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TSA物有所值?

  TSA對師生所造成的壓力固然極大,它本身也是一個不廉宜的項目。  根據當局在今年財政預算回答我在立法會提出的質詢(答覆編號EDB185),整個基本能力評估的費用一直在增加。所謂「基本能力評估」,2000-2006年花了2.21億元,2007-2010年為2.53億元。到2011-2014年,總額增至3.19億元,其中學生評估 (SA) 佔0.99億元,系統評估 (TSA) 佔2.20億元。截至2014年為止,整個基本能力評估花去了接近8億元。  14年內耗費8億元,算不算昂貴呢?要看它是否物有所值。  按照政府的說法,TSA有兩個作用,其一是監察整體學生的學習進度 (monitoring),其二是利用TSA促進教學的改進 (improvement)。監察的功能較易理解,政府釐定了所謂「基本能力」(basic competency),然後要全港學生在小三、小六、中三參加中英數三科的統一的TSA評估,所有的成績數據都會匯集到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對於全港學生的整體表現瞭如指掌。不過,認真探討的話,這個「監察」功能是否做得很成功是值得質疑的,我們都知道,TSA的深淺程度並不穩定,有時深一點,有時淺一點,就像一個經常變形的溫度計一樣,它能否準確比較不同日子的溫度,是值得懷疑的。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掌握了整體表現數據,又如何?  至於利用TSA促進教學的改進之說,坦白說,沒有什麼證據。我曾在立法會多次追問官員,請他們舉出TSA有效改善教學的證據,每一次都徒勞無功,官員若非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只能舉某一所學校為例加以說明,令人失望。坦白說,TSA施行已經超過十年,如果每年的教和學都有一點改進,積十多年之功,整體香港教育應該已經脫胎換骨,至少也足夠令人耳目一新。但事實呢?除了少數學校之外,我們問老師問家長問社會人士,都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TSA的功能就是改進,客觀事實告訴我們的,TSA是失敗了。改進之說只不過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假設,並未有實證支持。  那麼,帶來巨大操練壓力的TSA是否物有所值呢?讀者大可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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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符合當年標準?

  在立法會討論中小學校舍問題, 議員質問官員:「有些校舍有五六十年歷史,地方擠迫,缺乏課室,有些甚至出現石屎剝落等問題,危害師生安全,已經遠遠落後於現時的標準,對學生不公平,何以政府不盡快解決呢?」  想不到官員回答說:「那些學校雖然落後於現時的標準,但全部符合興建時的標準,因此不成問題,也不存在不公平的問題。」我們都啞了!  那些都是合法興建的學校,當然全都符合興建時的標準, 這當然是廢話。問題是,五六十年過去了,那些當年符合標準的學校,我們現在還能夠接受嗎?  六十年代,我在雞寮(即現在的觀塘翠屏邨)居住,住的是六層H型的古老屋邨,每一個單位只是一個小方格,無廁無廚。沐浴方便,要靠每層的公用廁所,常聽說有非禮的事情發生;煮飯燒菜,則全靠佔用戶外的走廊通道,當時家家都在走廊上架設火水爐和水缸之類,每到黃昏便菜香四溢,好不熱鬧。那時候的幼稚園和小學,往往設在天台,極之簡陋,稱為天台學校。這些廉租屋和天台學校,都是符合當年的標準的,按照官員的邏輯,其實都應該保存下來,與今天的和諧式公屋和千禧校舍共榮共存,不是嗎?  但事實並不如此,管理房屋的部門積極地推陳出新,六層H 型廉租屋早已成為歷史,其後的16層徙置區也成了絕響,那些古老年代的標準太低了,隨着時代的變遷,早被淘汰。  然而,管理教育的部門卻採取另一種態度,與16層徙置大廈同時建造的近30所「火柴盒型校舍」,以及一些房委會管轄範圍外的舊型校舍,至今仍然運作!它們之中,不少沒有運動場,缺乏圖書館、美術室之類的特別課室;個別學校更不時有石屎剝落等情況,威脅師生安全。但管理教育的部門一於少理,在他們眼中,那些都是屬於「符合當年興建標準」的合格校舍!  難得的是這些學校的師生,一點也沒有放棄,都非常努力地盡好自己崗位上的責任,在限制之中做到最好。我們當然也希望教育當局,同樣地盡好自己的責任,盡快解決這些校舍的問題,讓孩子在安全、合理的環境中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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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盡快改善低標準校舍

