獲通過,應爭取修改《香港大學條例》以確保行政長官擔任校監只保留禮儀式的角色。議案二(d)︰港大畢業生議會應成立工作小組以執行上述議案的決議。【議案四】議案四: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港大的教職員及學生所能接受的人選出任。議案二包含四個內容,體現較早前1536名校友聯署登報行動的訴求:由於在過去的大半年,港大一直受到建制派報章密集的攻擊,又傳出特首企圖干預副校長(學術及人力資源)人事任命的傳聞,再加上校委會不斷無理拖延副校長(學術及人力資源)的任命。因此,我們以校友身份,要求校委會在30天內落實處理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任命建議,並要求取消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安排,或只保留校監的禮儀角色,從而減低行政機關干預院校自主的機會,維護學術自由。至於議案四,則是針對校委會主席一職。現任校委會主席梁智鴻醫生將於今年11月任期屆滿,校委會作為港大最高權力機構,掌控財政、學術發展和人事資源等實質行政權力,所作的每一個決定都對港大持份者有深遠的影響,而主席一職極為重要。因此,身為校監的特首,絕不可以委任一位港大的教職員及學生都不能接受的人選出任校委會主席,其道理至為顯淺。假若關注組的議案獲得通過,即代表有一股強而有力的民意,要求校委會撥亂反正,根據既定的任命程序和行事習慣,盡快確認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建議;要求改革行政長官兼任港大校監的安排;促請校委會主席一職必須由港大的教職員及學生所能接受的人選出任。面對嚴峻的外在環境,我們深深憂慮百年港大勢將喪失巿民對其管治的信心,香港大學以至其他大學,都會相繼淪為由政府直接掌控而喪失獨立精神的院校,從此無法再躋身國際一流學府之列!因此,希望各位港大畢業生,能夠出席特別會員大會。如你未能親身參與,請把授權票給予出席大會的相熟校友或關注組提議的任何一位校友,並請大力呼籲更多你認識的校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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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建溝通平台解危機

 香港大學副校長委任風波已發展為全城關注的事件。然而,過去一周,不少人把焦點集中在學生衝入校委會會議場地的問題,甚至連部分校委會成員連日來仍然繼續集中評論當天的事件,李國章還在事發多天後才忽然聲稱「曾被打中腎部」。可是,只集中於當天的混亂情況,而不去認清問題根源,這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借用早前辭任校委會委員一職的袁國勇醫生一席話:「衝突是源於校委會,而非學生」。重建對話基礎引發是次風波的起因,緣於港大校務委員會一直拖延副校長的任命,事件充滿令人懷疑的地方,更令人質疑副校長任命過程受到政治干預。對於沒有按常規任命新副校長的做法,校委會以「等候首席副校長上任」為由,更屬荒謬。要解決現時港大面對的危機,我們必須認清問題根源,並嘗試努力尋找解決之道,包括提出具體的機制和方法。因此,身為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我較早前曾提出設立三方會談的構思。及後與其他關注組成員再三探討後,我們認為可以用一個四方平台的方式進行溝通,讓不同持份者直接對話,嘗試化解危機。四方平台的代表應包括:一、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代表;二、校長及各學院院長代表;三、教職員會代表;四、學生會及研究生會代表。校友關注組不會主動參與其中,但樂意提供協助及成為觀察者,並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讓各大學持份者透過坦承的直接對話,嘗試解決問題。我認為,大學現時最重要的是回歸理性平和。這個平台並非取代現有的決策機制,相反,是在決策機制以外提供一個直接對話的溝通平台,在校務委員會會議前,讓各平台成員更深入表達和了解各方意見,讓事件不會進一步惡化,甚至循此打破僵局,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否則到了正式會議,大家繼續各持己見,意味事情仍然膠,不愉快事件或會重演,這豈是港大所能承受之重?如果通過磋商,校務委員會回復正常招聘程序,以此得到公眾信任,亦可緩和學生與校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我期望各方可透過對話,重新建立共同的基礎,而非意見的各自表述。還有,校長已經宣布任命譚廣亨為暫委首席副校長,也就是說「等候首席副校長上任」的藉口已再不需要;因此,各平台成員也在下次校務委員會會議前,先行磋商,看看如何開展一直拖延的副校長任命的討論。港人重視學術自由現時,各方最大的矛盾在於對校委會處理副校長任命一事的決定是否符合程序存在分歧。我們認為,校委會把任命一事拖延,屬僭建程序之舉,扭曲了應有的遴選制度。過去一段時間,各方均強調港大是一所十分重視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大學,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立足點,讓各方提出如何有效捍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方法,並且依照既定程序處理副校長的任命問題。港大副校長風波引發不少校友關注,可見不少校友仍對母校十分關心,亦引發院校對於院校管治問題的關注。我必須強調,校友從來是港大的持份者之一。我亦會繼續與其他校友一同跟進事件,除了上述的四方平台外,我們亦已要求畢業生議會在9月初召開緊急會員大會,以要求校務委員會回歸正常程序,處理副校長的任命問題,並就港大的管治架構進行討論,包括應否繼續由行政長官出任校監、如何避免大學管治受到政治干預等。凡此種種,只因為我們珍視港大這所百年老校,因此,我們並不希望一直以來香港人一直重視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價值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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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大學條例 如何讓特首干預院校自主?

