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開啟教育新里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候任期間多次提出「優質教育,專業領航」的教育方向。她說要為學校的持份者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和富滿足感的教與學環境,全面檢視教育制度,務求簡政放權,為校長和教師減壓,即時增加每年50億元的教育經常開支,並於7月時首先提交36億元優先處理的教育撥款。強化公共教育她到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更指出:「穩健的公共財政和善用公共資源是良好管治的重要一環……目前坐擁過萬億港元的財政儲備,應更有條件、有智慧地把『取諸社會』的財政盈餘『用諸社會』。」我認為政府要實現教育願景,必須先行穩定教師團隊,並為學生減壓,對社會已有共識的建議,應該盡快做,例如36億元的教育撥款中,不少是教育界的共識方案,它可改善公營學校的教師編制和融合教育措施,因而獲得教育界認同;政府應按照這個基礎,盡快提交未用盡的14億元撥款方案,進一步紓緩教育界積壓的問題。當穩定學校環境後,便應持續發展並提升學校的實力,尤其是強化公共教育。因此,我同意政府必須有效使用公共財政,以創造更大的人力資本。正如過去數年,我擔任立法會議員以來,不斷向政府提出要善用龐大盈餘,一則惠民紓困,減輕市民的稅務負擔和開支,紓緩中下階層的生活和經濟壓力;二則投入更多經常性開支於重要的民生範疇,重點改善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衞生等政策。過去數年,政府每年擁有可觀的財政盈餘和豐厚的財政儲備,比別的國家或地區更有條件解決社會的重大問題,把民生項目做得更好。可惜,政府只會推出大量一次過的「派糖措施」,這些非經常開支或許有短暫的紓困作用,但錢用盡了,政策便不能延續,得到的效果不久又復歸於無,根本無法解決長期積壓的問題;更壞的情況是閉門造車,胡亂派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上,大花公帑而用不得其當,實在於事無補。因此,要保持本港優越的競爭力,便不能故步自封,政府的公共開支必須作出長期承擔,為政策製造穩定及可持續的環境,讓持份者有更大空間提升實力,努力改進。當局日後制訂公共政策的措施時,應該繼續貫徹候任政府時向教育界提出36億元時的精神和態度:措施由下而上、充分諮詢、並以經常開支作長期承擔,這樣方能讓持份者感受到政府的關懷和重視。當然,這次的教育撥款只是開始,並不足以解決長期積壓的問題。政府宜致力維護穩定的教與學環境,並要更加重視公共教育,因為公共教育對促進階層融和、社會流動,以及解決跨代貧窮等問題起着重要的作用。軟硬件齊改善可是,近年香港的公共教育有所削弱,政府應改變態度,積極改善公共教育的軟件和硬件。最近,我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來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希望政府重新重視公共教育,規劃未來的教育撥款,讓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例由目前的3.5%,5年內應至少提升至4%(中國內地也早已達到4%)。軟件方面,我提出多項教育措施,包括進一步提高教師編制、行政人手和分階段增加中小學的學位教師比例。學校的硬件首要是重啟新一階段以學校為本的「學校改善工程計劃」,以徹底解決低於標準校舍的硬件設施不足問題,讓不同校齡的學校也可公平發展,所有學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教育資源。教育是人的事業,春風化雨,必須持之以恒。我已經向政府提交我對《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並且以「提升質素,增加投資,開啟教育新里程」為標題,期望政府能夠在政策和資源上配合,讓教育重上正常軌道,一洗上任政府積下的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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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多管齊下改善學生閱讀態度

最近,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發表2016年「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報告,當中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指的是香港學生位居三甲之內,成績卓越。PIRLS由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IEA)主辦,它是一項評估全球小學四年級學生閱讀能力的比較研究,由2001年開始,每5年進行研究一次。去年全球共有50個國家或地區參加,香港學生得576分,比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俄羅斯和新加坡只是少12分和7分而已。雖然香港比2011年排名第一時有輕微下調,但成績仍然驕人,反映老師和學生均付出不少努力,值得讚賞。