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芬蘭教師的良性循環

到芬蘭考察教育,最常聽到的是一個關鍵詞,是信任(trust)。還記得,去年三月的一天,早午晚三個場合,都聽到有人講trust,印象極其深刻。其中一次是在一個國際論壇,各國代表向芬蘭講者查詢該國政府如何監察學校表現,芬蘭講者回答:芬蘭並沒有視學制度,芬蘭人對學校、老師充滿信任!全場的各國代表不禁流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追問芬蘭人何以對教育制度如此信任,最常聽到的答案是:「為何不信任?老師們都是碩士畢業生,他們都很專業。」在芬蘭,教師行業備受尊崇,十分吸引,是不少青年人擇業的首選。報考教師培訓課程的青年極多,成功入圍的低至只有一成!不少國際專家相信,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能夠吸引優秀青年入行是關鍵之一。然則是什麼吸引青年人入行呢?在立法會考察過程中,我們在不同場合都提出這個問題。是薪酬特別好嗎?答案都是否定的,芬蘭教師的薪酬不錯,但無論國際上的比較,或與國內同資歷人士比較,教師的待遇都只算一般。因此,薪酬並非理由。(不過在北歐這種高稅率的均富社會,薪酬差距的重要性並不如香港那麼大。)如果不是薪酬,那是什麼呢?綜合而言,當地人給了我們三個答案:其一,是文化,社會尊重老師,父母尊重老師,孩子也就希望成為老師,就是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其二,老師工作的自主程度高,工作滿足感大。其三,芬蘭老師工作量比較合理,不但可不斷提高專業水平,也可以追求優質的健康生活。我開始發現,芬蘭教師和社會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社會信任和尊重教師→給教師良好工作環境→有專業自主權和工作滿足感→吸引優秀青年加入教師行列→高資歷要求和良好的專業訓練→表現出色→社會信任和尊重教師。這麼一個良性循環,周而復始,互相促進,互為條件。可是,樹大總有枯枝,總會有老師表現不好吧?他們告訴我,也有老師表現欠佳的,會給予輔導,有些可能要接受治療,但聽來聽去總聽不到「紀律處分」這幾個字。直到考察行程最後一站奧盧,當地一位非常熱情的教育學教授主動解開我們的疑問:「是的,芬蘭老師也是人,當中也有一些是懶惰、得過且過的,不過那只是少數。但我們很清楚,我們的制度不是為他們而設計的,如果為了防止少數人躲懶而設計一個處處提防的制度,便會令多數主動積極的老師感到窒礙,最終令他們也變得消極起來, 很不化算!」這答案很有智慧,值得深思。反觀香港,香港承傳中華古老的文化,也有尊師的傳統,教師行業對青年人的吸引力仍是偏高的。然而,教育改革一直在喊著為教師「拆牆、鬆綁」,但二十年來,老師仍是五花大綁,身心俱疲,信任度下降,不安感增加。這與芬蘭的良性循環似乎正好背道而馳,越走越遠。向前瞻望,我們是該提高專業,增加信任,還是該加強管制,把專業工作貶為執行人員呢?【芬蘭教育考察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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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削減港台預算 無助解決政治問題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港台的來年預算只有10.46億元,由其負責製作的教育電視節目也要終止。有761名編制員工的港台,負責電台、電視廣播、新聞直播、採訪及各類型節目製作,隨着社會形勢變得複雜、媒體多元化、公眾對時事日益關注,政府不但沒有大加資源,還處處遏抑香港電台的開支和工作,根本難以讓港台有一個健康而長遠的發展。根據政府就預算案的答覆,自去年6月起,港台記者超時工作5492小時、20人受傷、16件攝錄器材損毀,這是十分驚人的數字,可見港台一眾員工為了報道新聞所付出的血汗。另外,政府的回覆又指港台在本年度獲得7萬多個表揚,是歷史新高。儘管如此,港台並不如香港警隊得到政府重視並投放相應資源,這是否反映當局在資源分配上厚此薄彼?這個舉動又是否反映政府仍然以為只要不斷提升武力,便能夠解決政治問題?《香港電台約章》其中一章闡述港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在最近《頭條新聞》及The Pulse所引起的風波,政府只着眼於港台是否「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以及「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的認識」,但似乎忽略了《約章》提及的其他使命,包括「提供開放平台,讓公眾暢所欲言,以不畏懼和不偏私的方式交流意見」及「提供多元化和普及的節目,以敏銳的觸覺反映香港與世界的多元面貌」。