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創意的獎勵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推出一項獎勵計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和批評,相信是始料不及。不過我倒認為這項計劃頗有創意,不應一筆抹煞。  據報道,這項名為「馬循之星」的校內獎勵計劃,學生只要在紀律、禮貌、整潔、樂學四大範疇做得好,便獲發貼紙,累積一定數量,便可換取「特權獎賞卡」。「特權獎」分三等,金獎可乘轎車繞行校園,與校長共進午餐;銀獎可到其他班別上課,自選座位等;銅獎可優先免排隊,小息時間延長五分鐘等。其他「特權」還包括穿便服上學,乘搭升降機(平時學生禁用)等。  這些獎勵方法在香港較為冷門,有些市民一下子不一定能接受。最不幸的是計劃使用了「特權」二字,在「行李門」涉嫌濫用特權令市民大為反感的今日,「特權獎勵卡」這個名稱當然會引起很多不妙的聯想。然而,從教育專業的角度看,馬循的獎勵方法是不無道理的。在香港,肯大膽嘗試這些特別方法,我倒是認為值得鼓勵。  當年我在教院(現在的「教大」)任教,其中一門課就是關於獎懲和師生關係。如何通過獎勵(學術一點叫「增強」reinforcement)刺激學生做得更好,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重要課題。當時我除向準老師解釋「增強」理論外,還會慨嘆香港一般老師使用的獎勵方法太單調了。  最常見的方法,莫過於語言讚賞,讚一句「答得好」或在作文後面寫一個「佳」字就完事了。其次便是用實物獎賞,這在小學和幼稚園最常見,獎一個貼紙(象徵物)、或者一粒糖果(消費物)、又或者一個小書籤(擁有物)。這些方法都是有用的,但可用方法還有很多,何以總是跳不出這個範圍呢?  打開教育心理學的教科書,就可以發現別有洞天,例如准許學生玩某個遊戲(活動類增強)、取消一項厭惡性工作(負增強)、讓他們獲得同學或老師的欣賞(社會性增強)等等,可謂多姿多采。只要花一點心思,就可以加強獎勵的推動力。電影《非常教師》的女主角米雪菲花挖空心思推動學生用心寫作,最後想出的方法,就是請寫得最好的同學到餐廳吃一頓飯,便是一個好例子。再說,如果在教科書上看到獎勵的方法之一是給予「特權」(privilege)也不必驚訝(西方學術界確實使用這個詞!),比方說,獎勵一位有責任感同學照顧課室裏的小盆栽的權利(也是責任),又有何不可呢?  當然,問題並不那麼簡單,行為主義心理學固然有很大的爭議性,如何把老師操控的外在獎勵轉化為學生自己的內在動機是一大難題,獎勵弄不好也會衍生出貪圖獎賞的流弊……教育過程本身是複雜的,還要視乎老師運用時的機智與判斷,因此爭議難免;但也應該容許嘗試,尤其是有一定學理依據的嘗試。  無論如何,對馬循的嘗試過早地否定會扼殺本地的教育創意。我希望馬循的老師們能在實施一段時間之後,總結經驗,不斷調整,不斷進步,並向教育同工介紹其間的得失,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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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教局須為學校工程負責

  「民生無小事」、「急市民所急」,這兩句梁班子常掛嘴邊的口號,在近月多宗涉及師生利益,甚至人命安危的事例中,竟一次又一次的自打嘴巴,特別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避之則吉、置若罔聞的處事態度,可說是特區政府和教育界的最佳反面教材。  近月,我因為低於標準校舍和綠化天台安全等事宜,又再馬不停蹄的走訪學校,因我相信,只有設身處地,方能體會學校的實際困難,才會掌握學校的需要。以低於標準的校舍問題為例,對於校舍設施仍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標準,嚴重妨礙學校和學生發展,部分甚至潛在安全衞生問題,我感同身受;對於學校為空間不足費煞思量,挖空心思為師生創造空間,我更是萬分欣賞。  政策無以為繼是失當,教育局對問題視而不見是失責。吳克儉一如既往,當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處理低於標準校舍的議程時,他漠不關心;當委員會成員到學校實地探訪,他照例缺席;當輿論廣泛報道低於標準學校不足為外人道的例證時,他就躲在鏡頭後,在官方網頁上發表「政策正面睇」,結果在解釋政策和增加維修開支掩飾時自暴其短,惹來校長和老師們更大的反感。  