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請愛惜群育學校!與蔡國光校長商榷

  幾十年來,群育學校的興建素來沒有爭議性。意想不到的是,這次帶頭反對興建群育學校的聲音,竟然來自教育界本身。  本港目前共有七所「群育學校」,專門處理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童,幫助他們適應主流學校的教育。群育學校減輕不少主流學校的壓力,貢獻極大。當中,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位處大嶼山石壁,校舍早已追不上時代的需要,故政府計劃把學校遷至屯門另建新校舍,也可填補新界區(大嶼山除外)缺乏群育學校的空白。這項工程已在區議會討論通過,並即將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審議,一切都非常順利。不過,委員會最近收到新校舍毗鄰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蔡國光校長來函,不僅反對該項工程,而且對群育學校有相當負面的描述,為這項工程能否順利通過帶來變數。同時,由於函件經由立法會上網公開,媒體爭相報導,蔡校長一再重複其觀點並加強力度,其負面描述對東灣莫羅瑞華學校以至所有群育學校,都帶來了頗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公開討論的必要。  蔡校長函件犯了兩大毛病:首先是引述偏頗,其次是對群育學校的認知與事實相差太遠。(一)引述偏頗──蔡校長在函件中引述教育局《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歸納成一個小段落,把群育學校學生描繪成犯罪份子或有嚴重問題(為免加深成見,這裡恕不引述)。然而,這份《概念綱領》長達11頁,列舉百多項行為問題,當中包括缺課、難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逃避參與社交生活等,由相當輕微到較為嚴重的都有;可是蔡校長在引述時,集中在一些較為極端和嚴重的行為問題,令市民對群育學校產生一種極為負面的印象,這明顯是引述偏頗。  我們都知道,非常嚴重的個案自有其他執法機關處理,群育學校是教育機構而非懲教機構,被轉介到群育學校的學生並不屬於極端的一群。我們不應誇大情況,以偏概全,製造刻板印象,把群育學校學生與青年罪案或破壞行為劃上等號,這對群育學校的學生殊不公允,而且一筆抹煞了老師和社工的努力與成果。(二)與事實不符──蔡校長認為群育學校應該遠離人口密集的地區,又擔心群育學校對周邊社區和學生帶來影響,也就是說,他擔心群育學校拖累周邊的學校和社區。但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現時全港七所群育學校之中,六所位於市區,大部分都與民居和其他學校為鄰。例如位處深水埗區的群育學校位於基層鬧市,毗鄰五所中小學校;港島南區的群育學校則被豪宅包圍,附近亦有收費不菲的國際學校和小學。多年來的歷史證明,這些群育學校與當地社區及毗鄰學校都相安無事,我們幾曾聽說過深水埗區和港島南區等等的學校和居民投訴受到當地群育學校的干擾呢?  事實上,群育學校都設有院舍,大部分學生住在院舍之內,得到老師和社工的良好照顧,甚少對周邊的環境造成騷擾,對居民生活甚至樓價,都毫無影響。蔡校長為群育學校貼上負面的標籤,要求群育學校遠離人口密集地區,其實乃是基於錯誤的認知而作出的要求。  事實俱在,群育學校的威脅只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蔡校長何須「自己嚇自己」呢?  不知道蔡校長有沒有親自到過群育學校看看,我相信如果實地看過,一定不會產生如斯偏頗的誤解。筆者今年走訪了三所群育學校,看到老師和社工默默耕耘,為教育學生而盡心盡力;學生也在努力學習,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和社交能力。不久前,我和一群屯門區的校長探訪東灣莫羅瑞華學校,發現該校不少學生甚有才華,有些本性甚佳,學習成績很好,只是家庭慘變,缺乏照顧和安全感;也有些只是有一定的情緒焦慮或社交障礙,在一兩年的教育和輔導之後,便可以重返主流學校學習。這些學生來自主流學校,最終也是重歸主流學校,可見群育學校的存在乃是為主流學校服務,為主流學校裨補缺漏。因此,與同行的屯門區校長談起,大家都深明群育學校的意義和價值;大家都認識到,在育人的事工上,主流學校和群育學校只是在不同的崗位上,互相配合,互相扶持。