至於壞消息是,香港學生閱讀的成績雖然表現優秀,但整體閱讀態度的表現欠佳,則是極大的隱憂。投入程度陪末席所謂「閱讀態度」,分為「閱讀興趣」(Students Like Reading)、「閱讀信心」(Students Confident in Reading)和「閱讀投入程度」(Students Engaged in Reading Lessons)三方面。香港學生在「閱讀興趣」一項排名第33,「閱讀信心」排名第41,「閱讀投入程度」更敬陪末席,包尾排第50名!顯示香港學生閱讀的成績和能力雖然卓越,但興趣、信心和投入程度則甚低,問題非常值得關注。香港學生閱讀興趣偏低,研究者指與家長的閱讀態度有關。可是,為什麼香港學生在課堂的「閱讀投入」表現這麼差勁呢?研究者並未給予圓滿的解釋,筆者謹大膽猜測幾個可能的原因:一、可能與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操練有關。小三和小六的TSA操練帶來很多問題,學生不僅為了測驗而讀書,而且有相當時間放在題型的熟習與操練;這種學習生活,不會帶來閱讀樂趣。舉例說,由於評估時間有限,學生要與時間競賽,都會先看問題再從文章找答案,令閱讀變得支離破碎而毫無意義,因而不能投入課堂。二、「普教中」(中國語文科使用普通話上課)也可能影響學生的課堂投入程度。要留意,學習普通話和使用普通話作為學習媒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小學生完全應該學習和學好普通話,但勉強年幼的小學生使用一種尚未掌握的語言作為學習媒介,結果只會大大增加學習的難度,減少課堂的趣味,打擊學生的課上參與,令他們怯於表達和提問。PIRLS研究中發現「普教中」的學生的成績稍遜於「粵教中」的學生,可資證明。三、政府也帶頭忽視閱讀的重要性。雖然10多年前政府把「閱讀」列入小學課程4個關鍵項目之一,表面上十分重視,但去年當局竟然悄悄地取消向學校發放閱讀津貼;閱讀津貼跟學校圖書館功能息息相關,反映政府實際上並不支持學校推動學生閱讀。事實上,由於教師編制緊絀,不少圖書館主任老師均要抽調兼任大量教學和行政工作,未能專心辦好圖書館,更妨礙他們推動學生閱讀的工作。分數偏高,但興趣、信心、投入度均是偏低,顯示香港學生在閱讀方面的起跑線領先,而後續力卻成疑,那是一個警號,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老師和家長都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於上述3個問題,某程度均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政府應該正視和尋求改變,各方面合力,才能多管齊下改善香港學生的閱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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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從余光中談起

余光中逝世,惹起了一陣悼念潮,臉書上不少朋友都懷念這位懂得文字魔法的巨擘,但也不忘加添一個小小的備注:其實已多年沒有再翻看他的詩了。我是從中學的吳翼之老師口裏認識余光中的名字的。據說吳老師曾就讀於北大,是老一輩的讀書人,不喜新詩。他說:「新詩名家如余光中,也寫錯字……」然後不忘補一句:報上刊登的是手寫原稿,並非「執錯字粒」。但余光中的詩仍是洶湧而至。不久,港大文社在調景嶺一間中學舉辦文學生活營,我還是中學生。夏天的夜裏,一眾參加者躺在學校的球場上仰望星星,享受仍是郊野的調景嶺的夜之漆黑與星之璀燦。有人從台灣帶來了一卷卡式帶,是余光中的詞,楊弦的歌,歌聲悠悠在星空下播送。一晃眼,已經是四十多年前,屬於年輕人的已遠去了的浪漫。因着楊弦的歌,我會背一點余光中的詩,大部分是來自《白玉苦瓜》詩集。那時候,詩人在中大任教,也是「青年文學獎」新詩組評判,青年詩人趨之若鶩,成了被模仿的對象,一時間被戲稱為「余體」,可見其影響之大。但也由於他在台灣文壇偏向保守,在著名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政治上靠近當權者,文藝上重人性永恒而輕社會寫實,因而有捧場客也有反對者,香港《文化新潮》雜誌更把「白玉苦瓜」謔稱為「白玉矮瓜」。幾十年後,論戰雙方俱垂垂老矣,而不少代表人物卻都在文壇上享負盛名。其實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各擅勝場,何須強定一尊?近年我偶然仍會翻翻余光中,仍驚訝於他的文字的魔力,有如鬼斧神工,不過主要是讀他的散文──他戲稱為靈感女神繆思用左手寫的「次貨」。而詩,如同很多朋友在臉書上寫的一樣,已很少讀了。就是讀,也多是舊詩。不過,在這繁囂的都市裏,仍有人愛詩寫詩甚至出版詩集。前不久,年輕詩人璇筠與畫家黃曉楓合作出版詩畫集《自由之夏》,讓我通過她們的眼睛和心靈,去觀照家、教室、社會中的種種,去感受她們的天真、喜樂與憂傷。感謝她們讓我重新拿起詩集,在世界的煩亂之中得以啜一口清泉。你呢?也很久沒讀過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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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舉」還是「擧」?