儘管吳克儉的態度令人氣餒,但事情總要一步一步繼續做!在綜合學校的意見和經驗分享,我先後去信向教育局反映及要求跟進,又與校長們召開記者會揭示情況的嚴重性。  終於,部分被拖延多時的維修工程, 有些竟在短時間內獲得教育局回應,有些更超快完成處理。例如,一所學校的維修工程,由去年聖誕申請急修,等至新年,再拖到復活節,仍然杳無音信,但在我們介入後,教育局即時派了兩隊人員到校視察情況;又例如一所學校在記者會當天跌下兩磅重的石屎,按過去情況教育局可能仍然不為所動,但在記者會後教育局職員便即時聯絡學校查詢情況;又一所學校的樓梯申請多年要求更換,一直不能獲批,但我們到學校了解情況後,學校最近興奮地向我們說申請終於批准了!  我們和學校的共同推動的確會有成果,努力總不會白費!議員其中的工作就是擔當學校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就算只是一個水龍頭、一條樓梯或一塊石屎,如果能夠減低學校的額外工作負擔和改善校舍環境,我都樂意服務。  吳克儉處理學校綠化天台危機同樣令人失望。學校一向視師生安全為首位,部分學校更即時封閉綠化天台以及對下樓層的禮堂或特別室以策安全。然而,吳克儉不單拒絕協助學校安排檢測,也拒絕就有關聘用專業人員或涉及維修的費用作出承擔。  不少校長跟我說,當年學校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並且得到教育局的鼓勵和批准,積極推動綠化天台計劃。除已在傳媒曝光的學校獲教育局特別關注外, 教育局彷彿向學校發一份通函或一個電話,催促學校自行找專業人士處理,就足以釋除學校的疑慮,令他們感到無奈和氣結。  急學校之所急,我和我辦事處同事在義務結構工程師的協助下,先後到多所學校檢測,對如何計算天台的荷載力、對下樓層嚴重漏水及綠化天台的保養等,經專業人員的即時支援和悉心講解,當學校明白學校綠化與城大事件不可相提並論,校長和家長也放下心頭大石,並從中掌握到日常維修保養和解決漏水問題的技巧,校長也感到非常受用。  最突破的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上周的立法會會議接受我的建議,承諾責成建築署和屋宇署的官員在暑假內完成巡查學校天台,教協會已跟屋宇署會面,提出不少意見,並強調若有學校在檢測後需要跟進,務必要教育局協助,不能由學校直接處理,因為中小學沒有專業人員,代表政府的教育局必須就此承擔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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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發展局承諾 暑假內完成巡查綠化天台

 綠化天台安全與暑假有甚麼關係?答案就是兩者可以互相配合。我向政府提出可以利用暑假學生不用上課的時機,派員全面檢測學校綠化工程,並安排學校進行適當修葺。發展局最後承諾責成建築署和屋宇署為學校巡查檢測。而學校在確定綠化工程安全及整理過後,亦可在新學年開始,安心地推動綠化天台的可持續發展。  針對城大體育中心的塌頂事故,我即時在立法會提出緊急質詢,要求教育局責成負責官員為全港中、小學綠化天台進行安全評估,並承擔有關費用。可是,教育局不但沒有特事特辦,急學校所急,反而將這重大工作,只用文件方式要求學校自行處理。很多校長跟我說,當年學校推行綠化工程,是環保基金的項目,並且得到教育局鼓勵和批准,現在教育局彷如旁觀者,只在催促學校自行找專業人士評估,令他們感到無奈和氣結。檢測和修葺的時機  暑假將至,我想起學校通常會在這個長假期進行大規模修葺,而在我跟進的求助個案中,確有部分因綠化天台防水層老化或損毀,導致禮堂嚴重漏水的學校,亦計劃在暑假內完成修葺,以免影響師生上課。於是我在立法會跟進相關的課題時,直接要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利用暑期派員到學校巡查檢測,更難得的是立即得到這位局長的積極回應。  事實上,中小學有別於大學,它們並沒有專責部門或聘用專業人士,跟進綠化天台工程,或負責樓宇維修。因此,不論是教育局或發展局,涉及師生安危的事情,政府都應該責無旁貸,採取主動和積極措施,確保綠化天台一切安全無誤,否則,學校和家長實難以安心。急學校之所急  對於我的建議和說法,陳茂波深表認同,並強調學校天台的綠化工程必須重視,因為每天都有很多學童在上課,校舍的結構安全尤為重要。為防範類似城大的塌頂事故再次發生,他指屋宇署上月已開始分階段為設有綠化屋頂的政府設施、直資學校、資助學校、公立醫院和公營機構進行巡查。由於資源有限,部門會以風險導向,按緩急先後作出跟進。  