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他讓我們看見台灣

執筆之際, 傳來了壞消息:紀實電影《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先生,為了拍攝續集勘察取景,直升機在花蓮山區墜毀,他與機師和攝影師三人不幸罹難。2014年4月6日星期日,《看見台灣》在香港首映,我與齊先生有過一面之緣。我拿着他的書請他簽名,並與他合照。書的名字叫《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是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的朱堯麟理事長送給我的,是文字攝影集,與電影互為表裏。我有幸收到朱先生的贈書和熱情的推薦,先讀了書,再看電影,印象特別深刻。據說,齊柏林花了整整二十年時間,在直升機上拍攝台灣,由山到海,由城市到原野,還有在當中的人群。可以想像,他一定曾經為他鏡頭下的風光而狂喜,以致願意花上二十年的寶貴時光,不怕孤寂,不怕疲倦,穿梭於陽光與風雨之間;然後再從浩瀚的底片之中尋找最動人心魄的鏡頭,提煉成這麼一齣令人驚歎的紀實電影。我還記得,在海運戲院裏,銀幕特別大。看完電影後,我曾在本欄寫過:「……而觀賞電影《看見台灣》的過程仍然極度震撼!人迹罕至的嶙峋的高山,呈現在巨大的銀幕之上,使我們可以用平視的角度遨遊其間。那些港灣、小島,色彩豐滿,像是活動的明信片……。還有那些低空拍攝的翠綠的田野,原來有各色各樣的紋理,其間有農民在忙着收割,搬運,還有水牛……「齊柏林以俯瞰的姿態看到了台灣另一種美,也在高空裏哀悼台灣土地的破壞。那流淌在城巿邊緣的被化學品污染成紅色的河流,像大地在流血。那孤懸在高山的車站,與因水土流失而大幅倒瀉的砂石懸崖,竟只有咫尺之遙。颱風過後從高山流到低地的漂木, 竟然傾瀉成了一片木海……」如今,利用無人機進行航拍已成潮流,但絕少能夠達到像齊柏林一樣駕駛直升機所能到達的高度,讓我們在天際看見壯觀的山峰;也絕少能夠達到他所關注的深度,讓我們看見平日看不到的問題,無所遁逃。很可惜,齊先生離我們而去了,續集看來也難以面世了。但我相信,世人會懷念這位創新的飛行家與藝術家,以獨特的方式,留下了一份對台灣的忠誠而寶貴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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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會商機制涉違一國兩制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頻頻外訪,形象深入民心,其訪問內地的次數亦十分頻密。可是,去年初吳克儉「如常」飛往北京訪問,這次訪問卻非如此尋常。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權去年中在報章撰文,直指吳克儉涉嫌隱瞞與國家教育部訂立會商機制,每年召開兩次定期工作會議,討論本港及內地的教育合作事宜。兩地政府合作交流非新鮮事,可是設立會商機制卻是首次,教育局卻一直未有就此作出交代,惹人懷疑。教育局迴避交代就會商機制的事宜,我在上周立法會大會提出口頭質詢,希望吳克儉公開交代這個已實行一年多的機制所為何事。教育局的回覆則稱,由於與國家教育部的定期會議以閉門形式進行,基於「尊重對方」,因此不適宜公開相關文件和引述會面內容。究竟會商機制由哪一方首先提出、其他政策局是否有同類機制、為何一直隱瞞公眾?當局一一避而不談。設立教育局與國家教育部之間的會商機制,令人聯想到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兩年前有關香港教育局局長須隨時接受中央監督的說法。事實上,若然會商機制是規範教育局局長向中央部委滙報香港教育政策,甚至要聽取內地指示,則明顯有違《基本法》第136條訂明教育政策是特區「自行制定」的範疇的規定,更違反《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我絕非全盤否定兩地政府之間交流合作,甚至認為良好的互動和交流有助兩地互相學習,共同提升教育及其他政策範疇的質素。可是,回歸以來,除了特首須定期到北京述職外,問責官員均毋須定期到北京向中央部委滙報香港事務,這種做法,一方面體現了《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亦體現了主要官員只須向行政長官負責。