編按:近日,有政黨倡議修改議事規則,容許總議員人數少於三分之一(20 人)為法定人數,並調高監督政府的門檻;香港立法會既有立法功能,亦有監察政府的功能,規則一改,茲事體大,影響深遠。基於議會主席行使權力,決定限制議員發言時間,立法會議員有口難言,包括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是日葉建源來稿,細述背景,談談「舉」「擧」之辨,從一個源遠流長的漢字,嚴正地向社會各界說明,議會正在發生的事……主席:本人謹作書面發言,反對由謝偉俊議員代表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有關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中的「擧」字的議案。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在2017 年11 月6 日召開了一次非常矚目的閉門會議,討論如何處理由建制派和民主派議員各自提出的旨在修改《議事規則》的多項動議。我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媒體得知,4 小時會議的結果是無法就各項修訂建議達成共識。但翌日報章的標題非常有趣,例如《星島日報》的報道題為「議規會閉門討論,共識得個『舉』字」。其內容指出: 「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表示,昨日會議上全部議事規則修訂經已討論,而今次短時間內處理大量修訂,是特殊做法。他指出,會上唯一一條雙方達共識的修訂,是把《議事規則》中的異體『擧』字改為『舉』字。」沒有充分討論就可投票嗎?這項修改文字的共識,隨後提交11月17 日的內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內會」) 會議, 由60 多位議員(除大會主席外的全體立法會議員)決定,是否以議事規則委員會名義於稍後向立法會提出一項動議,將《會議規則》內出現的「擧」字全部改為「舉」字。我在該內會會議上投票反對這項建議,並嘗試向各議員闡述反對的觀點。很可惜,內會主席李慧琼為了趕快處理《議事規則》的修訂,在這次會議上採取非常高壓的手段,雖然安排給會議本身的時間極長(平日往往短至15 至30 分鐘,這次卻安排了6 個小時!),但在多個議程上給予議員發言的時限卻短得離譜,有時竟短至30 秒,完全扼殺議員的議政空間,以遂其明顯的政治目的──盡快掃除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的障礙。我多次向李慧琼表示抗議:主席雖有規限議員發言時間的酌情權,但必須在合理範圍之內,不應如斯離譜。平日議員在內會發言,大多有3 分鐘時間,至少也有1 分鐘啊! 結果在有關「舉」字的事項上,我只獲分配短短的1 分鐘發言時間,已經是格外開恩了;其後雖然成功爭取再次發言,但也只能變成「斷橛禾蟲」,不成片段,試問怎可能完整表述對一個複雜問題的觀點呢?其後,各議員未有機會充分聽取我的意見,便以大比數通過這項動議,令人失望。失望的不僅是結果,而且是粗暴的過程,致使會議沒有經過充分討論便匆匆投票!立法會如此認真,採用一個決議案的形式,處理一個瑣碎得近乎無聊的文字問題,可能是破天荒的創舉。然而,認真便應該認真到底!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會議出奇地保密,我作為議員,曾要求旁聽10 月23 日會議,竟遭拒絕! 因此對於該委員會討論「舉」字的原委,參考過什麼,討論過什麼,都不甚了了。我們只能依賴該委員會向內會提交的文件。可惜,文件只有結論,連最簡單的解釋也沒有,那麼議員是憑什麼去投票呢?正如我在11 月17 日內會會議上發言時指出,雖然議題僅限於改「擧」為「舉」,但實際上牽涉的是立法會今後的文件工作中如何處理中文字中的大量異體字的問題。如果此例一開,每一次都要動用正式議案處理同類型的異體字問題,恐怕今後還會陸續有來!正體字與異體字中文字是非常古老的文字,早在甲骨文時代,一字多形便很常見。秦代李斯創製小篆時曾加以整理,出現相對標準的寫法,但在其後漫長的演變過程中,依然產生了大量的異體字,意即同一個字,可以有幾種寫法,形成三種情况。一、這些不同的寫法互相競逐,有些被淘汰,變成了只留存在字典或古書上的死文字( 例如「奔」的異體字「犇」, 「秋」的異體字「?」, 「輒」的異體字「輙」)。學生如果作文時寫這些異體字,肯定會被視為寫錯字而被扣分;二、有些不同的寫法均被保留下來,但可以明顯地區分為所謂「正體」和「異體」(或「俗體」)。