  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但時至今日,不同校區仍然存留不少樓齡偏高並低於標準的校舍,阻礙學校發展,也令師生飽受環境擠迫、基建落後、石屎剝落,甚至危險斜坡的困擾。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若能設身處地,不知會否為這些在惡劣環境下奮鬥的教職員和學生感到「好唔順氣」?校舍小如火柴盒  政府自1994推出「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分階段為全港學校提升教學設施和改善環境。首三期計劃過後,政府以不符成本效益為由,突然把過百間學校的第四期改善工程腰斬。在教協會和其他中小學教育團體抗爭下,政府才肯重新開展工程計劃,最後兩期SIP至2006年結束,但部分從未進行或只是有限度進行改善工程的學校,例如當年只獲加建一層或新翼校舍的學校,原有校舍根本未獲妥善處理,有些也解決不了校舍擠迫的問題。今天殘舊和低於標準的校舍問題陸續出現,正是政府處理失當的後遺症。  教育局早前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解釋:「現時全港有接近800至900多所學校,真正在2000年後按現行標準興建的只得200多間。」說穿了,就是政府經常提及的28間俗稱「火柴盒式」學校,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局方辯稱「不可能讓這些低於標準學校在『同一日』遷入標準校舍」的說法,顯然誇大學校要求,令人反感。  過去一個月,我特別走訪多間不同類型的低於標準校舍,有些佔地面積狹小,只有1000多平方米,即中小學標準校舍的五分一至四分一左右;有些建築物殘舊破落,甚至鋼筋外露,石屎剝落,令人擔心校舍的安全情況。  有學校因課室不敷應用而被迫縮班,或只能透過浮動班形式安排學生分組上課。教職員用膳和休息迫在同一斗室、學生連一個像樣的露天操場也沒有,嚴重窒礙學校發展和剝削學生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  除了校舍環境擠迫外,師生還要長年累月忍受四周石屎剝落、天花喉管滲漏、校舍通風不足,甚至水浸和危險斜坡的威脅,當中不乏樓齡超過50年、從未進行「學校改善工程計劃」的學校;部分因建築物限制不能加裝電梯,早已不符合無障礙通道的要求。學校終日為維修大費周章,為校舍安全提心吊膽,難道政府認為這是可接受的標準?難道仍不足以成為重建或重置的理由?  事實上,我所探訪的低於標準校舍,大部分都經歷了十多二十年,且三番四次申請重建和重置而不果;一份份厚甸甸的計劃書,紀錄了學校的爭取歷程,難道這又是學校的一廂情願?有校長無奈地對我說:「無論我們如何說之以理,這6年來,政府與我們就只限於信來信往,學校如何努力都是徒勞的。」與學校協調對策  至於重置方面,教育局極其量只在每次進行校舍分配前通知所有學校申請,根本沒有處理這類低於標準校舍政策和計劃。不少校長投訴校舍分配過程欠缺透明度,有時同區優先,有時計較成績表現,有時更厚此薄彼,刻意向國際學校傾斜,學校也感到無所適從,只有不斷修改計劃書和無止境的等待。教育局要求低於標準學校公平競逐校舍,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低於標準校舍的問題困擾不會自動消失,解決問題的對策不外乎是重建、重置或全面大維修。因此,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因應學校的緊急和實際需要,透過跨部門協調,與學校逐一制訂可行措施,讓學校有所預算,而總不是讓學校望天打卦。否則,學校的維修需求和開支只會不斷增加,校舍老化和失修問題難免進一步惡化。  在公營系統內,每個學生都應該在合理的上課環境中接受教育。在一個富裕社會裏,學生竟然要在不安全和惡劣的環境中上課,有校長甚至為了維修校舍而要自行籌款,我們可以接受這種狀況嗎?我希望教育局可盡快採取措施,從速解決這個困擾學校多年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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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一頁飛鴻