如今,教育局局長與中央部委由一般的交流演變為定期會面,當局有需要清楚向港人解釋,為何突然會有這個安排?跟以往的交流有什麼不同?香港即將踏入回歸20周年。近年,上至國家領導人,以至北京法律學者均不時就「一國兩制」的實踐發表言論。不論是3年前國務院出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特區便有多少權力;抑或近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發表長篇講話,有意為高度自治重新定調,均顯示中央有意重新強調「一國」的重要性,甚至有把高度自治重新演繹之嫌。有論者認為,北京強調「一國」,是因為港人太強調「兩制」。可是,香港人並非要刻意強調「兩制」,只是眼看20年前那套以《基本法》作為法律來源的制度日漸變形,憂慮「一國兩制」受到侵蝕。回歸時,不論北京或特區政府一直強調除國防和外交外,特區享有高度自治,實踐港人治港。如今,「一國兩制」卻被演繹為中央可隨時監督香港的內部事務,這些都令港人憂慮「一國兩制」已經走樣變形。是次教育局局長突然跟國家教育部私定會商機制,卻從不向港人公布,則令港人更憂慮這種「隨時監督」的關係已在制度上落實。不應過分闡釋《基本法》毫無疑問,近年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前景感到憂慮。要挽回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教育局有責任向公眾解釋清楚會商機制的詳細內容,北京及特區政府亦應謹守《基本法》,不應對《基本法》作過分闡釋,亦不應作出逾越《基本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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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二十八年

能夠忘記嗎?漫長的二十八年裏,多數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忙各自的事情,上班、上學、談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或者其他。但有些事情,總是難以忘記的,由當年的四月開始,那刻印在大家腦海的痕迹,那麼深,那麼痛,即使經過多年的日常生活的風霜洗刷,仍然無法磨滅。每逢豔陽高照,或者暴烈的風雨,多數人都會不期然想起,那一同經歷過的希望與失望,在白天的大街上,在黑夜的噩夢裏。到今天,多數人都無法忘懷,無法釋懷。有人說:該忘記了,二十八年裏,重重複複地做着同樣的事,行禮如儀,不厭煩嗎?有人反問:如果有些人做同一件事,持續做了二十八年,還要繼續做下去,你會有甚麼感覺呢?例如一位父親,每年都在孩子的忌辰,在他墳頭放下一朵鮮花。例如一位青年,每年都寫信祝賀已經移民多年的好朋友,生日快樂。又例如一位母親,每逢端午節,都會親手包糭子給孩子吃,二十八年從不間斷。誰有權叫南京人忘記八十年前的大屠殺?誰有資格叫猶太人忘記二戰的集中營?而誰又應該忘掉自己的過去?甲子、辛亥、五四、七七、六七、八九、九七……?你會把這些一概稱之為「行禮如儀」嗎?你一定知道,那裏面有他們珍而重之的東西。這樣的禮,如儀地再多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們也會心甘情願。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小都市裏,這一切一切都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集體記憶。有人想在集體的記憶體中刪掉這一段歷史,應該嗎?有可能嗎?忘記了,便再沒有希望。二十八年過去了,我們仍沒有忘記,每年都在黑暗中走在一起,燃點一大片又一大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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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方向正確 力度不足 如何讓50億更用得其所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承諾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並於當選後優先處理這個項目。