流傳較廣,較多人使用的寫法(偶然也會因為字典編訂者的偏好),往往被視為「正體」;而異體則剛好相反,認知度和普及程度都差得很遠。例如普遍的「遍」是正體, 「徧」是異體; 「款」是正體, 「欵」是異體;「咬」是正體, 「齩」是異體;「和」是正體, 「龢」是異體等等。學生寫了這類異體字時,通常會被老師視為寫錯字,但遇着古文基礎好的老師,也有可能獲得接納而不扣分,運氣好的甚至可能被讚賞!三、但也有些時候,不同寫法分庭抗禮,各有擁躉,不相上下, 「正」、「異」難分,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如:啟╱啟、群╱羣、担╱擔、匯╱滙、岳╱嶽、巡╱?、閑╱閒、峰╱峯、場╱塲、唇╱脣、勳╱勛、效╱効、╱剋╱尅、恆╱恒、刧╱劫╱刦上述字例,字典上也可能會區分孰「正」孰「異」,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字形都廣為人們接受,學生即使寫了當中被字典列為異體的字形,也有很大機會得到老師接納而不扣分。(注意:異體字有時只是局部相通,例如「五岳」可寫成「五嶽」,但作為姓氏的時候, 「岳飛」不能寫成「嶽飛」)為何多此一「擧」不過,何謂「正」?何謂「異」?偶然也會出現潮流逆轉的時候。畢竟,語言必須在變化中保持相對穩定才能起溝通的作用,但也必須在穩定中不斷演變而保持其生命力。舉個常見的例,老一輩應該認得「纔」這個字,它可配成「剛纔」、「纔12 歲」等詞句。幾十年前,它是個常用字,但筆畫又多又難寫,近幾十年已逐漸被「才」字全面取代。我們小時候,有些老師仍堅持要我們寫「纔」字才算寫對,今日恐怕是剛好相反了。(注意:二字也並非完全等同,副詞的「剛才」可寫成「剛纔」,但名詞的「才華」則不能寫成「纔華」)「擧」和「舉」之間的關係也可如此看。這兩個字形至今都很常見,屬上述第三類異體字。其源頭是同一個小篆字形(圓圖),下面是「手」的形狀,表明以手舉物。小篆字形的這個部件,到後來有時演變成楷書裏的「手」(例如「拳」),有時則演變成「キ」(例如「奉」),兩種變化都是常見的。「擧」、「舉」兩個字形,在古籍中都頗為常見,漢朝的許慎(約58-約147 年)在中國最古老的字典《說文解字》中說: 「擧,對舉也……」兩個字形都出現了。清朝的《康熙字典》則指出「擧」是「舉」的本字,即「擧」是古代的正體字,近代的大型辭書(如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也沿襲了這個說法;但古代書法中卻以「舉」字形居多。時至今日,大部分的字典都以「舉」為正體,例如台灣的網上《國語辭典》便解釋「擧」是「舉」的異體字。正體和異體易位,潮流使然,這又是另一個例子。錯在回歸「不順利」?我們使用電腦搜尋器統計,發現立法會的文件之中,使用「擧」的高峰期在回歸以前,大概是當時秘書處職員受古舊書籍影響較大;回歸以後,「舉」的使用頻率一直高於「擧」,大概是較受社會習慣的影響。甚至有的時候,同一份文件中同時出現兩個字形,例如1996 年10 月27 日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 出現了8 個「擧」字和1 個「舉」字。我曾經做過書刊編輯,深知字形統一的重要性,同一份文件出現同一個字的兩個不同字形,是不夠水準的表現。因此立法會要統一一下,也是合理的。問題是,統一字形的事,由立法會秘書處發出一個內部指引便解決了。把「擧」改成「舉」,根本不影響其意義,就像把美文color 改為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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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修改議事規則削弱議員監察權力

第一次認識《議事規則》,是在港大讀書的時候,當時開學生會評議會(相當於代表會)會議要跟從standing order行事,這就是學生會的「議事規則」。已故的黃麗松校長告訴我們,這套開會方式與真正的議會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實習。因此我早就知道,《議事規則》對成熟的議會非常重要:它是議會自行制定的規則,同時約束多數派和少數派。在比較成熟的議會裏,佔多數的一派不會為了短暫的政治目的而隨便修改《議事規則》的。最近幾星期,是我擔任立法會議員以來最為感慨的日子。建制派議員對《議事規則》的大量修訂,是趁幾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的「空窗期」提出的,意圖於補選前完成,限制少數派的監察力。