陳茂波並向我承諾,會責成相關部門,包括建築署和屋宇署在暑假內完成有關的巡查工作。相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當日不肯承諾協助檢測,也拒絕就有關的費用作出承擔,只是反覆強調已去信全港學校,校長們可主動尋求專業意見的被動態度,發展局在處理綠化天台安全的問題上,明顯積極和實際得多。  與此同時,我亦協助安排義務註冊結構工程師,到部分有需要的學校進行實地檢測。在此,我特別要感謝他們利用工餘時間和假期到學校完成檢測,並提供了不少實用的意見,包括綠化天台日常保養及解決漏水煩惱等注意事項,不少校長也認為意見非常受用。  急學校之所急,我相信這才是令學校和家長安心的最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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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行禮如儀

  「行禮如儀」這句話最近火熱,頗帶有一種貶義。但究其實,認真行禮,大多如儀,禮與儀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行禮如儀」錯在哪裏,倒是值得考究。中國傳統對禮儀非常考究,無論是大時大節,或是日常相處,都有一定的禮,也就有相應的儀。「儀」是儀式,包括特定的程序、儀容、服飾、工具等等,非常具體實在。廣義的「禮」包含儀,但當禮儀兩者分列的時候,「禮」便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概念。  例如喪禮,今人進殯儀館致祭,禮節已很簡單了。進行,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屬謝禮;致送一個花圈,怎麼稱謂,如何下款;甚至進場簽名、帛金、回禮等等,一般稱為禮節,其實都是「儀」。隆重的喪禮,儀式一絲不苟。行禮不依儀式,例如鞠躬只鞠兩次,花圈胡亂稱謂,甚至在喪禮中大叫大笑,恐怕都必會遭人白眼痛斥,嚴重者更可招致逐客令,永世為仇!行禮而不依儀式之弊,明矣!  我們都做過學生,學校每天都要行禮,都有一定的儀式。簡單如上課時要起立鞠躬,也是一種禮節,以表示學生對老師的尊敬。我常到學校參觀,有些學校非常嚴格,班長發號施令,全體肅立,齊呼「老師早晨」,同時彎腰鞠躬,到班長再呼才可坐下。但也有些學校十分簡單,老師進課室之時,同學坐着向老師點點頭說早晨便是了。儀式之鬆緊詳略各自不同,但見面敬禮卻是一致的,而各自都要遵照各自的禮節。  然而行禮如儀,並不見得一定有誠意。小時候遇到不太尊敬的老師,會把「老──師──早──晨──」四字拖長,而且說得無精打采,禮是作過了,但其實沒有禮,只餘下儀式的空架子。「行禮如儀」變成貶義,就是指這一種沒有精神、有氣無力的儀式。  孔老夫子很聰明,他在2,000多年前已經發現這個問題。他老人家曾經慨歎:「人而不仁,如禮何?」意思是沒有仁心,禮儀就沒有意思了。向老師行敬禮,沒有敬意;到殯儀館鞠躬,沒有悼亡的追思,這種禮儀,做了等如不做。故他老人家又說過:「祭,如在。」因此,禮這個抽象的東西,最重要是當中有誠意。  儀式是死的;但只要有誠意,禮就有生命力,從而彰顯儀的意義。因此燭光可以僅是一種儀式,集會遊行也可以僅是一種儀式,但如果當中充滿了哀思、充滿了意志,那麼它們就不僅僅是一種儀式。這種禮,是可以有巨大的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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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終見自資院校檢討收費

  2000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公布要在10年內讓超過六成的高中畢業生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以切合知識型經濟的需要。可是,一直以來,政府對大專教育的承擔嚴重不足,自資專上教育不斷膨脹。其中一個長期惹人詬病的問題,是部分自資專上院校過早收取高昂的留位費和首期學費,讓莘莘學子受苦。經過多年來的爭取,最近終於有了新進展。  收取留位費和首期學費對自資院校的運作是必要的,但筆者同時理解涉及數千至數萬金額的費用,若學生最終沒有就讀,又無法退回的話,對不少家庭來說,的確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平衡。  