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國語》曾經記載了一個故事。西周厲王施政「民不堪命」,人民批評政府反而會被殺害,於是人們都不敢隨便說話,在路上相遇,只能以眼神表達內心憤恨。臣子邵穆公於是勸周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是說防範老百姓的口,比防備河水泛濫更難。河道因堵塞造成決堤,會導致很多人受傷,同一道理,倘若堵住老百姓的口,最終後果也如是。治水,只能疏通河道,治民,亦只能廣開言路,硬是堵住市民發聲,又能堵多久?香港電台就是人民的口,無論讀者、聽眾和觀眾是否喜歡其形式,是否同意其內容,在民主社會裏,港台和其他傳媒都擔當着監察政府、為民發聲的角色。港台的節目,以不同形式收集市民聲音、社會實況,供政府斟酌。不論是聽眾「phone-in」、《城市論壇》讓大家在露天場合公開辯論、嘻笑怒罵式反映時弊的《頭條新聞》,還是以專題形式探討社會問題及特定群體的《鏗鏘集》,港台上下都盡心盡力履行着《約章》「提供開放平台,讓公眾暢所欲言」的使命。若果按照一些人士的見解,作為公營機構就不能批評、諷刺政府,那特區政府是否連封建王朝也不如?廣開言路 疏導民怨香港電台在長期資源、人手緊絀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不斷製作高質素、受歡迎的節目,實在值得我們每個香港市民,亦包括特區政府去珍惜。今年上半年,《鏗鏘集》6個專題獲得「2020年紐約電視電影節」獎項,《議事論事》亦有2個專題獲得「2020年紐約電視電影節」獎項、3個獲得「第24屆亞洲電視大獎」最佳單一新聞故事優異獎,可見港台製作、報道的內容不但受到香港市民肯定,甚至獲國際認可。由政治問題而促使市民對政府強烈不信任及憤怒,當局卻以大幅投放資源提升警察武力來解決,不過是抱薪救火,火上加油,令香港陷入更危險的境地。我十分希望政府能夠冷靜下來,把資源運用在重建溝通,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之工作上,這才是長遠穩定社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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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被政治加害的中史教科書

星期日, 電視台訪問我, 請我回應網上流傳的一幅中史教科書截圖。我講了幾分鐘,分析這幅截圖的誤導之處。可惜電視台時間寶貴,最終只出了十幾秒鐘,略去了全部分析,只引述我認為該教科書的設計可以啟發思考的評論。過了一天,有政治傾向明顯的網媒加以演繹,變成「中史教科書講林則徐禁煙,引英學者批輕率釀戰爭,葉建源認為係啟發思考」,向我大興問罪之師!這當然是「屈得就屈」,不但「屈」我,也「屈」了這本教科書。該截圖來自某出版社中三中史教科書的其中一頁,內容關於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網上流傳的這幅截圖巧妙地特別圈出其中一段英國歷史學家史景遷的著述(見圖),當中提到:「林則徐……不明白英國的貿易狀况,也毫不考慮禁煙對中英關係的衝擊,輕率地單方面嚴禁鴉片,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做法,並最終釀成戰爭。」如果讀者什麼都不看,單看這圈出的一段,不難會得出一個結論:教科書作者認賊作父,妄圖包庇英國人發動侵略戰爭,把錯誤的觀點灌輸給香港下一代!最初把截圖傳給我的朋友就氣憤難平地說:「香港學生要吸收這樣的歪理,難怪……」歷史教學的新趨勢且慢!只要看真一點,你會發現這一段引文是「資料二」,前面原來還有一個「資料一」,而那是直接引述林則徐的〈飭英商呈繳鴉片諭帖〉。這個習作其實包含兩個針鋒相對的正反觀點,要求同學比較分析,可見編者並非硬推英國人單方面的觀點。再往下看,原來學生還要做一個練習,填寫林則徐禁煙的背景、方式和結果。教科書的提示很清楚:請同學「在評論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是否明智前,宜先了解林則徐禁煙的背景、施行方式和結果,方能清楚判斷林則徐的行為是否明智」。換言之,同學先要掌握史實,再結合原始資料分析。還有,其實這一頁只不過是課後的「人物評鑑」練習而已,前面有鴉片戰爭的史實介紹,那才是「主菜」。截圖圈出的那一段,充其量只不過是練習中的一份參考資料而已。至此,我們可以了解歷史教學的新趨勢。教完史實之後,教科書會提供不同角度的原始史料,請同學在掌握基本事實之後加以分析。