早前林太會見包括本人在內的20多個主要教育團體代表,討論她提出的初步建議。筆者認為,林太提出的不少建議回應了教協會及教育界的訴求,為新政府的教育施政訂下了正確的政策方向。可是,部分政策的力度仍與教育界期望有一定差距;只要新政府願意繼續廣納言路,接納教育界的意見,則可令這50億元經常開支更為用得其所,為教育界帶來更理想的新局面。為教育界重新注入動力部分人可能會感到疑惑,為何新政府要如此厚待教育,甚至急於要在新政府就職之前便要落實50億元教育經費的用途?事實上,筆者在議會內外也多次提到,教育長期受到忽略,加上局長怠惰,令教育發展停滯不前。近年教育經常開支佔整體開支的比例連連下跌,由回歸時的25%下跌至現時的21.2%。而比較衛生及社會福利開支方面,過去5年這兩個項目的經常開支的累積升幅達約34%及約71%,而政府同期整體經常開支的增幅亦達到約40%,但教育開支在同期卻只上升約30%。這不僅落後於上述兩個主要開支範疇,更遠遠落後於政府整體開支的升幅,反映本屆政府並不重視教育,亦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讓教育界應付日益複雜及繁重的工作。因此,新政府優先投放教育資源,其實是追趕我們過去因教育施政停滯而落後了的進度。而且,這次增撥資源涉及增加經常開支,一改以往政府只以一筆過的短期現金津貼應付教育界長期需要的做法。新政府願意為教育注入經常開支,是展現出對教育的長遠承擔,值得我們認同。部分建議與教育界存在落差林太的建議涵蓋多個不同的教育範疇,傳媒亦引述了包括增加班師比例、把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恆常化、資助自資院校學生學費開支、延長幼教「過渡期津貼」、增加特殊學校專職人手等。這些都是教協會多年來爭取的訴求,我們對此亦表示認同。可是,筆者認為林太的建議當中,仍然與教育界的期望和實際需要存在一定落差。首先,林太初步建議把中小學班師比例增加0.1,令每間學校增加約2至3個常額教師職位。無疑,這是一個實質的進展,透過增加常額教席紓緩超額和合約教師問題,更重要是有助教育界面對人手不足問題,特別是教學工作在過去20年不斷增加,在編制人手未有合理增加的情况下,我們正面對提升教育質素的嚴重樽頸。可是,現時建議的增加幅度仍然未能完全處理上述問題,跟教育界的期望仍有一段距離。新政府若不再進一步改善班師比例,困擾教育界多年的編制教師不足問題則難以解決。此外,在幼兒教育方面,幼教界十分重視的幼師薪級表亦未見其影,林太只願意延長幼師薪酬的「過渡期津貼」,並且讓幼師薪酬參照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實上,幼師薪級表是林太的競選承諾之一,即使訂立薪級表涉及的問題複雜,需要時間逐步落實,卻並非無法推行。筆者期望林太可盡快落實這項競選承諾,給予幼師一個落實薪級表的時間表,並且讓有關當局盡快開展相關研究。撥款以外的其他教育需要經歷了多年來的教育亂象,教育界極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讓各個教育範疇重新注入動力。然而,做好教育工作並非純粹涉及資源的投放,更重要是決策者是否熟悉前線教育環境和具備長遠目光。由「千禧教改」至今,學校和教師疲於奔命,教改伴隨而來的新工作愈來愈多,工作量有增無減。學生人口變化在當局缺乏長遠學額規劃下,令學校面對不少動盪。新政府在教育施政上應給予前線教師更多空間,讓他們專注於育人的工作,同時讓教育界獲得一個休養生息、正本清源的機會,不應再推出具爭議或一些欠缺成效、徒添教師壓力的改革項目。盼這50億元只是追趕進度第一步自林太當選後,新政府旋即與教育界溝通,尋求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新增教育撥款。只要新政府繼續凝聚教育界意見、尋求共識,必可讓這筆經常開支更用得其所。而且,現時林太的方案只涉及約36億元撥款,仍有不少改善空間。一些尚未納入這筆款項的長期訴求,例如改善特殊學校班額、增設資訊科技統籌員、落實教師全面學位化等,都需要新政府積極落實。更重要是,教育需要長遠和穩定的投入,筆者希望這50億元只是我們追趕進度的第一步。未來我們更期望政府繼續積極投放資源,徹底解決教育界積聚的問題,讓教育界更穩定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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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改善校舍難道要望天打卦?