同是教育界,好應該同心協力。  某些社會人士可能基於無知而形成偏見,作為教育界,我們好應該向他們耐心解釋,消除困惑。這一次,筆者擔心,蔡校長這些偏頗的引述和錯誤的認知,可能引發社區人士不必要的恐慌,人為地製造了群體之間的敵視。希望蔡校長能夠本著教育界育人的宗旨,嘗試好好了解群育學校的實況,去看一看,去談一談。對於有困難、有需要的年輕人,不是多踩一腳,而是給予關心和支持。筆者相信,蔡校長是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只要易地而處,是不難明白這些簡單的道理的。我也希望屯門區的居民,在多一點了解之後,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恐懼,為社區帶來祥和,讓有需要的年輕人可以在平靜的環境中好好學習。  有困難的學生和家長需要群育學校,主流學校需要群育學校,請愛惜群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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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教師同需標準工時

  在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中,大會主題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強積金對沖和立法標準工時。  香港僱員工作時間過長,早是不爭的事實。工時過長不僅損害健康,也嚴重影響家庭生活。有關「標準工時」的討論中,部分人士尤其僱主憂慮規管工時可能引致經營成本上升,但往往忽略整個社會正為長工時的惡果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我是教師工會的立法會代表,支持在全港各行業實施標準工時,以每周工作44小時為原則,讓市民享有更健康的生活。教育行業 已成高危  在教學環境中,教師的教學生態和工作時間極不理想:工時過長,課擔太重,雜務甚多,壓力巨大,不但影響教師健康,也損害教育質素。  香港教師負擔的教學節數、必須照顧的每班學生人數和教學以外的雜務數量,均遠多於其他地區。香港教師「有返工,冇放工!」不在學校的時間還要修改課業、聯絡家長和學生、處理大量行政工作。多年來,不同機構的調查均顯示教師壓力持續上升,工作時數嚴重超標,每周工時近60小時或以上,比統計處公布的本港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約48小時)高出25%,更比許多國家訂立的工時標準(44小時)高出近四成。有過半教師每周工作達61小時或以上,四分一更達71小時或以上。  教育改革以來,每個環節的工作份量和難度均顯著上升,公眾對教學的要求大增;學生家庭環境愈趨複雜,校園危機加深,融合教育普遍推行,增加了學生訓輔的需要;來自教育當局及學校管理層的嚴格要求、家長和社會的問責風氣,令行政工作大增。  政府不斷推出新政策,要求學校執行,但人手編制遠遠追不上需要,導致教師疲於奔命,工時不受控制。  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令教師成為患上情緒病的高危行業之一。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估計有13%教師患上經常焦慮症,病發率是一般市民的三倍,教師的自殺個案亦不時出現。  有意見認為,不一定要立法規管工時,透過教育政策,以及學校行政管理便可改善教師工作量。然而,相關的呼籲教育界已提出多年,教師的工作情況仍日趨惡化。政府曾聲稱為教師「拆牆鬆綁」,最終亦淪為口號。拆牆鬆綁 淪為口號  我認為,教育政策與教師工時,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政策固然影響教師的工作量和工時,但透過完善教師工時制度,也可以倒過來促進教育政策的改善,為教師和學生締造更有利的教學環境。  在一些勞工權利更受保障的地區,教師工會能夠透過集體談判制訂教師工時和課時,爭取合理的教學條件。可是本港的工會尚未能獲得相等的權利,因此,以立法方式制訂工時更形需要,亦符合香港目前的實際情況。  在一些先進社會,對教師的工時有明確規範,充分考慮教師的承受能力和教育原則,香港卻付諸闕如,往往只以資源為主要考量的方向。  