  近幾年去旅行或考察, 都盡可能做足功課,先了解當地的歷史社會文化情況才出發,希望在過程中可以收獲更多。看電影和話劇則剛剛相反,入場之前盡可能不了解。唯其不了解,更有驚喜。  這一晚,便是抱着這樣的心態到大會堂看香港話劇團重演的《一頁飛鴻》,進場之前,連它是悲劇還是喜劇、時裝還是古裝都不知道……於是,驚喜更大!  所謂「飛鴻」,也許令你想起黃飛鴻,進場前我也這樣聯想過,錯了。它指的其實是書信,古代有所謂「鴻雁傳書」,一頁飛鴻,就是一封家書。但它在戲裏還有一層意思,蘇東坡有首膾炙人口的絕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鴻雁在雪地的泥上偶然留下了指爪的痕迹,不是與創作者一生留下許多作品差不多嗎?雪融了,鴻雁留下的痕迹早晚也會泯滅;我們一生中的那許許多多的牽掛與痕迹,不是也一樣嗎?意義又何在呢?  故事就是通過一封有形的書信,展開對無形人生意義的追問。導演陳敢權根據聽回來的一個真實故事,「加鹽加醋」塑造了幾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真真假假的情節,時空穿插與場景變化都甚為巧妙,戲饔有戲更是精采絕倫。到最後,何謂有情?何謂無情?為何執着?如何放開?身前身後,一連串的問題,不同角色的演繹,或許都會為觀眾帶來更多的體會。  寫了一大堆抽象得近乎空洞的話,只是為了維護讀者此刻的「不」知情權。既然推薦大家看這齣話劇,最好還是請大家到現場自己看原汁原味的;在報章上看「二手戲」,宜點到即止。我只想補充說一句,一齣好戲,除了劇本、導演、製作之外,演員的精采演出絕不可少。高翰文、辛偉強、歐陽駿、張雅麗、陳嬌、林澤群、鄭家年、黃葆輝,都值得一一記下名字。  該劇重演至4月13日。再一次,誠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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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從速落實 SENCo常額職位

  一直以來,教育局主張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主流學校的融合教育工作,要求學校以現有人手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的事宜。可是,校內人手緊絀,處理事務繁多,教育界非常質疑當局的政策難以讓學校改善SEN學生的支援工作,影響學校對這些學生的支援。  事實上,公營中小學的SEN學生數目在過去數年有增無減,並由2012/13學年的31390人上升至2014/15學年的36190人,反映校內的融合教育需要急切的支援。向來,教育界均認為要增加專責人手處理SEN學生的教學和相關工作,我在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亦一直爭取當局應在每間學校增設SEN統籌主任(SEN-Coordinator, SENCo),讓學校有一名曾接受融合教育培訓的老師專責統籌校內SEN學生的支援工作,為其他前線老師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雖然SENCo的建議獲委員會大部分委員支持,但政府並未全面接納建議,只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以關愛基金撥款推行一項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為取錄較多SEN及經濟需要的學生的學校提供現金津貼,以供學校開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一職。然而,這項計劃只屬試行性質,參與學校僅有124間,受惠學生約9000人,只佔全港SEN學生約四分之一。  此外,計劃雖然踏出推行專職SENCo的第一步, 卻遠未追上學校的需要,特別是由於試行計劃以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為批核準則之一,但學校照顧SEN學生的需要,與家庭經濟狀況根本無關;加上試驗計劃規模有限,變相令不少取錄SEN學生的學校未能獲得相關支援。  就這項計劃,教協會在去年年底向全港中小學進行問卷調查,除了調查試驗計劃的成效外,亦希望進一步了解學校對增設SENCo的意見。