上周三的一場「黑雨」,令多間長期受漏水和石屎剝落困擾的「低於標準校舍」的天台和禮堂頓成澤國,課室間歇停電,這種情況發生在香港,令人難以置信!這類教學設施不足兼校舍嚴重老化的「高齡」學校,透過遷校重置或擴建徹底改善教學環境,早已是刻不容緩。然而,教育局在今年新推出的校舍分配安排中,不但未能協助「低於標準學校」遷至新校舍,相反更以局方曾形容為「不合標準」的空置校舍,供低於標準學校申請調遷。到底教育局是在政策上開倒車,還是與長期忍受惡劣環境的師生在開玩笑呢?所謂「低於標準」的校舍,是指有關學校的硬件設施未能符合現代的教學標準,包括面積不及「千禧校舍」6000多平方米的一半,當中不少學校的樓齡已超過四五十年。時至今日,全港仍有不少缺乏圖書館、音樂室、禮堂和球場等基本設施的「N無學校」,甚至只得500方米的「納米學校」,學校在發展上所受到的限制可想而知。事實上,教育局於2005年回應新建校舍政策時承認,「這些不合標準的校舍,令有關的學校難以競爭,削弱收生能力。」承諾如有需要時,會繼續興建新校,以改善現有不合標準的校舍。部分「低於標準校舍」礙於校園面積所限,透過原址重建改善教學環境的空間已不大;因此,讓學校遷往新校舍,可說是僅有的出路。但自2011年至今,即使教育局認為須優先處理的26間火柴盒式設計學校,只有兩所獲重置新校,實屬寥寥可數,進度極之緩慢。教育局月前推出3間位於沙田和粉嶺的新校舍,原以為可為「低於標準學校」帶來曙光,但學校隨即發現,3個新址全用作興建新學校,竟無一處可供「低於標準學校」申請重置!在「黑雨」來襲的同一天,教育局回覆我在立法會的質詢時,完全沒有正面回答這次校舍分配安排,為何沒有優先協助低於標準學校重置,以及有否偏離教育局於2004年訂下的3項原則,即新建校舍主要(1)適用於推行小學全日制;(2)為設施不合標準的學校重置;(3)當時已編配給辦學團體的學校。更怪誕的是,當局同期推出另外兩間可供申請重置的空置/即將空置的校舍, 教育局則註明是供有需要提升設施的學校作「重置」之用,特別是「一些以舊式標準興建、可能因空間不足或其他限制而無法提升基本設施的學校改善設施。」諷刺的是,其中一間空置校舍,正是教育局於2013年形容為「於50多年前落成,校舍面積只得2200平方米,不合標準,學校不時須申請進行大型及緊急維修」!「低於標準學校」只能申請同樣是低於標準的校舍, 這是什麼政策?難道「低於標準學校」永遠都要成為「次等」的學校,而它們的學生永遠都要在「次等」校舍接受教育?是時候教育當局拿出決心徹底解決「低於標準校舍」的問題了。校舍只會一天一天地變舊,問題將會一天比一天嚴重。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採納了教育界的意見,承諾會改善學校硬件設施,我們期待她能夠盡快落實政綱,把「黑雨」變成「及時雨」,讓校舍硬件先天不足的「弱勢」學校,毋須再為學校重置和重建望天打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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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辯論比賽

上星期二晚,教協主辦的中學生英文辯論比賽舉行總決賽,我做最容易的工作:頒獎。其他人做的工作遠比我困難得多,例如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包括一群熱心的外籍英語老師,籌辦一場又有初賽複賽又有決賽的比賽項目,橫跨幾個月,耗費的時間和精神都着實不少。又例如每次比賽都需要的評判,他們要細心聆聽每一名辯論員發言,又要忙着打分,更要立刻總結成一段評論,既要為參賽同學打氣,又要指出同學應注意改進的地方。我也曾辦過辯論比賽,深知當中的艱苦。這一晚,我看到幾位義務的評判完成裁判的艱巨任務後,輪流出場評議,他們施展渾身解數,一舉手,一投足,聲調高低抑揚,簡直就是為台下的同學們即席做示範!沒有籌辦的義務工作人員,沒有義務的評判,這些精采的辯論比賽便不可能辦起來了。不過若論辛苦,應該都及不上參賽的同學。其中一隊獲獎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兩個晚上加起來只睡了六個小時,重複,是兩個晚上!回憶起來,唸中學時也曾參加過一場地區的校際辯論比賽的初賽,而且贏了,算是有一點參賽的經驗。後來在教育大學的前身教院教書,多次被邀作辯論隊的顧問,也曾幫忙「打」幾場比賽,為同學做點參謀。