早前,筆者收到不少學生和家長投訴,反映有自資專上院校過早收取留位費和學費,令他們損失不菲。其中一名求助人於今年3月,獲得某間自資院校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校方當時要求他繳交合共港幣3萬多元的首期學費和留位費,即相當於近半年學費的款額。隨後,該名學生經非大學聯合招生(非聯招)辦法,獲得另一間資助院校取錄修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他隨即通知該自資院校放棄學位。距離開學仍有接近半年,但該自資院校拒絕退回留位費和首期學費,由於該名學生從未使用過自資院校的設施,所以他認為拒絕退款的做法不合理。  另外,根據教育局提供最新資料,在各自資院校當中,2015/16學年涉及申請人已繳付,但最終未有入學的留位費為1899萬元;而被「沒收」的首期學費為194萬元,兩者合共約2093萬元,數字不容小覷。預繳費用新安排  就此,於今年5月下旬,筆者曾在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詢問教育局會否規定各所自資專上院校收取劃一及合理款額的留位費,以及不得過早收取首期學費。同時,筆者亦促請教育局與院校檢討留位費和預繳學費的政策,以平衡各方面的需要,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好消息是,教育局在口頭答覆中表示,在與自資院校商討後,大部分院校同意自今年起實行以下的3個新安排:(一)就應屆文憑試考生/聯招申請者而言,有關院校可就其非聯招課程(包括首年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向他們收取首期學費的期限,將不早於聯招正式遴選結果公布之後的一日。今年的繳費期限將不早於8月9日。(二)就非聯招申請者而言,有關院校可就其非聯招課程(包括首年及高年級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向他們收取不多於5000元的留位費,但收取首期學費的期限,將亦不早於7月中,今年為7月15日。(三)醫院管理局已同意把其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的宣布派位日期,由以往的8月底提前至聯招正式遴選結果公布當天,即今年的8月8日,令有關同學不會因太遲才知悉醫管局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的派位,而損失已付給其他院校的大額首期學費。  儘管新安排將減少學生與家長在繳交留位費和首期學費方面的爭議,亦有助學生掌握較多資訊後才決定如何選擇院校,可是,大部分自資院校只容許文憑試考生在經聯招正式遴選中,獲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後,才可以申請退還留位費。經非聯招入讀資助課程的人士,則多數不獲退還留位費和首期學費。  筆者會繼續跟進這個議題,希望政府與自資院校能定期檢討有關報名和收費等安排,以減少學生為升學安排的苦惱和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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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當年教院新體驗

  香港教育學院已更名為「香港教育大學」,「教院」這簡稱也成了歷史。然而,我到底在教院待過11年多,我職業生涯中,最長的就是這段日子。「教院」這名字,至今仍然親切。  1995年,我入職教院,「進駐」有「馬騮山」之稱的柏立基分校。當時教院共 有十多個校園,原本的五間師範,各有正校分校,加上銅鑼灣的總部、長沙灣的圖書館等等,可謂「散修修」,對行政管理極為不便。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散修 修」也就是「山高皇帝遠」,尤其是那年頭政府對大專的管制仍少,我們這種基層講師便可享有較大的自由了。在老式的柏立基校園裏,我享有在中學任教時沒有的 自由空間,雖然課程內容仍是大夥兒訂定的,但如何演繹則大可自由;而且研究甚麼,怎樣研究,也有很大的自由。我想,教院給我薪水,要我讀書寫作兼教書,而這些都是我所喜歡的;那麼好的工作,天下間哪裏找?  在教院工作,大大拓寬了我的教育天地。原本我在中學教書,所知就不過香港幾間中學的情況而已。但教院本身既是高等院校,而我又要兼教中學和小學的師訓課程,對整個學制的 了解便自然大大增加,有時甚至矯正了我長期的誤解。