值得留意的是,調查發現逾半參與試驗計劃的學校在取得現金津貼後,續用校內原有的SENCo,反映不少學校早在這項計劃開展之前,已自行調撥有限資源設立SENCo一職,可見SENCo對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重要性。調查亦顯示,在回覆問卷而未有獲邀參與試驗計劃的學校當中,有47間學校有多達50至99名SEN學生,另有13間有100名或以上的SEN學生。反映試行計劃的規模無法照顧一些已取錄不少SEN學生的學校需要,而經濟審查亦可能影響這些學校的參與機會。  在推行融合教育面對的困難方面,大部分學校認為問題在於人手和編制問題。約77%受訪學校認為欠缺足夠編制教學人手是最大困難;認為困難在於未有常設SENCo的學校也高達71%。可見,人手和編制是現時學校最急需支援的部分,為每所學校設立SENCo刻不容緩。根據教協會調查,多達96%的受訪學校認為應該以常額方式聘任SENCo一職,可見教育界對落實SENCo已達共識,只待政府從善如流,落實政策。  早於2012年,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撰寫的研究報告已經指出,政府應該設立主任職級,讓專責教師負責SEN學生的事務,而非以現時的兼任方式進行。  除了設立常額SENCo外,其他支援SEN學生的政策亦十分重要。例如本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取錄大量SEN學生的公營中小學的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比例逐步提升至1:4,可是這項計劃在新學年只有約30間學校受惠,至2017/18學年則會上升至80間,跟學校對心理學家的實際需求仍有一段距離。我期望政府可進一步擴大計劃,一方面增加受惠學校數目,另一方面讓其他非參與計劃的學校也同樣受惠,讓學生盡早獲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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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陸鴻基教授二三事

  今年春天特別冷, 香港如此,加拿大也一樣。今早,在多倫多的親人告訴我該地颳大風,下雪雨,彷彿冬天回來了。下雪雨的路特別滑,共發生了300多宗車禍……  不久,就傳來了陸鴻基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陸教授任教的約克大學就在多倫多附近,恐怕也一樣的冷。當年他回到多倫多大學教書,認為我研究小班教學,應該多一點去西方國家實地考察,便邀請我去約克大學做訪問學者。我興致勃勃,想順便帶同家人前往多倫多探親,可惜最後因故無法去得成。其實他離開教院時,我早也離開了高等教育界,去中學擔任校長, 很難跑得開。翌年他再邀請, 始終無法成行。  陸教授就是這麼熱心提攜後輩。在高等教育界,人們容易迷於各種的計分遊戲,而忘記了真正的做學問與真正的教育。但陸教授很知道要做甚麼,很多教院舊同事至今仍銘記他在求學道路上的協助。  他極忙,有一次見面時累得要合上眼皮還要勉強撐着。但他沒有忽略小節,他曾對我說,教院的大埔校園雖然漂亮,但校園的氣氛得薄弱,原因是校園內沒有太多可以逗留的地方。坦白說, 我當年並不太明白這番道理,不過離開教院之後,在擔任校長的中學受了一點當代藝術的洗禮,對於環境空間的設計與人們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倒是開始注意了。我開始明白, 西方大學裏常見的綠油油的草地、圖書館外的椅桌、一片小小的露天舞台等等,都可以誘發某一些事情發生, 諸如談天、小組討論、即興表演之類的活動。教院缺乏平曠的草地,陸教授便在貫通教院的通道上做一點小設計,多放一些桌椅,讓學生可以隨時坐下來休息、談天或討論。我不曾見過他策劃甚麼勒石紀功的大型建設, 他所關心的, 所做的, 就是這麼平實的東西。  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香港近期的新聞, 當年對他說「I will rememberthis.You will pay!」的李國章,已經復出掌管港大校委會了。可惜近一兩年陸教授身體轉差,已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我是多麼盼望聽到他的見解。  不知道這個晚上,雪花是否有在約克大學的半空飛舞?勞碌一生,願陸教授安息。(代郵:3月28日星期一晚上8時舉行陸鴻基教授紀念彌撒,地點在將軍澳常寧路11號聖安德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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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悼教院前副校長陸鴻基 正直不阿 關懷後學