那些熱衷辯論的同學把參賽稱為「打」比賽,一大隊人馬經常廢寢忘餐,研究題目,搜集資料,既要做大量的賽前準備工作,又要保持最佳的狀態在比賽當日臨場發揮,真的不容易。印象中辯論隊員也大多勤力讀書,因為要成為出色的辯論員,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每一場比賽,都是對同學的學識、口才、體魄、信心、反應能力、合作精神等等的一場總體檢閱。立法會也是一個經常辯論的地方。有些議員特別厲害,一站起來就能震攝全場,詞鋒銳利,侃侃而談,情理兼備,當然是因為平日準備充足,加上臨場的良好發揮,才能成為議會辯論的能手。這一晚的參賽同學之中,可能也有幾位是未來議會的接班人也說不定呢!讓我們翹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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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租置屋邨政策的問題

一間小學在過去6年期間,只能夠成功借用邨內籃球場3小時,否則就只能乘坐旅遊巴士到附近的室內體育館和中學上籃球課;位於地下的幼稚園不准向外打開窗戶,被物業管理公司要求更換趟窗;長者護理中心的社工帶幾名坐輪椅的長者到籃球場曬太陽,被保安以不可進行非籃球活動為理由阻止……這些事件聽起來很荒謬,但絕對不是虛構,而是發生在屯門山景邨裏!由2004年開始,山景邨被納入為「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下稱「租置屋邨」),業主立案法團及其聘用的物業管理公司開始負起管理屋邨之責。自2011年起,物業管理公司開始以行政手段阻撓邨內社福機構義工前往服務單位探訪、要求學校就使用邨內籃球場購買保險等,影響學校和機構的正常運作,以及師生和服務使用者的日常活動。因此,在2015年,邨內十多間學校和社福機構罕有地組成了「山景邨教育及社會服務聯席」。早前,我和邵家臻議員開始跟進事件。除了到邨內視察和多次去信政府部門反映之外,我在立法會提出了書面質詢。當局答覆指,由於租置屋邨已交由業主立案法團管理,無論房委會擁有多少業權,物業管理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如果房委會接獲有關教育和社福機構對管理公司的投訴,就會轉介有關法團跟進。房委會擁有山景邨64%的業權,對管理公司的不合理管理方式並非無能為力。可是,多個政府部門跟進多年之後,至今情況仍未有明顯改善!當局不斷強調房委會的立場是不會主導屋邨事務,房署代表在業主大會和管委會上會盡量保持中立,但實際上這是對物業管理公司的惡劣管理方式視而不見,縱容他們妨礙學校和社福機構的正常運作!事件反映出在現行的租置屋邨政策下,當局根本無法阻止物業管理公司對邨內學校和社福機構設下諸多不合理的限制,嚴重損害學校和社福機構的日常運作,以及居民的生活質素。最後,我們再次促請當局盡快跟進山景邨事件,並且檢討租置屋邨政策,以確保屋邨內的學校和社福機構能夠合理地使用屋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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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積極推動環保午膳政策

香港每日棄置在堆填區的廚餘多達125萬公噸,相當於二百多輛雙層巴士的重量,當中超過七成是來自住宅和學校。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責任支持環保,讓孩子自小養成「惜食」和保育的習慣,更是推動環保的有效方法。對於近年陸續有學校因硬件不足而被逼放棄「現場派飯」,在感到可惜之餘,我特別在立法會作出跟進,促請政府積極協助學校解決各方面的限制,貫徹廚餘減量的目標。政府自2009年撥款1.5億元成立環保基金,資助學校加裝設施,例如廚房和中央飯堂等,鼓勵學校推行現場派飯的環保午膳政策,讓學生可按食量取餐,既可減少廚餘,並同時減少棄置不環保的即棄飯盒。但在近一、兩年,我陸續收到受資助的學校,在履行至少推行現場派飯三年的承諾期後,已無法可持續的走下去,當中與校舍環境限制不無關係。學校被逼放棄現場派飯我特別向其中一位校長了解情況,她慨嘆低於標準學校空間和硬件先天不足,半日制校舍始終難以配合全日制學生的用膳需要。「學校上下已盡力支持現場派飯,也肯定減廚的成效,但在同一有蓋操場下,學校既要安排體育課,又要騰出午膳前後時間『朝行晚拆』檯椅。