我們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提出以下規管教師工時的方向:一、規範每周工時,同樣以44小時為原則。教師行業雖有獨特的工作模式,但應該同受標準工時政策保障,不能因為技術上的原因而放棄保障教師。二、規範課時/教節,訂立相關標準,讓學校有所依循,例如用「每周教學時間」作為統一的計算基礎,學校按其個別情況換算成每周/循環節數,適當安排教師課擔。三、訂立非教學工作比例,以免行政事務影響專業教學工作。英國甚至有協議,訂明有21種非專業的行政工作不應由教師長期擔任,須由文職和行政支援人員負責。四、訂立總教學日數/時數,保障教師和學生享有真假期,以免補課、課外活動及學生交流團等等頻繁活動,影響師生的休息時間。  對教師而言,制訂標準工時並非為了獲取額外的超時報酬,而是要達致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紓緩工作壓力,保障教師身心健康。同時,透過合理安排教師的工作時間,亦能夠釋放教學空間,加強照顧學生,維護教育質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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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讀《一瓦之緣》

  遊京都歸來,在書店看到小思的新書《一瓦之緣》,恰好講的又是京都和日本,於是買回家,變成了旅遊後的延伸閱讀。一個晚上,一口氣就讀完了。還來不及寫讀後感,便在藝術家年獎的頒獎禮上遇到得獎的小思,也可算是一種緣份。  《一瓦之緣》寫日本,也寫中國,寫一種複雜的感情。書名的那一片瓦,是坍塌了的古長安青龍寺挖掘出的遺瓦。1973年,中國政府送出一片,給日本佛教密宗的大本山:京都東寺,以紀念日本高僧空海在1,200年前千辛萬苦到達唐朝的長安,在青龍寺向密宗七祖慧果學法的故事。空海把從中國學到的佛法帶回日本,與玄奘把從印度學到的佛法帶回中國,艱辛處也許難以比擬,但性質也許一樣。而這一次,古青龍寺早已坍塌了,遺瓦東渡,是禮失而求諸野乎?  小思在新亞修業,追隨唐君毅等新儒家大師多年,書中有她與唐先生到京都南禪寺聽泉與吃湯豆腐的珍貴照片,那已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國族、歷史、文化,都刻印在這位新亞人心裏。她又偏偏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留學,清貧的苦學生經歷,使她有機會踏遍京都,體味東洋文化。京都是仿照唐朝的長安和洛陽而建的日本古都,如今仍有一部分地區稱為「洛」,那些古樸的佛寺,以及精緻的人文和工藝文化,處處都帶有古中原文化的影子,怎能不令人傾慕呢?  然而這位新亞人又怎能忘掉日本人為中國帶來的苦難呢?書中有當年在香港哄動一時的《慘痛的戰爭》電影的報章廣告,還刊出了日本侵華時被禁止刊登的軍方照片。小思不忘一遍又一遍叮嚀,小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要好好盯住靖國神社的陰魂,要緊緊記住這一段歷史。正如她在藝術家年獎頒獎禮致詞時沉痛地說:忘掉歷史,就沒有前途。  但小思並非一心復古,她也關心當代的日本文化,她藉《女王的教室》分析日本人性格,甚至連漫畫《將太的壽司》也全看了!最特別的是,是她寫電影《字裡人間》,那些一生孜孜矻矻地編寫字典的作者,「寂寞必然,浪漫也必然」,不正就是經年累月為香港文學搜集資料的她的寫照嗎?  這本書最早的一篇文章發表於1973年,最後在2013年,跨度達40年!既用文字,又加插照片、文獻,有一點多媒體的感覺。最特別是在2015年整理時加入了若干篇「多說幾句」,作為舊作的補充與說明。對於小思而言,這應該也是一種體例上的創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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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為小學教師校長說公道話