這本身就是趁火打劫、「大石壓死蟹」的不君子行為。這是第一重感慨。趁火打劫 非君子所為主席主持會議有一定酌情權,但必須在合理的範圍內才能服眾。可是,建制派的主席梁君彥一方面壓縮議員的發言機會,要我們用短短15分鐘辯論多達49項的修訂議案,完全超出常理;另一方面卻無限延長會議,意圖於聖誕節前務必通過。一場球賽本來只有90分鐘,但裁判限制少人的一隊不得在後場「搓波」,同時無限期延長時間,直至多人的一隊射入為止,如何談得上公道?這是第二重感慨。其實,表決結果早已寫在牆上,誰都知道建制派提出的修訂必然通過,差別只在於時間的早晚而已。建制派完全可以採取一種較合理的方式進行,以維持議會的尊嚴。可是建制派並不如此,為什麼主席要用壓制的方式,限制議員合理的發言空間?為什麼面對如此龐大的《議事規則》修訂,卻採用合併辯論的形式,每位議員只能發言15分鐘呢?這種以人多的優勢,乘人之危、濫用權力的做法,本來好好的一個公平、合理的議事平台,就這樣粗暴地破壞了!據說,我們每名議員的英文銜頭都冠有"Honourable"(尊貴的)一字,意味我們應表現君子、公道、有誠信,《議事規則》也是這個前設之上制訂出來的。如此這般修改《議事規則》,視公道如無物,還如何配得上這個字呢?看到議會文化淪喪至此,實在非常難過。目的削弱議員監察力其實修改規則,並非反拉布咁簡單!建制派這次修改《議事規則》,聲稱是為了反拉布,但誰都看得出,目的還為了削弱議員的監察力。舉例說,《議事規則》容許20位議員可以用站立呈請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處理這些議員提出的問題。立法會之所以能調查湯顯明任職廉政專員期間涉嫌收受禮物事宜、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的UGL事件等等,均依靠這個安排。建制派要把呈請人數門檻增加至35人,請問與反拉布有何關係?除了令民主派從今以後都不能再調查湯顯明、梁振英等問題,還會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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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補習就是人生?

剛過去的星期六日,香港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辦「東亞教育論壇」,討論公共學校與補習學校問題。中日韓港的專家、政府代表和從業人員濟濟一堂,討論很精采。這次論壇的話題是關於補習教育。在香港,補習社已悄然成為一大產業,鬧市中的巨型宣傳板展示着「猛龍特警隊」般的「名師」造型,報紙上標榜公開考試成績卓越的全版廣告,個別「名師」收入豐厚的消息,還有補習社竟然昂然上市招股的事實等等,全部都在提醒我們:補習已不再是昔日成績好的學生找外快幫補生活的門徑那麼簡單,它已經是一門實實在在的大生意。不過,論生意的規模,香港還遠遠及不上韓國。早在十多年前,韓國研究人員告訴我,當地民間花在補習的總開支,龐大得與全國的公共教育經費相等!韓國的補習事業更曾經上過《時代雜誌》,報道說當地教育部門晚上會派出督學到補習社「冚檔」,因為首爾市政府禁止補習社在晚上10時後繼續補習,但韓國的家長不管,偏要孩子多補一下。有需求就有供應,於是不少補習社樂意犯禁,乃有「補習走鬼」的特有怪現象!有中國內地的朋友不禁問,何以韓國政府對補習事業如此不滿?在場的韓國朋友對此各有立場,也擦出了一點火花。我也開了眼界──原來韓國家長也有把年幼孩子送去讀幾間不同的幼稚園的做法,絕對不讓某些香港家長專美!雖然韓國的補習風氣誇張強勁,但補習盛行其實是東亞地區的共同現象,只是程度略有差異而已。上述四地之外,台灣、越南、新加坡等東亞文化圈內的地區,補習事業都極為蓬勃。補習本來不一定是壞事,可是在整個東亞地區裏,不少學生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又到補習社上課,天天如是,終日來來去去在syllabus(考試課程)內打滾,重重複複,狹窄得可憐,消耗了不少人一生中最寶貴的幾年光陰。精力旺盛、求知慾強的年輕人何不多踢幾場足球?多讀幾本有趣味的課外書?多發展幾項興趣和專長呢?為了考試,家庭的親子時間被搶佔了,年輕人也失去了主宰自己時間的那一丁點機會,不是太可惜了嗎?我不反對補習,卻反對盲目迷信補習,更不希望年輕人把生命整個消耗在學校與補習之間。即使是高中生涯,人生也不應完全被syllabus圍堵的。香港高中生也好,韓國高中生也好,都需要有一點out of syllabus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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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小三TSA的陰霾揮之不去