由於學校近年加班,為確保學生每周必須有兩節體育課,不得不放棄現場派飯。」環境局在回覆我的質詢時指出,至今有122間學校獲基金資助推行現場派飯項目,期間有三間放棄推行,涉及的資助為360多萬元。當中有一間是「『火柴盒式校舍』設計」。至於我在質詢中要求局方提供學校近年產生的廚餘數量、使用即棄飯盒的數字、全港有多少學校,即使件條件許可仍未有實行,特別是2011年或之後落成,並已安裝現場派飯設施的新建學校,以至獲基金資助學校的實施成效,局方一概未能回答。據了解,三間被逼放棄的學校當中,有兩間是來自教育局「指定」的26間「火柴盒學校」。不論是教育局所指的火柴盒學校,或位於公屋以外的火柴盒學校,對我而言,都是教學設施仍不符合現代要求的低於標準學校。環境局與其斟酌字眼,倒不如多加了解全港學校實施現場派飯的情況,並切實協助學校解決在推行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定期檢討政策成效審計署於2015年10月發表的報告中,已點出環保署除向獲基金資助實行現場派飯的114 間學校進行調查外,並沒有就其他全日制學校的午膳模式進行「任何」調查,亦沒有接觸基金以外的學校,以及定期檢討政策的成效。有關學校廚餘減量的評估,大部分資料只停留在2010年。當年在校午膳的學生只有12% 參與現場派飯,估計約有55 萬名全日制學生在校午膳,他們每日產生100 公噸廚餘及丟棄25 萬個即棄飯盒。事實上,我近日收到有學校欲申請基金推行現場派飯的查詢,不少學校也認為現場派飯不單明顯減少廚餘,更可培育學生排隊守秩序,以及學生在校園大家庭內一同用膳,感覺特別親切。因此,我促請政府採取積極措施,讓學校推行環保午膳和廚餘減量的政策得到貫徹,而不是只著眼於受基金資助學校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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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以教為重

過去幾年,香港教育的停滯不前已是眾所周知。教育部門缺乏應有的領導,教育資源的投入一直在低處徘徊,學校在人口波動與商品化的浪潮中搖搖晃晃,不得安寧。幸虧我們的老師隊伍在困難中大致上還能夠做到負責和敬業,香港的教育成就,至今仍得到世界各地的稱許。可是教育中的異化與過度的折騰,那些令人不安的印記,在我們的校園裏,到處可尋。而且,青黃不接,後勁不繼,如果再不思進取的話,恐怕往後將會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是香港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關口,是繼續沉淪,還是柳暗花明呢?廣大市民都會選擇後者。我相信,三名特首候選人不約而同表示重視教育,絕不是幾個個人的獨立選擇的偶然相遇與重疊。如果說到生活逼人,恐怕居住問題更能牽動廣大市民的神經。然而,三名候選人都非常突出地關心教育。唯一的原因,是過去幾年政府實在太虧待教育了,虧待教育就是虧待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實在再找不到繼續虧待下一代的理由。說這是社會的共識,大概沒有甚麼人會反對。教育的需要也是顯而易見的。今日的學校制度猶如過勞且虛弱的病人,營養不良,又操勞過度,導致心力交瘁。這個階段要做的,並非馬上做劇烈運動,而是應該休養生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讓整個制度重新恢復健康和體力。過去在資源上的刻薄壓抑,應該得到補償。過長的戰線,應該分清主次,重新專注聚焦在最重要的育人工作之上。這個階段,猶如秦漢大亂之後的文景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休息是為了下一階段的發展作好準備。我期待當制度獲得安穩之後,可以重新啟航,而新階段的航行應該總結和汲取過去十幾年改革的某些慘痛經驗,以漸進代替突變,以專業提升代替市場追逐與行政主導,作為改進的主要槓桿。以全體市民為念,無論貧富,協助弱勢。3月12日的選舉論壇,我寫了一幅「以教為重」送給林鄭月娥。如今她成了候任特首,她重視教育是無可置疑的,但願她能找到一名明智的教育局長,並與教育界齊心合力,讓香港的教育在水盡山窮之際,拐一個漂亮的彎,柳暗花明,豁然開朗,走上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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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唱而優則教 陳美齡不一樣的歷練與實踐