例如我一向在中學任教,經驗告訴我所有學生都是懶得舉手的。但有一次到小學聽課,便發現這並非「鐵的規 律」。當時任教老師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那些天真無邪的小一學生便紛紛舉起手來,全班40人舉起的手竟然超過40隻(因為有人雙手並舉),其熱烈的程度, 嚇了我一大跳!自此我明白小學並非中學的初級版,這小小的發現,使我頓時感到小學教育的學問別有洞天──而幼稚園就更不用說了。  教院又鼓勵我們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1996年,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與同事們結伴而行,到悉尼和布里斯班戰戰兢兢地發表論文,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切磋交流。想一想,竟然已是20年前的事了!  就這樣,進教院後,到處去看,到處去討論,便開始知道,不同的教育情景有如大千世界,變化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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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這一切, 已經27年

  27年了,居然仍有12.5萬位市民參加燭光晚會,悼念另一個城市發生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再找不出另一個例子!如何能參透這奇怪的現象呢?參加者都是自願的,沒有任何規定、任何利益,大會甚至沒有他們聯絡的方法,連一封通知信也沒有,但他們自發來了,有些人27年來都無缺席過!  今年我守在靠近天后站的入口負責勸捐。其實不太需要勸,那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在橫過興發街之後走進維園,不少人在離遠看到「支聯會」旗幟後,便自動掏出錢包。有些人會認真地再確認是否支聯會的錢箱,方才把錢塞進捐款箱;有人塞進幾張20元紙幣,也有人出手就是千元大牛;還有一位拿了幾個厚厚的信封,說是遠方朋友委託,投入錢箱前還不忘拍照作證……而我負責的那個錢箱所開的口又偏偏太小,因此市民把錢塞進去時總是要費一番工夫,以致有時七八位熱心的市民同時圍着捐錢,好不熱鬧!  問題又來了:何以捐了27年,市民仍樂意捐款呢?他們很清楚,這些錢絕對不會用在捐款人身上,也不是為本地做慈善。我們在喊說開新的六四展覽館之前,市民便已經把錢準備好了。看得出,有些來自低下階層,幾十元絕對不是小數目!為甚麼他們仍是要捐呢?我們可以用一種簡單的功利意識去衡量嗎?  然後在大會現場,我坐下來,點起屬於我的一點燭光,與成千上萬的市民的燭光一起燃燒。我們唱歌,喊口號,聽演講,看錄像,一切都那麼熟悉,有朋友嘲之為「行禮如儀」。是的,六四燭光晚會有如一個大型的祭禮,禮是不能不守一定儀式的。這麼多年,主辦者也不是沒嘗試別的變化方式,然而一如清明祭奠,追念和哀思乃是最重要的內容,要變又能變出甚麼花樣呢?  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對此「行禮如儀」的陳腔濫調卻又甘之如飴,這當中,難道沒有更深刻的原因嗎?除極度深刻的傷痛,以及一種極度清晰的正義感,我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解釋這一切的理由。這一切,已經27年,是哀傷的、也是值得驕傲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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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教育局別躲在空中樓閣