  時間回到二○一五年,有家長於網上群組談論子女的學習壓力,並獲得數以萬計的家長強烈響應,矛頭直指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導致學生須不停操練無學習意義的試題。其實,教育界已連續多年指出問題所在,教協的調查報告也出了好幾份,但教育局一直不肯正視。雖然群情洶湧,數以萬計的教師及家長聯署反對小三TSA,時任局長吳克儉仍然敷衍了事,最後只在去年推出所謂「試行研究」,要求五十所學校參與。翌年,更使用語言藝術,將試行研究擴展至全港小學,名為「研究」,實為「強逼」,並改名為BCA(基本能力評估)。為方便表達,以下統稱為TSA。  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教育界的訴求,在競選政綱明確表示「在完成全面檢視相關政策之前,擱置於小三推行TSA」,初小學生的學習壓力問題曾經出現一絲曙光。然而,近日有報道指政府將不會擱置小三TSA,明年將全面復考,小三TSA的陰霾重臨,揮之不去!教協極度關注TSA問題,一直以專業態度進行認真探討,我們馬上收集前綫教師對TSA的看法,並已於近日發表調查結果。就着該項調查,我希望與讀者分享數個重點。教育當局的方法未能消除操練  教育局和檢討委員會承認須消除TSA帶來的操練誘因,但他們提出幾個措施,包括「調整題型」、「調整難度」及「調整學校報告形式」,均屬小修小補,教協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上述三項措施能有效解決操練問題的小學老師,只有大約一成!  過去兩年,教育當局聲稱調整題型、難度及學校報告的形式,已成功消除操練誘因。然而過去兩年教協進行問卷調查,教師均反映操練及補課仍然存在。這次調查顯示,在教育局仍未公布本學年小三TSA的安排情況下,已經有約四成教師表示學校早已為學生預備相關的練習或補課,有力地證明教育當局說已經成功消除操練誘因乃是掩耳盜鈴的廢話!若教育局堅持全面復考,八成老師相信操練的情況將會更嚴重,難道政府連這個也看不到嗎?  更令人震驚的是,調查顯示高達九成教師認為,現時校內的整個教學(包括功課和測考),都要迎合TSA的題型及模式。這些不一定冠上TSA的名義,但深入地影響日常教學之中的每個環節,可謂無孔不入。TSA已滲入及影響日常教學TSA操練的「日常化」不但影響學校的教學進度和課程設計,帶來機械式的操練,更嚴重的是扭曲教育原則,老師為應付評估而教,學生為應付評估而學,扼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對小學教育帶來極之嚴重的負面影響。  不少老師在回覆問卷時均留下評語,表達TSA如何影響教學和妨礙學生正常學習,我不能一一輯錄,只選擇相對完整的兩小段供讀者參考:「我校的操練已延至小一,不但有做補充練習,學校又設計一本說話訓練小冊子給他們做,令一年級的學生也有很大的課業壓力。希望可以取消TSA,還學生一個美好童年!」另一位老師指出:「對於超越基本能力的學校來說,是浪費學習時間去做與學校題型不配的題目,應考既加重學生壓力,又浪費學校調配教師的資源。最大得益者是書商。至於未達標的學校,學生連本身的課程已掌握不好,能力弱者必須知道考核範圍、格式才能應試,作為有責任的學校,無可能不給予學生操練試題。」  機械式的操練、影響正常教學、小學生已經進行應試教育、教育原則被扭曲等,均是實施小三TSA帶來的連鎖反應,調查已確證TSA的核心問題仍然未解決,教師和家長對全面實施TSA極之懷疑和憂慮。若政府決定現時立即復考TSA,不但對教師和學生有害無益,更勢必引起教育界及家長不滿。我希望特首林鄭月娥能夠認真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認真地重新審視TSA的核心問題,以至整個操練文化,讓香港的教育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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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小朋友生日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這一代還小的時候,是很少慶祝生日的。