  常有小學校長對我說,相較於中學,小學是很受虧待的,無論是資助方向、開班政策、處理縮班和超額教師安排、學位教師比例、非教學人員的資源,以至教師編制和校長待遇,都明顯遜於中學的同等政策。  這都是實情。先以學位教師為例,從前很多小學教師都是教育學院的文憑畢業生,不需要學士資歷。隨着社會進步,政府提出小學教師學位化的目標,由1994/95學年起開設小學學位教師職系,而師訓機構停辦文憑教師培訓課程,新入職教師均已持有大學學位。現職教師亦不斷進修提升資歷,目前持有學士學位資歷的小學教師佔比例已高達96%,擁有碩士,甚至博士學歷的亦大有人在。20多年過去,教師已經全面配合學位化,教育局提供的學位教席仍僅是蜻蜓點水,點到即止。本年度的小學學位教席只有55%,即是說,有逾萬小學教師即使取得學位,仍然只能以薪酬較低的文憑教席,甚或編制以外的合約教席受聘。破學位教席比例限制  2015年《施政報告》宣布增加小學學位教師職位的比例,分3年提升至2017/18學年的65%,但相比96%以上持有學位的教師,仍是杯水車薪;屆時,仍有超過三成(即6000多位)小學教師無法以學位教席聘任。落後的學位教席上限,既剝削未能改編為學位教席的教師,也造成教師分化和人事矛盾,打擊教師士氣。相較於中學,自2009/10學年起,學位教師職位的比例已增加至85%,雖然仍未有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但中小學學位教席的差距,實在相當懸殊。因此,我們要求盡快打破學位教席比例的限制,讓所有持有學位資歷的教師,都能以學位教師職位聘任。  其次要為中小教師及校長的薪酬待遇差異說公道話。  現在公營小學校長及學位教師的職責和工作雖然與中學同業的相若,但薪酬水平均較中學的為低。例如,二級小學校長的薪點為總薪級表第35至39點,中學的則為第40至44點;一級小學校長的薪點為第38至41點,中學的則為第45至49點,也就是說,中學二級校長的薪點很大機會較一級小學校長為高。同樣地,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的頂薪點為第29點,但中學學位教師的頂薪點則為第33點,待遇差異非常明顯。  另一方面,對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要求,卻較中學的嚴格,例如小學教師須署任一年方可實任小學校長,中學則無此規定;小學教師若要晉升為一級小學校長,必須先由副校長晉升為二級小學校長,再由二級小學校長晉升為一級小學校長,但中學的教師卻可從副校長或高級學位教師直接晉升為一級中學校長,而毋須先擔任二級校長。修訂中小學薪酬差異  我去年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要求教育局解釋兩者差異的原因和要求盡快檢討,彌補不公平的情況。不過,教育局一方面承認中、小學教師晉升校長的學歷及資格認證相同,另一方面卻拒絕檢討兩者薪酬的差異,指中小學不應作直接比較,也未有計劃檢討小學校長及學位教師職級的薪酬水平,即是「什麼事也不用做」。  我認為,教育局在晉升途徑和薪酬基準上,製造了中、小學校長的差異,是完全漠視了小學校長和教師同工的努力和貢獻,讓小學同工感到不公和不被政府及社會認同與尊重。不容置疑,學生的學習、情緒和行為問題愈來愈早出現,小學要處理的事情雖然異於中學,但複雜性和多樣性絕不比中學的為低,校長的工作也同樣重要,不應厚此薄彼。但是,一名一級小學校長的最高薪酬,目前只有8.4萬多元,比中學的11.7萬多元低得多,連教育局的政治助理也不如,怎能令小學校長同工服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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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小思

  這一晚參加藝術發展局舉辦的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典禮,沒想過甚麼,一心只知道要負責頒發三個藝術教育獎項。因有此職責在身,於是在另一項活動結束之後,匆匆忙忙地經調景嶺地鐵站乘的士直奔電視城,連晚飯也來不及吃。  一坐下,四周看看,便覺不枉此行。獲獎者有很多久聞大名的藝術工作者和教育界同行。更高興的,是看到多年前的老同學鍾國強,在前輩詩人蔡炎培手上拿到文學藝術獎。他領獎時提到30年前在港大陸佑堂,同樣在蔡炎培手上拿到青年文學獎的獎項,一下子勾起了很多年前的回憶……對,那些年,青獎的頒獎禮都在陸佑堂,那夜裏的蟬鳴,那池塘裏獨放的荷花……更意外和激動的,是小思獲頒終身成就獎。  小思並非第一次獲獎,多年前她獲教院頒授傑出教育家獎,也是崇高的榮譽。但這次不同,全因為我在現場,從翻看場刊得知這個消息,到親眼看着她向着劉以鬯充滿敬意地鞠躬,並從他手上領過獎座,親耳聆聽她沉重得如同控訴,對香港的懇切寄望,那近距離的、即時的感受,非常震撼。  