現今的文憑試也有這類題目,這與我輩小時候只懂背誦歷史資料答題很不一樣,我在電視訪問中說這設計可以「啟發思考」,就是這個意思。但設計截圖的「有心人」很明白讀者閱讀手機的習慣,一般只是快速瀏覽,不會留意細節,更不會去核對原文。因此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刻意地略去了前面的幾頁史實介紹,只截取一頁,並特意圈出資料二,便足以誤導眾生,以為教科書作者黑心賣國,企圖把英國觀點灌輸給香港學生!這種引導性的手法近年在手機信息中層出不窮,或以偏概全,或扭曲抹黑,誤導香港人以為中史教學問題非常嚴重,因而得出香港殖民地教育陰魂不散的結論。其實,出了嚴重問題的並不是香港的中史教育,而是某些「有心人」和某些網媒不擇手段的扭曲和誣衊的慣性手法。手機使用者一不留神,便上大當了。其實只要想深一層,香港教科書是出版社的大生意,經重重人手審閱,還要通過教育局審查的關卡,又怎可能出現這種立場嚴重偏頗的內容呢?奉勸大家,小心提防,以免被騙。(後記:事件鬧大之後,引述史景遷的那段文字是否準確引起了不少爭議。那是有益的學術爭論,與本文討論的政治加害事件屬不同層面的事,筆者就不在這裏談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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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的上課時間表

有學者做過一個圖表,比較不同國家每年的上課天數,芬蘭位於極左邊,上課天數最少;香港則靠在右邊(還未到極右),上課天數很多。結論是,香港師生焦頭爛額,成績卻和芬蘭差不多,不化算——芬蘭的上課似乎更有成效。實際上,香港連放假也會拿來補課,老師在學校補,家長在校外補,把孩子補得肥胖胖,眼光光。本世紀初的教育署高層更厲害,發現香港的上課天數原來並非世界最高,假期不少,還有什麼試後活動日,於是創造出Active School Day的新概念,要求學校上更多的課。背後的理念很簡單:勤有功,戲無益,上課越多,成績應會更好!但芬蘭人不信這一套,他們完全違背我們的「常識」,認為Less is more(教得少,學得多),不僅上課天數全球最少,每天的上課時間也不長,尤其是中低年級學生。根據書上的介紹,除非學校另有安排,芬蘭的學生在下午就可以自由回家。去年三月,我到赫爾辛基城外一間小學參觀,向他們索取了兩張上課時間表,果然如此。文字沒有看懂,但格式很清楚,早上8:15上課,每天只上四五節課,大概12時或1時許就可以回家!特別的是,芬蘭的課堂多是45分鐘,每節課之後都緊接著休息,有時是15分鐘,有時是30分鐘,休息時間相當充裕。這與香港的時間表又恰成鮮明的對比,香港大多數小學每天都上八至十節課,而且要一口氣上兩三節課之後,才有一個短短的小息。按芬蘭人的解釋,休息是為了更有效的學習,休息過後,學習更專注,這是更加符合教育心理學的安排。而香港要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每天呆坐不動聽八九節課,其實相當要命——不僅疲勞,而且極可能引致厭倦。不僅學生上課時間短,老師亦然。因為上課時間不長,老師可以認真做好評估、備課、集思廣益,然後保持身心健康,精神奕奕上課。值得留意的是,芬蘭不僅上課時間短,家課也少。芬蘭朋友嚴正地向我們聲明,國際上流傳芬蘭學校完全沒有功課是假消息——真實的情況是,每天大概都有半個小時的作業,其他時間可以做各種課外活動和發展個人的興趣。至於香港,功課做到三更半夜,然後睡眠不足,每天拖著疲倦的身體,與漫長的課堂、補課和功課打仗,周而復始,未到長大已經厭倦學習和生活了!這一課的教訓是:Work hard是美德,但work smart更值得,消耗師生的精力不能不計成本,我們應該謀求師生的可持續的、愉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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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爭取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本港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數字漸見回落,近日更多度傳來「零確診」的喜訊,讓持續多個月的抗疫工作稍有成果,也為復市復課創造條件。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社會的防疫措施仍不能鬆懈,而政府加大力度,解決資源錯配,協助各行各業在「疫境」中復甦,更是刻不容緩。受疫情影響,全港學校自1月底延長農曆年假後,至今停課已接近3個月。