  教師編制問題長期困擾中小學,可是教育局一直無視問題,拒絕改善教師編制,讓合約教師轉職為常額教師,只願意不定期發放現金津貼,學校可用作聘請教員,以補充教學人手的不足,令教育界出現不少副教師、助理教師和教學助理等低薪教學職位。5月29日,教協會公布「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2016調查報告」,推算現時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約有1萬名短期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佔公營學校總教員人數20%。教育局隨即在翌日發表文章反駁,全港中小學合約教師只有3000多人,只佔整體教師不足10%,質疑調查與事實不符。學位教席 長期不足  副教師和教學助理不是教員?教育局的數字較低,一方面因為當局玩弄文字遊戲,只計算合約教師的人數,沒有納入其他從事教學工作,而不以「合約教師」的名目聘請的教員。另一方面,翻查教育局於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時回覆本人的答覆,2015/16學年的全港資助中小學合約教師人數為4170人,單是這個數字已不只3000多人,若把常額合約教師(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請的教師)計算在內,則多達5540人。這個數字尚未計算為數眾多的教學助理、副教師和助理教師,可見合約教師的真實數字遠超教育局所言的3000多人。為何同一個教育局,卻出現兩組不同數字,究竟是誰與事實不符呢?  更令人憤怒的是,教育局的文章竟指教學助理、助理教師和副教師是「非教學人員」,更說他們「在學校亦往往並非擔當教席」,反映當局對前線教師處境的無知。事實上,我們接觸的教學助理和副教師中,不少每周任教節數達30節。教學助理和助理教師亦同樣要承擔教學工作,只是由於當局未有增加教師編制,學校被迫以現金津貼的方式,用低近常額文憑教師起薪點一半的工資聘請他們。這些年輕教師多年來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的待遇,飽受剝削,仍默默為教育界付出,如今當局卻要褫奪他們的教學身份,拒絕承認他們是教學同工,是向他們的傷口撒鹽!  多年來,學校的工作量因教育改革、各樣評估、課外活動及交流團的增加而不斷上升,但學校的編制人手卻沒有增加。現時學校教師編制以班師比例釐定,這個數字多年亦沒有作出檢討。在這個情況下,年輕教師要轉職為常額教師便更為困難。  教協會調查顯示,超過三成合約教師入職超過7年仍未能轉為常額教席,他們絕大部分都曾接受教師培訓(合約教師為97.4%、副教師及助理教師亦達91.7%),亦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卻遲遲未能轉職為常額教席。  當局多年來反覆強調自然流失可以為準教師和合約教師提供機會,實際上合約教師的人數一直未有下跌,而且學校編制人手本來就不足夠,為何當局遲遲不願意檢討班師比例,增加編制,一方面可改善學校人手,另一方面可解決合約教師無法轉為常額的處境?我們甚至聽聞,有中學在8年內未有新聘常額教師。短期合約 多重剝削  合約教師、副教師和教學助理除了面對「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外,他們絕大部分的合約只有一年,每年更須面對無法續約的風險,要年年尋找工作。在教協會進行調查的3至4月,超過七成合約教師、副教師和教學助理均表示校方並未表明可否續約。而且,由於他們以合約聘用,在工作分配上往往沒有議價能力,令工作更為蕪雜和工時冗長。根據調查結果,超過一半合約教師每周工作達55小時以上,有一成更超過70小時。凡此種種,均可見他們面對多重剝削,這不但對他們不公平,更打擊了這些年輕教師對教育工作的熱誠,令他們意興闌珊,打擊教師專業發展,導致教育界青黃不接,影響教育質素。  合約教師問題已困擾教育界多年,當局不但遲遲不去解決問題,如今竟妄稱被迫成為副教師和教學助理的同工們並非教員,令人震怒,亦顯示當局對前線處境「堅離地」。請局長吳克儉不要再停留在空中樓閣,繼續對教師的苦況視而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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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低於標準學校問題「全面睇」

    正當低於標準學校每日仍為校舍安全、衞生,以及全年無休止的維修困局疲於奔命之際,教育局於周日透過網頁「政策正面睇」,聲稱已透過積極措施改善校舍維修問題,不少校長和老師對有關的言論不禁無明火起,故必須回應以正視聽。1.所謂「積極」,從何談起  教育局聲稱已透過不同措施提升校舍設施,改善教學環境,「主要包括由1994至2006年期間進行的學校改善工程計劃、重置計劃和重建計劃等」。無可否認,改善工程計劃有助學校提升教學設施和空間,例如政府從第二期計劃開始,已為學校加建無障礙設施。但教育局是否忘記該計劃停止至今已10年了,今日低於標準學校潛在的問題,正是計劃無以為繼的後遺症。教育局拒絕啟動新一輪的改善工程,亦不願意調整其重置和重建校舍的政策,優先處理嚴重低於標準的校舍。