認識小思,比認識鍾國強更早。典禮後我找她拍合照,我問她還記得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她答:「是第三屆(青年文學獎)吧?」她弄錯了少許,當然,她沒理由記住這些對她意義不大的瑣事。而我則清楚地記得,三十七八年前,我擔任聖言中學中文學會主席,搞了一個文學講座,把這位在鄰校聖保祿女子中學任教的老師請過來給同學演講。放學後,散漫的十幾個男生,一位教女校的老師匆匆趕來,她一定很不習慣……  幾十年來,因為文學和教育,有不少接觸的機會。還記得十多年前為港大教育學院校友會邀她到鈕魯詩樓演講,講的是教育改革中的老師,雖然她開宗明義便說自己已離開中學好一段時間,不熟悉了,但講到教育界在改革中經受的折騰,那沉重,於十載之後仍會叫人動容。沉重,因為有懷抱,有憂患。小思的嚴謹、嚴肅在教育界是出名的,因為對文化歷史有傳承,對當下社會有承擔,因此雖然沉重卻常存魅力。拍照的時候,因小思個子較矮,我想欠身稍作遷就,她馬上叫我「挺直腰板!」難得傲骨,在這風雨如晦的世局之中,小子怎敢不從!謹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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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李國章言論是否代表港大

  根據最新修訂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 f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校委會主席是唯一的對外發言人。李國章自今年1月接任校委會主席以來,曾經公開交代過校委會的會議情況嗎?印象之中,就只有1月28日那一次。  今年1月26日的校委會會議,部分港大學生在會議場地外集結,要求新任主席李國章教授回應訴求。可是,直至深夜,李教授沒有出來回應,也沒有交代當晚會議結果,便在保安和警方護駕下離開校園。兩天後,即1月28日,李教授和校長馬斐森教授一起會見傳媒。我期待李教授會在記者會上交代校委會的立場和會議詳情,誰知他只是在會上發表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言論,批評學生和包括我在內的泛民議員及從政者,令公眾嘩然。  由於當天的記者會是以校委會的名義召開,我質疑究竟那些言論是否代表港大的官方立場。就此,我曾兩度致函校委會,要求校委會嚴正澄清。日前,港大教務長韋永庚先生覆函本人,轉達李國章在校委會會議上的解釋,指原來他在記者會上發表的那番駭人聽聞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這個回覆實在非常荒誕,想不到校委會主席在港大的記者會上發表的言論,竟然並非港大校方的正式立場,而只是「個人」意見,令人質疑他公器私用,濫用港大資源!  我已就以下八項質疑,致函校委會,希望能早日嚴肅處理,了結此事:  第一,當天,由港大校方所發出的採訪通知,其標題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舉行記者會」,內文亦提到「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和校長馬斐森教授將會見傳媒……」因此,傳媒和公眾都認定該記者會是由港大校務委員會正式召開的。我請港大校委會再次確認,到底這次是否港大校委會正式的記者會。  第二,倘若記者會是由港大校委會正式召開,為何李國章在會上發言如此之多的「個人意見」?究竟他所發表的言論,是否全屬「個人意見」?若否,哪部分屬港大校委會的正式立場?哪部分屬「個人意見」?  第三,當天,李國章有否在記者會上聲明何者屬其「個人意見」,何者屬「港大校委會的正式立場」?翻看記者會的影片,發現他似乎沒有這樣做,傳媒和社會人士都認定他的言論全部都是代表校委會。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我們如何分辨哪些是「個人意見」呢?  第四,李國章身為校委會唯一的對外發言人,校委會是否認同他當天在記者會上發表的那一大堆「個人意見」呢?如果他所發表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校委會,校委會應否主動向公眾澄清,以免公眾對港大正式立場有所誤解呢?  第五,李國章以港大校委會之名召開記者會,但在會上發表大量「個人意見」,究竟這是否恰當的行為?