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經濟影響,教育界大部分屬於公營教育,經濟損失較其他行業可能相對較少,但仍有不少與教育相關的行業,因停課而深受重創,例如以學費收入為主的私立學校;提供課餘託管、功課輔導、培育學生興趣及發展才華的教育中心;為學校提供培訓的導師、教練等,他們不但要面對「零收入」的經濟困境,部分更要裁員和結業。從政府剛公布的數字,包括教育在內的行業,首季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顯著上升可見一斑。資助金額杯水車薪事實上,有關的數字仍未完全反映4月份的狀況。因此,社會對政府推出的抗疫支援措施期望甚殷,希望透過各項紓緩措施,讓各行各業可以渡過難關。經過這幾個月來與業界一同努力的爭取,有些在政府第一輪抗疫基金被忽視的行業,終獲納入第二輪抗疫基金內,例如私立中小學獲提供一次過的8萬元補助、註冊非正規學校(補習社)獲一筆過的4萬元補助、在學校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營辦者獲一筆過7500元的資助、為包括教育界在內的合資格僱主提供僱員薪金補貼,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等。立法會於4月18日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第二輪基金的撥款,涉及1375億元,以上對教育界的支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回應了我們的訴求,但有關的資助水平,相對業界自2月初以來的損失卻是杯水車薪,特別是這些資助竟比麻雀 / 天九牌照持有人得到10萬元資助為少,是否顯示政府輕視教育行業?加上學校復課無期,政府提供的一筆過資助或津貼,實難以協助它們渡過難關。正如有補習社業內人士所說,他們每月的開支數以十萬計,基金提供的一筆過4萬元的津貼,連支付員工的遣散費也不足以應付。除了支援力度不足外,基金的審批亦存在不少漏洞,例如基金的支援對象只限於已註冊的補習社,以及有供強積金的自僱人士。尤有甚者,是部分在疫情下未有受嚴重影響的行業,受惠於工資津貼,會否成為某些公司的龐大收益?相反,政府沒有設立失業援助金,令不少在疫情下首當其衝的失業人士,未能受惠於逾千億元的基金,這又是否說得過去?以我熟悉的教育界為例,過去一個月,我已收到不少遭解僱的私立幼稚園老師求助,反映他們在基金中未能直接受惠。這正是基金不到位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因此,我在審議基金撥款期間提出動議,要求政府解決整體的資源錯配問題,特別是基金應優先並直接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包括因疫情而失業、開工不足、65歲或以上的在職人士(包括在教育界中被解僱的幼稚園老師)等。同時,政府亦應提高補習社和教育中心的資助金額,並預留撥款,援助仍未受基金保障的群體,包括代課教師以及非服務學校的導師、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的營辦者。儘管動議在表決下不獲討論,第二輪基金的支援項目亦已通過,但政府仍有不少地方,可為有需要的群體提供支援,正如教育局上月向學校發放的通告,呼籲學校豁免小賣部及飯堂在停課期間的租金;延長與午膳供應商的合約、與外聘的導師商議有關服務的安排,盡可能從相關撥款中支付開支等。我更期望政府開設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修補首兩輪基金的漏洞,讓更多受影響的市民得到適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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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教育考察五點心得