所謂「積極」,從何談起?2.為何排斥非火柴盒學校?  每當談到低於標準學校時,教育局總是含糊其辭,正如局方在「正面睇」一文中再一次刻意誤導,說28間火柴盒學校中,「除其中一所外,全部已通過學校改善工程」。首先,低於標準校舍並不限於公屋範圍內的28間火柴盒小學。我們走訪全港不同類型的低於標準校舍,數目已遠超28間學校,當中更至少有4間從未納入任何一期的改善工程計劃,部份學校環境和設施的惡劣程度,比火柴盒學校有過之而無不及。為甚麼教育局仍要將它們再分類,一再排斥非火柴盒學校?3.積極維修還是消極補漏?  「正面睇」以增加維修開支,來證明它對改善學校設施的承擔,但逃避不了一個事實,就是維修費用不菲並非源於當局之慷慨,而只是反映部份校舍低於標準的程度相當嚴重。正如學校潛在鹹水樓、空心磚等先天性的缺陷,教育局即使投入再多的維修撥款,也無法徹底解決結構安全的根本問題。加上當局的維修準則,大抵只限於維持原狀或見爛補爛;修了又爛,爛了又修,學校的維修工程已是全年無休!尤有甚者,是即使學校申請緊急維修,有學校等足4個月仍在審批。這是積極解決問題,還是消極的頭痛醫頭?4.已曝光學校獲加快處理?  有些低於標準校舍問題在傳媒曝光後,教育局對這些學校的維修工程或許提高關注或加快進行,雖然是被動的「積極」,但對學校來說仍是好的。但請教育局別遺忘還有無數不足為外人道的低於標準和不合理個案,仍有待當局的重視和急切處理。因此,我希望教育局能維持這種積極的態度協助學校解決難題,並就重建或重置等解決方法,逐一與學校商討。  本來,「政策正面睇」應該向公眾全面交代政策推行的目的、過程和結果,但若只是避重就輕,甚或隱惡揚善,只會惹來更多學校和家長的反感。奉勸吳克儉局長多到全港低於標準校舍「全面睇」,不要只求自己舒服,更要關心師生的安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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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賀香港教育大學

  2016年5月27日,「香港教育學院」成為歷史,它的新名字喚做「香港教育大學」!這一「正名」,終於填補了一個接近30年的政策鴻溝。  事緣在1989年,六四之後,港督衛奕信為安定民心,決定做兩件大事,一是興建赤臘角機場,另一是實施「大專再擴展計劃」。所謂「再擴展」,是在原有的擴展計劃上加碼,其直接效果,是在短短的十年內,香港的大學由原來的2所增加至7所,除了新落成的科大之外,理工、城理、浸會、嶺南等專上院校,紛紛升格為大學,而第一年學士學額也逐步增加至14,500人。  很明顯,在這個決策過程中,五間教育學院被遺忘了。五間教育學院舊稱「師範」(羅富國、柏立基、葛量洪、工商師範、語文教育學院),在1989年以前,其受歡迎的程度,僅次於兩間大學,與兩間理工學院可分庭抗禮,因此入讀的學生成績大都居於前段,而學院也享有不俗的社會地位。可是,當其他院校在升格之路上急速起飛的時候,五間維持舊有名稱的教育學院便開始落後於人了。  如果衛奕信當年推動「大專再擴展計劃」時,把五間教育學院納入計劃之內,相信教育大學之路就不會那麼迂迴了。  教院升格,分幾個階段。我曾在教院任教11年,回首這個歷程之曲折,也不禁感到唏噓。首先,是五院合一,按教統會報告書建議,在1994年成立「香港教育學院」。其次,是在1998年遷入大埔新址,把十個分散於港九新界的校舍重併為一。再其次,是課程陸續升格,逐步停辦文憑課程,代以學位或以上課程。然後,是在2004年取得教育學科的「自我評審資格」。教院師生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每一步都要費掉極大的精力,直到取得「自我評審資格」,其基本格局已與「大學」無異,「正名」本應只是一步之遙。  但這一步,竟然走了足足12年!在李國章擔任教育局長期間,因脅逼合併不遂等原因,當局向教院大幅削減資助,又要求教院「炒人」,堪稱教院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日子。2007年,事件曝光,公開聆訊,羅范椒芬黯然下台,李國章僥倖逃過一劫,是為「教院風波」。這段歷史大家都知之甚詳,便不在此贅述了。  由2007年起,教院開始申請正式易名為「大學」,數度功敗垂成;直到今日,終於成功。回首這段歷史,更可顯得今日之「正名」來之不易!憶苦思甜,謹以本文,祝賀香港教育大學師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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