  噩耗傳來,陸鴻基教授在加拿大病逝,享年70歲。一位可敬的學者前輩就此離開我們,令人黯然。  10多年前,陸鴻基教授到香港教育學院擔任副校長,我並不怎麼留意。畢竟人事變遷猶如走馬燈,人去人來,而我只是個小小的基層講師,與副校長相隔好多個層級,距離太遠。我只是快意地過着我的教學生活,選擇喜歡的研究題目(例如小班教學),繼續發表我的教育政策評論(例如批評教育改革不理教師死活),非常自由。  但陰霾已悄悄地籠罩着教院,政府大幅削減給教院的資助,一大批教師被逼離職,我與同事和同學到立法會請願,都不得要領。當時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政府要如此針對教院。  我和陸教授也開始接觸,他對我的小班教學研究很感興趣,主動提供一小筆經費。後來我們自己向外籌了20萬元,他和莫禮時校長便在2006年初支持我們成立「小班教學研究中心」。我開始對他關懷下屬、嫉惡如仇的性格有所了解。  想不到,原來我批評教育改革,提倡小班教學,惹怒了政府當局。有一天,他邀我到他的辦公室,提醒我要小心,因為預計他和莫禮時校長都不會獲得續約,他們再不能保護我。  2007年,他在教院內聯網發表「萬言書」,其中觸及教育局高層曾經要求教院把幾位教員辭退,至少不能升職。「萬言書」引起了軒然大波,特首曾蔭權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聆訊這一椿「教院風波」。  聆訊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真相開始大白。原來政府不僅要幹掉幾位教員,而且曾暴戾地逼令教院併入中大,又曾要求教院對教協組織的教師請願發譴責聲明。對於這些無理的要求,他和莫禮時校長都一一嚴辭拒絕。時任教統局長的李國章那許多令人咋舌的「金句」,諸如「I w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以及聲稱要蹂躪(rape)教院等等,其無理與霸道,都一一出場。聆訊結果,要求教院「炒人」的羅范椒芬辭職下台,李國章則徼倖保住了烏紗。  至此,我們才知道,他和莫禮時教授在過去幾年裏,一直在極端嚴峻的環境下工作。是他們保護着一群老師的自由,保護了教院的尊嚴。但代價也不小,他們兩位不僅續約無望,而且在教院聆訊中,教院校方只肯為校董會聘請律師,他們兩位身為正副校長,卻要自己支付律師費,據說費用甚鉅。  聆訊結束後,陸教授回到加拿大的約克大學任教,依然那麼孜孜矻矻地從事研究,那麼關懷後學,那麼正直不阿。他曾邀我到約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可惜因各種原因未能成行。每逢過年過節,他都會給朋友寄上祝福;對香港發生的事常咬牙切齒,卻從沒有為自己的遭遇抱怨過一句話。  過去幾年,聽說他身體越來越差了,但他仍堅持工作,在病中完成了教協委托他撰寫的教協史。他的好友馮以浤教授看過書稿,指是立意宏大的鉅構,寫的不僅是教協,而且是整個香港的歷史,可惜陸教授無緣看到作品面世。  陸鴻基教授一生正直不阿,重視原則,關懷後學。他離開我們了,此際,我們更盼望香港的大學校長和學者們,有這種風骨,守護高等教育的尊嚴。  願陸副校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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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先易後難」解決議會死結