去年9月上旬,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組團到芬蘭考察,共有來自不同黨派的七位議員參加,我擔任團長。這次有別於一般的師生交流團,在5日行程中,除了到赫爾辛基和奧盧(Oulu)兩個城市的學校參觀之外,考察團更聚焦整體政策及制度對教育成效的影響。因此,社會上不少人對立法會此行期望甚殷,去年底更有專欄作家追問我們考察之後何以無影無踪!其實,我們全體成員都興致勃勃,計劃回港與公眾交流這次考察的心得。回港之後,在10月及11月的兩次委員會會議上都一再表達了這個願望。不僅如此,芬蘭駐港領事也對我們的考察甚感興趣,去年11月6日與考察團全體成員做了一次交流。而我本人也於12月5日應邀出席芬蘭駐港領事館及芬蘭商會舉辦的教育研討會,非正式地與本地教育同工談談考察的心得。現在,秘書處準備的考察報告已接近完成,當疫情過去,委員會重新開始工作之後,相信不久就會拿到委員會會議正式討論。對於芬蘭教育,我個人認為有不少值得參考之處,特別是以下五點:(一)芬蘭教育享譽國際,不單在於學業成績超卓,更在於學生的心理健康。反觀本港的學生,雖然成績在國際間同樣表現優異,但心理健康則明顯遜色,學生感到焦慮和不快樂的情況相當嚴重。(二)芬蘭學生成績卓越,通常歸功於教師的質素;教師社會地位高,工作有很大的自由度,教學有較大的滿足感,因而吸引高質素的年青年加入教育行列,這對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啟示。(三)芬蘭學生,特別是幼稚園和小學的學生,孩子每日上課的時間不長,功課也不多,這也是芬蘭教育主張「lessis more」(少就是多)的理念。香港的教育制度如何能夠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功課壓力,但仍可以同樣維持有效學習呢?這很值得我們探討。(四)芬蘭教育重視學生的全人健康,從健康飲食到每日的戶外活動時間,自小就培育學生健康的生活模式。(五)芬蘭的教育行政制度大致分為兩部分,行政由教育部負責,課程和教學則由芬蘭國家教育機構(Finnish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專業掌舵,與香港的教育政策全由政府主導有別。當然,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歷史文化,芬蘭教育的成功經驗,是不能一成不變地移植到香港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芬蘭教育絕對值得借鏡。【芬蘭教育考察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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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中聯辦地位須釐清

最近全香港人一起經歷了一個「一國兩制不可思議事件」。《基本法》頒布30年、回歸23年後,我們赫然發現原來中聯辦的憲制地位竟然可以如此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甚至成為一個爭論的問題。目前有不少人就着這場爭論提出不同角度的闡述,然而我認為當中有兩大核心問題必須釐清。第一,中聯辦到底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是否必須遵守香港法律?特區政府在4月18日晚三度改稿,由當初「中聯辦及其人員均須按照《基本法》第22條第3款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到最終變成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22條第2款所指『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其實《基本法》第22條有兩個重點,分別是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得干預香港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亦即是第12條所指「高度自治權」的體現;以及第三款,上述各級單位的部門及機構均遵守香港法律。如果按照中聯辦4月17日的說法,它「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因此有權不受第22條第1款的約束,可以公然干涉香港的內部事務,那麼,它還受第3款的約束,要遵守香港的法律嗎?同樣道理,按照第13條和第14條成立的外交部駐港公署和駐港部隊,是否也需要受第22條各條款的約束,不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兼要遵守香港法律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恐怕會產生憲制上的極大漏洞。第二,中聯辦在4月17日的發稿聲稱自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但正如行政長官也不是一般意義的香港公民,可是只要他(她)是公民,其權利與義務也與一般的公民無異。因此,無論中聯辦是否屬於「一般意義」的部門,只要它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部門,就不能例外。