是否符合校委會主席的身份?是否在濫用港大珍貴的資源和公帑?校委會會否跟進?  第六,倘若校委會認為李國章此一做法不恰當,校委會今後如何避免同樣情況再次發生?  第七,如果李國章在整件事情上處理不當,他本人應否負起責任,向校委會道歉?  第八,李國章當天的言論包含大量對學生和個別社會人士的失實言論及無理攻擊,既然李國章承認該等言論乃是「個人意見」,他本人會否負起責任,向相關人士公開道歉?  根據《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公開」、「透明」和「問責」都是校委會應該恪守的原則。可是,李國章自今年1月上任以來,並沒有盡過校委會主席身為校委會唯一發言人的職責。在公眾高度關注的情況下,他從來沒有在校委會會議前後向新聞界清楚交代會議的情況,反而在校委會唯一一次的記者會上發表大量失實的「個人意見」,嚴重違反「公開」、「透明」和「問責」這些重要的原則。  最後,我促請李國章反省和檢討,並請校委會嚴肅處理此事,守護港大的聲譽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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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十億獎學金 三大質疑

  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實非「一帶一路」莫屬。「一帶一路」出現的次數頻密,而且佔去不少篇幅,儼如極重要政策,實在出乎意料。可是,香港市民對這個計劃印象模糊,認識甚少,政府卻突然宣佈向「獎學基金」注資十億巨款作為種子金,鼓勵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學生來港升學,做法偏離社會期望,受到公眾極大質疑。  「一帶一路」並非不可探討,但我們更要問,究竟巨款資助海外學生來港升學是否符合社會利益?資源的使用是否合理?無論從受惠名額、資助金額和本地學生需要等方面,我認為建議的做法未能說服香港人。  以獎學金吸引海外學生來交流是常見的做法。近年南韓政府就增設了三個獎學金,供香港學生報讀當地的大學,透過主辦學生交流項目以加強兩地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新加坡政府也有向包括本港學生提供獎學金,但要求更加嚴格,學生攻讀完需要留在當地工作一段日子,目的是提升自己國家的發展。所以,利用少量公帑,透過獎學金制度有明確目的招徠海外尖子,當然不是問題,但「一帶一路」獎學金的受惠名額不少,而且全部是海外學生,予人「寧益外人,不惠港生」之感。  按照計劃,政府將分階段增加「一帶一路」地區學生的獎學金名額,由現時10個擴展至100個。10個名額我們尚可承擔,100個名額便是非常慷慨,如此一來,本地學生能夠升讀本地大學學位的機會也可能相應減少。100個名額是否必要,此乃質疑之一。未有關顧本地學生  截至今年1月,「獎學基金」餘額有21億元,金額包括給予本地及海外學生的獎學金,但對於「一帶一路」獎學金就一口氣注資十億,而且金額只用於資助海外學生,做法成疑,再注資十億,只會令更多公帑被凍結。教育局回覆我的質詢時指「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考慮使用獎學基金的本金」。究竟甚麼才是「特殊情況」就不得而知。是否需要再注資十億,讓龐大資金再凍結於基金內,此乃質疑之二。  其實教育界亟待撥款以改善教學環境,資助海外學生實非首要任務。公帑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多年來沒有增加、修讀自資學位及副學位的學費也沒有得到政府任何資助,政府卻大幅增加對海外學生的獎學金,實在是本末倒置。注資的獎學金,是否應先關顧本地學生需要,此乃質疑之三。  如果將教育界目前面對的問題以緩急輕重排序,十億的資源絕對不應給予「一帶一路」獎學金,教育界還有更多項目,例如增設本地資助大學學額、改善中小學班師生比、增加支援融合教育學生和提高幼稚園的資助等等。政府宣稱的靈活運用公共資源,回應社會訴求以作出適當的投資,都沒有在這十億裏兌現,也幫助不了本地學生和教育界解決當前問題,我不禁要問:「一帶一路」最後是為誰的臉上貼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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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葉飛鴻與常映輝