  經過修訂《版權條例》及廣深港高鐵追加撥款爭議,政府終於拋出具體方法,處理立法會審議具爭議性議案出現的死結。上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分別與建制派及泛民主派議員會面,商討本立法年度餘下的議程,一改以往政府的強硬作風,與各黨各派商議議程的緩急先後,並接納了我們的意見,把一些不具爭議且涉及市民重大利益的議程優先處理。  立法會有監督之權,議員有責任仔細審議各項政府提交的議案,根據《基本法》第73條,立法會的職權包括「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審議和辯論政府提出的議案和撥款申請,替市民把關,是議員的基本職責,不能馬虎。部分議案因為較為複雜或涉及重大爭議,審議時間便勢必延長。  梁振英上任以來這幾年,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極為緊張。當局企圖利用建制派的多數優勢壟斷議會,予取予攜;激進民主派則經常運用各種議會戰術加以反制,泛民主派也在重要關頭參與。當局其中一個對應的策略,就是把重大的民生項目作為「人質」,放在極具爭議性的議程(如「三堆一爐」)之後,謊稱議程不能調動,迫使泛民屈服。如泛民不肯屈從,便把議會塞車、犧牲民生的罪名加諸泛民頭上,屢試不爽。原則已提多年  事實上,早在兩年之前,我和其他泛民議員便提議政府調動議程,以「先易後難」原則解決這個困局。2014年時,由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出現多項具爭議的議程,例如財委會須審議涉及總值超過270億元的「三堆一爐」撥款,以至公務員調整薪酬等較少爭議的議程一直未能在立法會審議和通過。這些撥款涉及的工程龐大,問題複雜,爭議極大,以至其他議程被堵塞無法審議。我早於當年7月便於立法會提出,政府應以「先易後難」原則,審議較少爭議性的項目,把涉及教育和民生的撥款調前;其後,我聯同其他泛民主派議員去信當時財委會的主席張宇人,要求對方運用主席權力調動議程。可是,政府及財委會主席都未有接納我們的建議,令公務員加薪方案延至翌年年初才獲得通過。  今次政府經歷了審議《版權條例》及高鐵追加撥款後願意釋出善意,擺脫過往強硬作風,接納我們的意見,絕對值得肯定。在餘下的議程中,最令我着急的是為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的《2016年香港教育學院(修訂)條例草案》,政府已經同意把該草案提前審議,排在議程第二位。因此,當立法會完成《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後,便會正式在立法會表決,令教院「正名」一事很大機會在本屆任期內通過。  教院「正名」成功,除了確立教院的地位,讓他們日後可以進一步發展學術交流及研究等工作,更重要是可讓本年度畢業的學生能以大學之名畢業,令他們立刻受惠。須多溝通解決問題  本屆立法會與政府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我一向主張兩者應多作溝通,化解矛盾,並以市民利益為依歸。行政及立法雖然是獨立運作,但兩者的關係直接影響管治質素。按「先易後難」原則處理議會事務,是一個理性而有效的解決方法,亦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當採取的態度,讓爭議較少、惠及民生的議程先行,避免塞車問題。更重要是,當政府要提交具爭議的議案時,亦應以更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回應議員的質詢和關注,使審議過程更有效率。政府採納「先易後難」原則,是釋出善意的第一步,我期望政府日後可以跟議會加強溝通,多採納不同黨派的意見,重建議會和政府之間的工作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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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迴避事實的國家

  喜歡日本嗎?很多人都喜歡,美食、美景,加上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潔淨的環境,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到日本旅行,吃日本料理,甚至學習日本的語言和文化。  然而對於日本,總難以全無芥蒂。特別是對於二戰的責任,日本的上一代似乎總是設法迴避,而下一代則茫不知情。難怪它的鄰居,南韓、中國、俄羅斯,都無法放下二戰的心結,對它總存有戒備之心。  消息傳來,日本政府又修改高中歷史教科書了,把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中國人的數目大筆刪掉,又企圖隱瞞有關慰安婦的惡行。二戰已經結束70年,至今仍不能坦然面對,這樣的國家又怎能贏得世人的尊敬呢?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巿民早已反對日本政府竄改歷史。大約是1982年,維園的反日大集會多達萬人參加,打破了當年集會的紀錄,我也躬逢其盛。