https://youtu.be/EJsPB2c-lwM歌唱不但是陳美齡事業的起步點,更讓她擁有超越地域界限、突破政治圍牆的親和力和感染力,立志「為和平而歌唱」。唱而優則教,陳美齡在過去30年,經常以學者身分到大學校園講學,將她與眾不同的身份和經歷,結合豐富學識,為不同地區和課程的學生,度身訂造在互聯網上找不到的獨有和活用教材,啟發學生探索和思考。陳美齡最為人熟悉的,是她的歌手背景,其後她移居日本發展,並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推動世界和平,維護婦女及兒童權益。三十多年前,我曾讀過《為和平而歌唱》一文,是陳美齡在國際青年年和平論文比賽的得獎作品,筆觸遍及對當年香港前途談判的複雜心情、對兩岸政治對立導致親友分隔兩地所說不出的難過、對日本人對事物漠不關心的反思、以至每個人對幸福的不同定義等等。她的所思所感,讓我對這位當年的年輕歌手,特別是她思考角度和接觸層面的廣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網上找不到的教材「每一課對我都是充滿挑戰,我要求我所教的,是互聯網上找不到的知識。」陳美齡口中的「獨家教材」,正是她的豐富歷練。在大學的課堂上,她會引用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近20年以來,走遍土耳其、約旦、黎巴嫩及最近的敍利亞等國,歷盡天災、飢餓和戰亂等例子,這些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對生於和平年代的年青人是難以想像的。「早前我與學生分享全球販賣人口的情況,他們都感到非常震撼,這些我刻骨銘心的個人體驗,有助帶動學習氣氛。更重要是啟發他們反思,特別是新聞系的學生,時刻都需要堅守獨立和求真的精神。」陳美齡早已是教育界的一份子,除了在美國取得教育博士學位外,她在日本和美國已執教三十年。三年前,她應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邀請,教授大眾傳播、廣告和異文化交流等科目。她在訪談中比較了日、美、港教育制度的優劣和三地學生的表現,並帶出「教育不可製造歧視」的重要原則。教育不能製造歧視「過度篩選和分類,只會製造歧視和失敗者;孩子自小缺乏自我肯定,心理上易生妒忌,人生也不會活得快樂。」陳美齡直指港式教育過分在意評估和篩選,早於小學升中階段已分Banding(成績組別)。學校為保住排名,不能不操練,何況當中更涉及收生和資源分配。家長不甘孩子被標籤和落後,也各有各操練,孩子深受其苦,更被分等分級,「任何教育制度都不應容許以有色眼鏡來對待學生!」陳美齡慨嘆香港在這個固有模式下,學生像「倒模」一樣,師生和家長在制度下掙扎,並已感到窒息。她不忘提到小三T S A的變質,同樣是擺脫不了篩選的思維,學校明知學生有能力作答,卻不甘於題型刁鑽令學生失分,便加緊操練!各人的天賦不同,「若要求飛鳥、魚兒與其他動物同在陸地競跑,牠們一定跑得很慢,甚至死亡,這豈不是埋沒了它們的天賦,甚至淪為犧牲品?」人天生確實有不同的稟賦,我們的教育制度,正是要提供不同的平台和跑道,讓學生在教育路上盡展所長。沒有老師 哪有希望對於被傳是下屆教育局局長,陳美齡不願多談,但對於教師的使命,她即時有感而發。陳美齡分享她到貧困地區扶貧的經驗,強調辦學的重中之重,不是找地方建學校,而是在當地先找幾位識字的村民,並提供教材和培訓,希望他們願意當老師;接著遊說家長讓孩子少工作幾天,讓孩子接受教育。孩子就是在樹底下開課,當孩子接受教育,大家就可以跟進孩子的營養和防疫等,社會的氣氛也因而改變起來,老師正就是教育和建設未來的希望!香港的條件當然遠較貧困地區優勝得多,但教師比硬件重要的道理是一致的。我想起一大班年青合約教師,每年仍要面對職位不保的壓力,政府應該做些甚麼,實在值得反思。我深信,每一個地方,政府尊重和支援老師,而老師們則自重自發,教育必定得到很好的發展。「感賞校園」的可貴之處,除了分享受訪者的教學心得之餘,每次更為我帶來不一樣的體驗。感謝浸大傳理學院的協助,配合外景和廠景拍攝,更讓我當上「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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