何況,倘若中聯辦基於認為自己不是一般意義的部門而不受《基本法》第22條規範的話,即意味着中聯辦在《基本法》第二章有關「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整個部分中完全缺席;既然中聯辦強調自己是「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其重要性至為巨大,理應不亞於根據《基本法》第13條及第14條設立的駐港公署及駐軍,為何《基本法》卻沒有載列這麼重要的架構安排呢?這個巨大的空白又如何解釋呢?造成如此的憲制混亂情況,特區政府實有責任盡快向公眾交代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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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與香港

去年與芬蘭特別有緣,去了兩次,另外參加了多次與芬蘭有關的活動,對這個北歐國家多了幾分了解。芬蘭很大,有大量的湖泊和森林,國土面積34萬平方公里,是香港的120多倍。芬蘭人口很少,只有五百多萬人,僅是香港的四分之三。結論是,芬蘭人口極稀疏,即使最大城市赫爾辛基首都地區也只有六十多萬人口而已,不足香港的十分之一。芬蘭很冷,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北極,傳說中的聖誕老人就住在它的北部。而香港溫暖而潮濕,與冰雪無緣。論經濟,芬蘭和香港的水平差不多。芬蘭人均國民生產淨值(GDP)是5.2萬美元,香港是4.9萬美元,叮噹馬頭。不過芬蘭是民主福利國家,稅率很高,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則極低,只有0.26,可說是個均富社會;而香港則強調自由經濟,稅率低,堅尼系數則高達0.54,是發達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很多人的印象中,芬蘭的教育世界第一。其實這是新近的印象,在上世紀,從來沒有什麼人頌揚芬蘭的教育。到公元二千年,芬蘭教育平地一聲雷,在經合發組織(OECD)舉辦的首次「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中,勇奪世界第一,不僅成績好,而同學習興趣高,成為國際教育神話。不過,芬蘭的PISA的位置近年已漸次滑落,但仍處於歐洲前列。至於香港,其實也相當出色,在最新的PISA成績中居於全球前列。不過,香港成績雖好,學習壓力卻也極大,學習興趣偏低,代價甚大,是否值得,不少人都有懷疑。而芬蘭有另一個成就十分令人豔羨,在聯合國公佈的「世界幸福感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芬蘭在2018-2020年連續三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而香港則在2019年位居第76,遠遠落在後面!有趣的是,不快樂的香港人很愛說話,幸福的芬蘭人卻喜歡寧靜。他們說:「說話是銀子,沉默是金子」(Speech is silver but silence is gold)。曾有一對芬蘭老夫婦待在家裡,丈夫在看報,妻子在編織。過了一些時候,妻子對丈夫說:「你知道嗎?你從來沒說過你愛我。」丈夫抬起頭,思考片刻,回答說:「五十年前,我們結婚時,我曾對你說我愛你。如果情況有變,我會通知你的!」同樣道理,進入芬蘭課室的時候,不要因為過於寧靜而驚訝——那是他們的民族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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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如果你抱着親人……

「如果你抱着親人, 爸爸媽媽、仔女, 一定會堅持到底,完成任務才放手!」這段話特別有份量,因為說話的人在大廈牆外幾乎懸空抱着一位尋死的老伯伯不放,足足六分鐘!他是寶林消防局的消防員,名字叫李敬明。3 月28日,微雨,將軍澳厚德邨,一位老伯伯爬出七樓的窗外。李敬明和隊友趕抵現場,他馬上游繩爬出窗外救人。當天我在網上看到片段,一開始,他便已從下面承托住老伯伯的重量,猶如母親抱著兒子;可是他抱住了老伯伯,又有誰來抱住他呢?萬一他氣力不繼,萬一他踏了空,萬一他控制不了老伯伯的掙扎,那真的不敢相像……只靠一條繩,一個人的體力和意志,他承托着兩個人的重量,每一秒鐘都不非常吃力,而他足足支持了六分鐘!我一邊看,一邊在冒汗。那不是電影裡的史泰龍或阿諾舒華辛力加啊!