這之後,每隔幾年就有一次運動,從沒有停止過。我在教院教書的時候,也曾經帶同學去參加保釣集會,地點也是維園。  在教院(快正名為大學了)任教時,我曾經問學生,假設你是日本人,在學校任教,你會如何教二戰的侵略歷史?你會依照政府刪改的版本來教?還是自行搜集更多資料讓學生了解全面真相呢?很多同學想也不想就選擇後者,但事實是,如果你身在其中,恐怕選擇就不再那麼容易。面對強大的政府力量,面對官方欽定的課本,教師往往變成協助統治者的棋子。日本年輕一代對二戰歷史的不了解,不正是政府多次竄改歷史教科書的結果嗎?於是我禁不住又拿德國和日本比較了。  兩個都是二戰時期的侵略國和戰敗國,但兩者對紀念二戰的態度完全迥異。在日本,屠殺的數字是個禁忌,要麼完全不提,要麼就把數字壓縮;而在德國,紀念館裏以不同的統計方式告訴你一組又一組的數字,告訴你他們曾經何等瘋狂,把他們製造的敵人以殘忍的方式大規模殺死。在日本,官方還是千方百計到有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拜祭;而德國,西德總理勃蘭特於1970年在華沙的屠殺紀念碑下跪,代表德國人表示衷心的懺悔。在德國,到處是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在日本,能看到一座紀念侵華、侵韓、侵略東南亞的紀念館嗎?  希望日本人像德國人那樣,坦然面對歷史的罪行,那世人一定會更尊重和信任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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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真正的港大「圍威喂」文化

  所謂「圍威喂」文化,果真存在於香港大學嗎?  最近,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教授在接受訪問時指出,港大有自己人升自己人的「圍威喂」文化,又指某些人沒有學術成績也被委任為院長,只因為是好好先生才被委任云云。香港各間大學一直都有其行之有效的人事任命和升遷制度,究竟李國章的指控有何依據,我們一群關心香港大學的校友極有興趣知道,請他拿出證據來!  作為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沒有提出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對港大作出批評。去年3月,李國章上任校委會成員還不到一星期,便已直指部份港大教授「不務正業」、導致港大排名下跌。他的言論引起教職員的極大不滿,港大教師及職員會的問卷調查顯示,八成半受訪者不信任李國章。當時他同樣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其說法,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說法只是隨意的妄評。  不過,說到「圍威喂」文化,用來形容李國章領導下的港大校委會應該更加貼切。現時,校委會共有24席委員,其中主席及6名校外成員,均由身兼港大校監的特首梁振英委任;另有6名校外成員則由校委會委任。一月份的校委會會議,即李國章出任主席的第一次會議,李國章便推薦盧寵茂教授和梁高美懿女士加入校委會轄下的提名委員會(Nominations Committee),與馬斐森校長和他自己一起決定校委會成員的推薦名單,再交由校委會通過及委任。  近日,出任校委會成員已經六年的劉麥嘉軒女士,又正式獲續任為校委三年,任期已經在2月生效。她本來於去年11月任期屆滿卸任,短短三個月後再獲委任,不同的只是由過去經特首任命,改由校委會任命。這個做法十分取巧,繞過了同一人「不能擔任同一公職工作超過六年」的原則。我們不明白,社會賢達如此的多,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嗎?  另外,陳坤耀教授已向傳媒確實已獲續任,連同劉麥嘉軒女士,以及盛傳將會被續任的黃景強先生,再加上提名委員會的三位校外委員,都在陳文敏事件上持相同立場。他們相繼被委任,可謂「原班人馬」繼續上場。筆者對個別委員並不認識,無意批評,但在李國章的領導之下,校委會並沒有納入半點新血,更遑論不同意見的人士,試問這怎可能改善公眾對校委會的負面印象呢?  莫非李國章所謂的「圍威喂」文化,就是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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