  消息傳來,在香港話劇團《一頁飛鴻》裏演常映輝的演員辛偉強,在「第10屆華文戲劇節」裏獲得「優秀表演獎」。辛先生演得確實出色,可謂實至名歸,我隨即把消息轉給一起欣賞該劇的朋友,大家都很高興,就像朋友得獎一樣。  我在本欄寫過,《一頁飛鴻》是一齣好看的舞台劇,細節非常豐富,可以再三品味。導演陳敢權把這個劇本收進其作品集《敢情》之中,看完演出看文本,又有另一番體會。  這齣戲有兩條情感主線,一條是講述父子之情的失落與重生;另一條更重要的,是一對同性朋友之間既深刻曖 又光明磊落的情誼。它的旁枝也甚為可觀,例如論創作的滿足感,借撰寫粵劇劇本的主角葉飛鴻的口說,寫幾十個劇本,猶如經歷幾十段大起大落的人生;而每一次有人欣賞,他就仿如復活一次,因而不朽。又例如它又借退休粵劇演員常映輝、其養女宋雁翎、主張新派粵劇的企業家錢福成的口,大談粵劇的困境與商業化的危機。喜歡創作與粵劇的觀眾,當對這些旁枝感到戚戚焉。  辛偉強演得很好,把男花旦常映輝演活了。由最初出場的嬌俏,與葉飛鴻相處時的忐忑、愛慕、哀怨、苦情、周到,以至晚年的沉鬱、執着,可謂變化多端,而辛偉強演得淋漓盡致。其他演員也很出色,宋雁翎(張雅麗飾)的唱功和功架,葉榮光( 歐陽駿飾)的半唐番與單純, 律師行Windsor(陳嬌飾)的巿井,錢福成(林澤群飾)的傲慢,都極為稱職。  如果要提意見的話,我倒想提一提高翰文飾演的葉飛鴻。高先生的演出無疑精彩,他在劇中把常映輝形容為蘇東坡而非關盼盼,令劇情峰迴路轉,更堪稱一絕。不過就角色論角色,葉飛鴻到美國送妻子最後一程(第四場),「遲到早退」,對兒子沒甚麼表示,也不見得有甚麼內心掙扎,說他深愛家人,始終欠一點說服力(我看時就覺得他「抵死」)。但他後來(包括死後)與常映輝的對話富於人生智慧,非常灑脫,圓滿地處理了與常映輝的關係,相對而言,又怎能令人信服他當初的拙於表達呢?也許,可以把兩條感情線索串連起來,讓葉飛鴻在與妻兒相處的失敗經驗中痛定思痛,最終在與常映輝的關係中學會了照顧和表達,性格有所成長,有所發展,便更為立體了。是為野人獻曝,寫一點觀後感,業餘水準,請大方之家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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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謹守專業原則 處理停課安排

  昨天清晨,本港突然下了一場大雨,部分地區的情況較為嚴峻,剛巧碰上學生上課時間,令不少師生十分狼狽。天文台於上午6時半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但未有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紅雨和黑雨),因而有教育團體質疑天文台未有顧及學生安全,並就未有改發紅雨警告而向天文台提出譴責。  極端天氣的停課安排向來極具爭議性,筆者在本欄亦曾探討這個問題(詳見1月28日〈制訂極端天氣學校指引〉一文)。可是,相比1月時的寒流,這次情況卻有所分別。  首先,教育局有既定指引處理學生於暴雨期間的停課安排,因此昨天的情況不像1月極端寒流襲港時般沒有指引可依;其次,黃紅黑雨有明確的界定;其三,天文台只是負責監測和預測天氣的政府部門,職責是根據專業知識和科學數據發出相關的天氣訊息,至於停課與否,最終決定權在於教育局而非天文台。因此,我難以認同有教育團體視天文台為譴責對象,對於他們提出昨天應該改發紅雨警告、全面停課的建議也不敢苟同。  現時學校處理惡劣天氣的停課安排,是按教育局通告第6/2015號「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下稱「安排」)。值得留意的是,紅雨和黑雨並非停課的唯一準則,根據「安排」第12段,「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局可宣布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第14段則指:「如教育局並未宣布學校停課,而個別學校因區內的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而認為有停課的必要,則該校校長可在徵詢所屬地區的學校發展組的意見後決定停課。」此外,家長也可視乎情況,決定是否讓子女上學。  