那是真實的血肉之軀,沒有「威也」也沒有替身。在那驚心動魄的六分鐘裡,相信不少人都和我一樣,腦裡盤旋着不少疑問:平素並不相識,到底哪裡來這麼強烈的意志?萬一出意外,為一個尋死的陌生人犧牲,值得嗎?終於,在兩個星期之後,記者為我們解答了這個疑團。能夠完成任務,不僅由於有過人的膂力,而且在於他怎麼看待那位老伯伯:如果抱着的是親人,就會堅持到底。如果抱着的是親人,就不會計較值得不值得。我想起冒着感染風險勇往直前的醫護,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八仙嶺山火中的兩位老師,我想起很多很多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他們在最危險的時候,一心照顧別人。是這些盡忠職守、懷著大愛的無名英雄,讓我們的世界更加美好。祝願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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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期望文憑試4月底順利開考

因應疫情影響,教育局早前宣布原定在3月開考的中學文憑試筆試延至4月24日至5月25日進行。然而,疫情至今未能如期受控,外地輸入個案在這兩周顯著增加,文憑試應否如期開考再度成為疫症爆發期間一個具爭議的問題。普遍而言,教育界相信師生最大的希望是疫情受控,文憑試能夠如期開考,在安全的情況下讓考生透過公開試展現自己的努力,以公平的競爭方式來決定未來升學或就業的方向。然而,由於疫情未明朗,距離開考只有大約兩周,有報道指教育局也開始探討後備方案。本人強調,我們必須以考生利益為大前提,後備方案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因為無論後備方案為何,都會衝擊行之有效的考試及升學制度,並增添考生的焦慮。現時討論中的主流後備方案,包括(1)延後方案;(2)取消方案;(3)重讀方案。3個方案各有優缺。就此,教協於本月4日至7日向全港中學校長及教師發出網上問卷,在考慮學生及整體利益的前提下,了解校長和老師對3個方案的看法。調查問卷的反應空前熱烈,短短4日已收到212位中學校長、約佔全港中學校長的一半及近3700位中學教師回應,意味調查代表性強,結果能準確反映業界取態。七成半支持延後延後方案在3個方案中獲最多校長及教師支持,四分之三受訪者支持「押後至6、7月考文憑試,而大學則延至10月開學」的延後方案。支持的理由主要是大學延遲復課可以接受,同時考慮到對學生的公平性,考試是最佳評核學生能力的方法。因此,即使4月底無法開考,普遍意見還是傾向支持延後,待疫情減退後繼續考試。我們也有問及應否只考4個核心科目,但反對意見十分明顯,八成受訪者反對,反映教師普遍期望學生可完成整個文憑考試,讓學生獲得公平和全面的評核,而不是單以主科成績決定升學機會。公眾也有討論是否取消今年的文憑試,這可能有見於外國也有因疫情取消公開試的決定。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不足三成受訪教師支持,但反對的逾七成。取消方案或許可讓考生不受疫情變化牽制或冒險應考,但是持反對意見的教師認為以校內考試或校本評核文憑試成績將會帶來更大的爭議,其認受性及公平性成疑。本人也同意這個意見,而且海外考試的制度和香港考試制度完全不同,其他國家能取消考試是基於他們在制度上有可預測等級作參考成績,然而香港沒有類似的做法。因此,現階段香港文憑試未能向其他國家完全借鑑。逾八成反對重讀至於有意見認為今年停課嚴重,學生重讀可建立穩固的學習基礎。重讀方案的反對聲音在3個方案中最為強烈,超逾八成反對。受訪教師認為中六生重讀涉及大量中學及大學的資源分配問題,對學生的發展影響也很大,並不可取。總體而言,教育界普遍認為文憑試的安排須視乎疫情發展,而當局亦須充分聽取醫學專家的意見,確保所有試場有充足的防疫準備,考試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保障考生和監考人員的健康。文憑試如能在安全範圍內如期完成,對考生來說仍是較好的安排,免卻他們無了期備試的心理壓力。但由於疫情可能反覆,當局應該同時研究後備方案,並在有需要時明確預先公布,讓學校、考生及家長都有據可依。而在我們的調查中,3個後備方案雖各有優缺點,但以延期開考為最大共識,老師的傾向非常清晰強烈,大多數認為在無法如期開考的情況下,應該延期至不遲於6、7月開考,讓學生可把握時間計劃備試時間表,避免按月延後考期,影響考生備戰,增添考生的心理壓力和焦慮,而大學開課也應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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