我家裏五兄弟姊妹,父母都忙着餬口,一不會記掛着誰的生日在某月某日,二也不會花錢去慶祝生日。偶然媽媽記得,會給我們做一個紅雞蛋,就完事了。那個年代,生日是屬於長輩的。某某老人家大壽,往往會在屋邨酒樓擺幾圍酒,是鄰居之間的大事,畢竟上一代多數來自農村,敬老屬於他們牢不可破的傳統。至於小孩子,生日和一年364個其他日子一樣,平常不過,是不會有甚麼慶祝的。我們這一代生孩子之後,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情況開始變化,小孩子的生日開始變成大事。某美式快餐連鎖店開始舉行小朋友生日派對,在我舊居附近,常看到幼稚園的小朋友們應邀參加同學的生日派對,有汽水,有生日蛋糕,有頭飾,還有個化了粧的叔叔或大哥哥帶遊戲,非常熱鬧。而那位生日的小朋友當然神氣極了,他或她成了當天的主角,地球就圍繞着他或她轉。而生日其實是有一套儀式和慣例的,例如要有生日蛋糕,生日的小朋友要先許願,吃蠟燭,然後切蛋糕,並且要在過程中有家人和親友的祝福、禮物,以及高唱生日歌。這一切雖然已經非常公式化,但初生之犢又怎會感到煩厭呢?所有的事實都指着同一個方向:他或她是如假包換的、萬千寵愛在一身的主角!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新一代會從中學習到一件事:我的生日是多麼重要啊!當年,我曾經問一位已為人母的舊同學,真的要強化孩子的這種心理嗎?家人慶祝一下不是更好嗎?何須破費邀請所有同學扮演賓客甲、賓客乙……以襯托壽星仔╱女的中心地位呢?她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可以,其他小孩子都是這樣,我的孩子可以沒有嗎?到如今,小朋友生日已經成了例行大事,是絕對不會忘掉的。忘掉的,可能只是給老人家擺的壽宴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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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有需要釐清中史納入獨立必修科的準則

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第二階段諮詢剛結束,除了收集同工意見及向課程專責委員會提交立場書外,我也就著政府未有按既定程序諮詢業界,將中史科納入「獨立必修科」,向教育局提出書面質詢。我首先重申,中史應否獨立必修,我沒有強烈意見,認為應該交付業界專業討論,但對於教育局以行政決定凌駕專業決定,甚至推翻以往鼓勵兩史合併教授的模式,令人擔心此舉會成為政治干預教育的缺口,做法並不可取。偏離既有的諮詢機制政府在沒有諮詢學校及相關持份者,甚至連「課程發展議會」在事前也沒有討論過的情況下,即在月前的《施政報告》中宣布由2018/19學年起,將中史定為初中獨立必修科,明顯是偏離既有的諮詢機制。為此,我特別在立法會向教育局提出質詢,要求當局澄清將某些學科歸類為「必修科」或「獨立必修科」的程序及準則何在?根據教育局的回覆顯示,現時八個學習領域涵蓋的大部分科目內容皆可被視為「必修」,而中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和體育學習領域在小學至初中階段,各只涵蓋一個科目,可被視為「獨立必修」科。局方承認,「除已宣布學校須以獨立學科模式開設中國歷史外,教育局並無規定學校在這個學習領域下獨立開設哪些科目。」兩史合併的教學效能不遜獨立成科事實上,現時已有超過九成中學是透過獨立學科模式教授中史,對於約有40所中學以「歷史與文化科」,或採用綜合課程模式教授中史,教育局表示已在今年9至10月期間約見了有關的學校,並會協助它們過渡及提供所需的支援。猶記當年設立歷史及文化新科目及推行兩史合併教授,原意是讓學生以立體寬闊的全球視野來認識歷史。經過同工十多年的努力,教育局硬性將中史定為獨立必修科,白費同工多年心血,殊甚可惜。根據教育局委託教育大學課程及教學系進行的研究顯示,兩史合併的教學效能不遜於獨立成科,政府為何不能讓學校按校本需要,給予教學上的彈性?教育局一刀切規定將中央定為獨立必修科,這種以行政凌駕專業的做法,我認為是絕不可取的。對前線老師而言,有關課題教授與否、如何教授,向來是專業自主的範圍,老師也期望未來的課程也能保持這樣的空間。然而,鑑於近年中史科受到的「特別關注」,包括內地官員對香港教育越來越多發表意見,令中史背負了國民教育的擔子,情況令人憂慮。我強調政府必須尊重專業自主,而學校必須秉持專業的教學精神,讓學生可以全面和客觀的學習歷史,讓教育免受政治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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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宿舍發展基金的利弊