由此可見,現時已有機制處理個別地區惡劣天氣的上課安排。在現行機制下,決定是否停課的是教育局而非天文台,它有責任因應個別地區的惡劣環境而決定部分地區停課,毋須待天文台發出紅雨警告才宣布。  因此,當遇上昨晨個別地區傾盆大雨而天文台未有足夠數據支持發出紅雨警告的情況時,教育局應根據客觀資料,並密切監察天氣情況,經與天文台溝通後,盡快了解各校的情況,以及決定是否須要宣布個別地區停課或全港停課。  事實上,昨天的雷雨集中在新界等地區,不論天文台或民間監測天氣的團體均表示未有足夠的雨量和廣泛程度發出紅雨警告。暴雨期間,各地區天氣出現差異十分常見,單是基於局部地區的嚴重惡劣天氣而宣布全港停課,這是否一個專業、合理和相稱的做法?我對此存有相當大的保留。  此外,昨天的雷雨區於6時45分左右影響香港,部分學生已經出門,假若天文台這段時間在沒有足夠數據支持下突然改發紅雨警告,很可能會引發其他混亂情況,例如已在途中的學生會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應否繼續前往學校,而校巴服務也須立即作出應變等。  天文台昨天亦解釋說,由於大雨只限於局部地區,且未有持續,因此沒有發出紅雨或黑雨警告,當局亦會研究未來發出局部地區大雨的訊息。待日後這項訊息預報發展完善時,相信有助教育局透過參考相關數據,並在個別地區預料受到嚴重暴雨影響的情況下,向學校和師生發出清晰的指引,讓師生有所準備。  香港位處亞熱帶地區,雨季期間颳起狂風暴雨並不罕見。學童的健康和安全當然要放在首位,可是我們理應根據專業判斷和完善的既定指引,作出恰當的應變措施,單純基於個別地區的情況而提出全港學校停課的要求,我實在難以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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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國立」風波未了 盡快交代為上策

  兩星期前,傳媒報道本地劇團「糊塗戲班」公演舞台劇時,由康文署負責印製的節目場刊內,劇團人員的學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被康文署多番要求刪除「國立」二字一事,至今仍未得到政府詳細的交代。「國立」成為敏感字眼  我認為若事件屬實,康文署的處事手法極為拙劣,不但無禮,而且是對學術機構的極大侮辱。此等明目張膽的政治審查,既破壞港台關係和傷害兩地人民的感情,更損害了香港一國兩制的原則和精神。因此,我提出要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是次事件,雖然會議當日邀得康文署及民政局負責官員到場,但局長劉江華僅不斷重申仍在檢視事件,至今仍未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做法不能接受。  究竟民政局是否有一份內部指引,一見「國立」二字即予刪除?這是否民政局的既有政策,還是部分官員的自我演繹?社會要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回覆,但政府還是多番推搪。風波未止,公眾難免會繼續揣測,對於港台關係、本地人員的學歷承認,以及兩地技術和文化交流等問題,只會造成更大影響。自我審查比外部打壓更可怕  一直以來,港台之間藝術和體育發展都有不少交流和人員來往,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其他有「國立」字眼的專上學府或博物館人員,以及從上述大學或機構回流的香港人,他們參與康文署舉辦的活動時,署方是否都會一貫將他們的銜頭和機構名稱刪改呢?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當日,局長回應我要求局方提供清晰說明時,竟說手上沒有資料,又指「按過往在體育政策上的交流,全部也有既有的規定」,究竟他口中的「規定」是甚麼?局長宜盡快作詳細解釋。  學校和機構名稱是事實,在場刊刊出全名也是對學校、藝團人員,以至對學術和藝術的尊重,刪改別人的機構名稱,無疑是扭曲事實。為保障日後港台之間體藝和學術來往,民政局和康文署必須盡快向公眾交代事件。我相信香港仍然是一個尊重事實的地方,沒有外部打壓,我們絕不需要多餘的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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