7月28日,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決定繼續維持「等候仍在招聘的首席副校長」才決定處理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的任命,令本來可以化解的紛爭,轉趨惡化。其實,作為百年老校的港大,其高層任命的機制向來不受質疑。以副校長的任命為例,正常的程序是由校務委員會委任一個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首先展開全球招聘,再經多番面試遴選,還要諮詢教務委員會(Senate)的意見,才敲定人選,向校務委員會(Council)推薦正式任命。今次事件之所以引起極大爭議,是因為校委會沒有按常規處理,乖離傳統,一拖再拖,且不斷轉換理由,最後更僭建出一個「等埋首副」的荒謬程序又沒有合理解釋,嚴重違反程序公義,令人懷疑事件乃是政治干預的結果,嚴重損害校務委員會應有的管治權威。「等埋首副」涉及政治干預圖謀,可謂昭然若揭。由去年11月起,傳聞中的候選人陳文敏教授便遭到建制傳媒的密集攻擊。今年初,更傳出政府高層致電校委會成員,游說他們否決候選人。最近,陳文敏教授更揭出有中間人要求自動退出。一連串的事件放在一起看,不難令人聯想到是否有政府高層欲影響這項任命。若然屬實,這便是赤裸裸的侵犯院校自主,高等教育的基石岌岌可危矣!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今年初回應被指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時如是說﹕「我作為行政長官也好,作為校監也好,我是完全根據有關的大學條例來履行我的職責。」他口中的大學條例,是指現時各條分別規管10所法定專上院校(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的專門條例。縱使每條法例賦予行政長官作為校監或監督的權力都不同,但傳統上都是禮儀性的,過往的港督及前任行政長官都擁而不用。但如果現任特首打破傳統,視那些都是實權,並且有權必用,這些權力便會讓行政長官隨時對各院校進行政治干預,令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備受嚴重威脅。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定義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受到《基本法》第137條明確保障的香港核心價值。對於這兩個概念的定義,可參考2005年第一屆全球大學校長學術討論會 (The First Global Colloquium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的討論,當時會議上通過有關學術自由的定義﹕「學術自由最簡單的定義,是在探求真理和對事物的理解時可自由地研究、教學、發言和發表作品,只要符合學術研究的規範和標準,便不會受到干預或懲罰。」 [1]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在1999年也曾指出﹕「為了享受學術自由,必須實現高等教育機構的自主。自主就是高等教育機構對涉及其學術工作、標準、管理和相關活動的有效決策進行必要的自治的程度。但是,自治必須與公共責任制度掛鈎,由國家提供資金的活動更是這樣。鑒於對高等教育投下的大量公共資金,必須在機構自主和管理責任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當前固然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可供遵循,但是機構安排應該做到公平、公正和平等,並且盡量做到透明和民主參與。」[2]而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 的《程序便覽》第1.5段亦指出:「各高等院校均根據本身的法定條例成立,各自設有校董會,無論在課程與學術水平的控制、教職員與學生的甄選、研究的提出與進行,以至資源的內部調配等方面,都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不過,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而且高等教育對社會、文化、經濟均十分重要,政府和公眾關注各院校的運作,誠屬合情合理,目的是確保各院校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最高水準的教育。」 [3]因此,要保障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必須要有機制令當權者與院校的行政保持距離,以免當權者運用自己的權力對院校作干預。各院校亦須容許師生參與及監督校政,提高校政透明度。事實上,不少享負盛名的公共大學,例如英國牛津大學、巴塞羅那自治大學、日本筑波大學等的校董會,皆是由校內師生主導,包括校長、副校長、學院院長、系主任、行政職員及學生代表等。由師生共同領導學校,貫徹院校自主的精神,減少學校受政治影響的風險。行政長官作為校監的權力過大其實,現時各院校的校監或監督由特首兼任的做法,是沿襲港英時期港督出任校監的安排,港督乃代表英女王。英國舊制傳統由地位超然的王室出任大學的總監,目的正是為了防止行政及其他勢力干預大學。可是,香港現況已大為不同,特首並非像英女王那樣的禮儀性角色,他自動成為各院校的校監或監督之後,大學條例賦予校監的權力便容許特首介入院校日常事務。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特首擁有委任部分校董會成員的權力。除了委任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時須根據校董會的提名而委任外,特首可以隨意委任任何校外人士擔任其他各院校的校董會主席(港大則為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一人「說了算」,變相讓政府掌握每所大學的最高決策機關,可隨時干預大學的政策。特別的是,由於現時各間院校沒有劃一的校董會架構,特首可委任的人數和佔校董會的比例皆有顯著差異。其中以中大的委任人數最少,只可委任6名,佔校董會大約一成;演藝學院則最多,可委任達15名,佔校董會逾八成,足以壟斷校政。