為解決大學學生宿位長期嚴重短缺,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建議,設立120億元「宿舍發展基金」(下稱「宿舍基金」),一改以往逐項工程項目交到立法會審批的撥款模式,透過較簡便的程序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提供撥款興建宿舍。究竟這個新建議有什麼利弊呢?問題不在撥款程序政府提出新的撥款程序,是否表示現行制度有問題?筆者10月30日在本欄發表的〈何以大學宿位如此欠缺〉,提到大學宿位不足問題的主因不在於立法會的撥款程序。根據過去20年的立法會撥款紀錄,董建華政府和曾蔭權政府分別提出增加10380個和7171個宿位,上屆梁振英政府卻只提出增加676個宿位,數量少得令人詫異。由此可見,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究竟有沒有決心把項目交到立法會審議。現行的撥款安排簡單可分為兩個階段,首階段是政府內部的程序。每項大學宿舍工程均須完成詳細設計,並通過有關政府部門審批,然後再經政府內部資源競逐程序,才可以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梁振英政府的問題是,多家大學已完成設計,但政府並沒有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次階段是立法會審議。政府須先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意見,然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而此之前,部分宿舍工程項目更須諮詢區議會,以及向城規會申請改變高度限制(視乎工程是否在大學校園範圍內)。翻查歷史,立法會從來不阻止大學宿舍的興建,所有交到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宿舍工程撥款項目,都能順利在財務委員會通過。教育事務委員會今天(12月1日)便會討論「宿舍基金」的新建議。政府預計於2018/19學年,教資會資助大學共欠13642個公帑資助學生宿位,大約相當於按現行政策預計須提供的宿位的31%。逐項申請改為一筆過撥款為於10年內解決問題,政府建議成立120億元「宿舍基金」,取代現時就每個宿舍項目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的做法。日後申請基金資助的大學只須向政府提交「發展總綱領」,當中包括宿舍項目的概括規劃參數、圖則、大綱設計圖、擬提供的宿位數目和施工時間表。政府會於大學詳細設計工作開展前,根據興建宿位數目和單位資助額計算出資助金額,並以一筆過撥款方式預先發放予有關大學,毋須再經立法會審批。假如上述建議獲得立法會通過,日後大學宿舍工程項目撥款將不須經政府內部資源競逐程序,亦不須經立法會審批。客觀來說,新建議簡化了現行的撥款程序,估計能夠加快興建大學宿舍的進度,對大學來說應該是一個喜訊。不過,新建議亦有一些隱憂,例如日後所有宿舍工程撥款將不會交到立法會審批,立法會監察政府和公帑運用的權力將會削減。雖然政府稱日後會向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周年報告,交代宿舍發展的進度,但議員再也不能在議會上,就每項宿舍工程提出質詢和表達意見,例如宿舍的設計、宿舍的非本地生比例、宿舍交通的方便程度等,議員更無法為每項宿舍項目的造價把關。再者,政府監察撥款運用的權力也將會削減,因為日後大學將不用再就每項宿舍工程提交詳細設計,也可獲批撥款。那對整個審批程序是否好事?假若宿舍在設計或工程出現問題,公帑會否白白浪費?究竟責任誰屬?在決定是否支持這項新建議前,我們必須審慎評估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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