假若特首不自我約制這些權力,大可透過不同的人事委任,把政治干預之手伸向各所院校(見表)。校董會部分成員由非校內成員出任,原意是希望有獨立人士向大學提供意見。根據教資會2002年3月發表的《宋達能報告》(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Mar 2002)),要求引入更多校外人士擔任校董的原意是「希望有更多校外成員以非學術界人士的身分參與校董會,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他們所效忠的對象,並非政府或院校本身」。 [4]這或許基於良好意願,增加社會各階層人士向大學提供多角度的意見,平衡各方面利益,配合社會需要,或許有利提升院校質素。可是,任命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關係。基於現時大多數「校外人士」均由特首任命,只有個別的院校可由校董會委任少數校董。而梁振英自三年前上任以來,共委任了70名校董,當中有近三成是現任或前任的人大或政協委員,除政治色彩濃厚,且過於集中和單一。由特首任命的校董能否「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實屬疑問。除了特首委任校董會人數的多寡造成不同的影響外,各大學條例賦予特首不同的具體權力,也可直接造成他干預校政的因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行政長官作為監督,是大學的首長。監督可委任一人為大學的副監督。大學校董會可藉特別決議訂立規程,就以下事宜訂明或訂定條文,但規程須經監督批准。這些事宜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行政;香港中文大學主管人員及教師的聘任、選舉、辭職、退休及免職;考試;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的組成人員、權力及職責;學生的取錄、福利及紀律等。因此,雖然中文大學是特首可直接委任的大學校董人數最少的院校,但特首作為中大監督的權力,是十分龐大的,遠及學校的行政、教職員的聘任,以至學生的取錄和紀律,特首都有權過問。根據《香港大學條例》,條文中訂明合約形式方面﹕凡代表大學蓋章訂立的文書,如經蓋上法團印章,並由校監、副校監、校長、首席副校長或司庫簽署,再由教務長加簽,即當作已妥為簽立。這些合約會否包括僱員合約?若這些權力不再只是儀式,而是實質權力,擁有而必用的話,特首的權力就可以輕易侵入校園的每一個範疇!校監權力不受監察也許有人會問,特首只是承襲殖民地時代賦予港督的權力,有何問題?無疑,回歸之前,港督雖然依法擁有相當權力,可是基於英國的傳統,歷任港督都非常克制,有權而不用,故港督作為各大學校監在很大程度上僅是一種儀式上的角色。而港督所委任的校董會成員大都是社會賢達,沒有濃厚的政治背景和色彩,因此能夠維持院校的相對獨立。早前有報道指梁振英向理大校董會成員表示將會加強使用法律賦予的實質權力,則明顯有違香港高等教育一向以來的傳統,以法律賦權作借口對院校進行政治干預。更重要是,特首行使他的權力時,亦不受師生及公眾監察。筆者去年曾就梁振英涉嫌刪減港大名譽博士名單一事去信港大名譽學位委員會,但港大校方的覆函中竟以「保密」為由拒絕回覆,不願交代特首有否干預名譽博士頒授名單,更明顯反映特首運用校監權力的過程黑箱作業。可見現時我們已無法透過當權者的自我制約維持院校自主,必須重新審視和修改現行制度內的權力分配,透過修改大學條例重訂當權者與院校之間的距離,才可以在制度層面上確保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修改大學條例刻不容緩這次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如何發展,此刻仍難預料,不過,事件對港大造成的傷害或許已經浮現。傳媒報道首席副校長的四名候選人,最近已有兩人退出,另外有傳高層教職員離職跳船,校務委員會已有兩名成員請辭。作為港大校友,我感到非常痛心和無奈。回顧以前的港大路祥安事件和教院風波,香港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是透過教職員知識分子的操守、高層管理層的約制、司法制度的保障、傳媒和輿論的監察,環環相扣而得到守護的。現在,無論形勢如何險峻,我們也要力抗政治干預,讓院校的人事任命安排按既定程序進行。除此以外,我們長遠而言必須修訂有關特首的權力及校董會架構的條文。筆者作為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會嘗試透過私人條例草案的形式提出修訂。修改的方向包括行政長官應否繼續兼任各院校的校監或監督,或只訂明賦予他的權力不是實質的而是禮儀式的,加強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保障。對於校董會的組成,方向是削減或取消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校董會席位、引入更多的師生代表,包括學院院長、職員校董、學生校董等,並增加校監行使權力時的透明度,從法律保障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免被侵犯!註:[1] Academic Freedom Statement of The First Global Colloquium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Jan18-19, 2005[2]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二十一屆會議(1999年)第13號一般性意見:受教育的權利(《公約》第13條)[3]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程序便覽 http://www.ugc.edu.hk/big5/ugc/publication/note/nop.htm[4]《宋達能報告》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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