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小三TSA與小學輔導政策

新一屆政府上場近一年,特首林鄭月娥就教育界而設的八個檢討小組亦相繼舉行了首次會議,檢討教育政策方向。在小學界方面,近日亦有兩件引起各方關注的事件,分別是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及小學輔導政策與「一校一社工」的問題。教協亦就這兩件事,在5月16日約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達前線教師的關注。現時小三TSA採取不記名、不記校及抽樣10%的方式進行,但教育局容許學校向負責小三TSA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申請全級小三學生參與TSA考試,並索取學校表現報告;這做法無異於留下一條極大的「尾巴」,令人擔憂操練和異化繼續出現,做法不能接受。全級參與比例高據考評局回覆,截至4月12日,全港已有230間官立、津貼及直資小學申請全級小三學生應考本年TSA,佔全港476所公營小學的48.3%,當中更包括30間官立小學;加上本年小三TSA紙筆評估亦快將於6月舉行,在與教育局會面期間,有前線小學教師更指出現時學校仍要求教師就TSA操練學生,甚至在校內進行TSA前測,催谷成績。因此,我們向教育局建議,局方應立即推出一個嚴謹的監察計劃,除了現時教育局透露會處理相關操練投訴,及進行家長問卷外,搜集持份者意見,我們亦要求問卷對象需要包括小學教師,以確保前線教師的專業意見及回饋能獲得如實反映。欠缺教師參與度教協早前亦進行問卷調查,有近七成受訪教師指未有機會就是否全級應考小三TSA向學校發表意見。教師的專業意見明顯未獲有系統的諮詢和表達自由,令人難以理解。這次TSA容許學校全級參與的新做法,等同將全校參考TSA選擇權交予學校專業判斷,惟局方無論在監察小三TSA推行情況或容讓校方拍板是否全級應考小三TSA時,均未有系統地聆聽教師聲音,做法難以接受。試問一個有關專業判斷、專業領航的決定,局方如何能夠忽視前線任教教師的專業意見?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如局方發現有學校仍然因小三TSA出現操練和異化,教育局必須以學生福祉為大前提,果斷作出改變,例如廢除學校申請全級應考以獲得學校報告的新措施。小學輔導需全面至於有關小學輔導服務及「一校一社工」計劃,教協亦再次向教育局重申「1+1」模式的重要,即小學應同時設有一名常額的輔導教師與一名常額的駐校社工;會上,亦有前小學輔導教師(SGT)向局長講解其工作職責、工作量及前線教師支援不足的問題,亦強烈表達不認同現時「一換一」情況,即社工與小學輔導教師只能二擇一的可能。我亦以教協副會長的身份,向教育局重申我們的訴求,即除了長遠要落實「1+1」模式,重視和強化小學教師的輔導系統,亦要妥善規劃SGT人手培訓,並制定實施時間表。現時「一校一社工」下,非持有社工學位的社工及輔導員或不符新的聘用資格,因此我們認為這對相關人士並不公平,當局應重視過去的角色,並讓他們在未來繼續在輔導學生上作出貢獻,至少應為他們作出適當安排,如提供足夠資源予學校繼續維持現在的輔導人手,或優先續聘校內的輔導人員,亦應提供5年過渡期予他們進修至符合聘用資格的履歷,甚至是彈性處理,認可這批一直在小學輔導界別富經驗的前線輔導人員。教育局亦應取消小學社工的招標制度,以免招標制影響社工長期跟進學生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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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助少數族裔學生融入 由幼童做起

融樂會日前舉行記者會,並發布一份相當有價值的研究報告初稿:《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全面評鑑2006-2016》,當日我亦應邀出席,提出現時當局在少數族裔教育政策所需關注的方向。 根據上述報告,政府其實已在少數族裔教育上投放一定資源,惟教學成效卻不理想。透過融樂會整理的文獻、數據,可見政府主要僅是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未有充分利用過往累積的研究成果和教學資料,未能對焦協助前線教師做好少數族裔的教育工作。 融樂會建議局方更積極訂立長遠政策,如提供階段學習目標、教學指引、評估指引,以及做好教師培訓等。 未能掌握基本數據 少數族裔教育問題愈來愈重要,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的定義及統計,「少數族裔」當中八成是非華裔亞洲人,即包括菲律賓、印尼和南亞裔(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人士,在港人數在2006年至2016年間上升了七成。近年雖然本港生育率下降,惟少數族裔學童的比例更形突出。 假如少數族裔青少年得到良好教育,順利融入社會,可對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相反,教育不理想,不單影響他們自身的生活,更可能影響社會融合帶來負面影響。一正一反,此消彼長,影響甚大。因此,政府應更積極做好少數族裔教育,特別是幫助他們好好學習中文。 這需要完整的策略,首先是準確掌握少數族裔群體的人口特徵。制訂任何教育政策前,均須掌握教育對象的特質,才有可能制訂恰當的政策。我曾在立法會向當局提問:政府是否掌握少數族裔學生之中,有多少在香港土生土長?有多少是在外地出生而移居本港呢?可惜政府未能提供相關數據。試問如果連這些基本數據也未掌握,又如何訂定長遠政策呢? 舉例說,過去政府在探討少數族裔教育的時候,主要關注中小學教育,但對於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兒童、幼稚園以至入園前的幼兒教育階段,至為關鍵。這是兒童學習語言的重要階段,幼童的跨文化交往也可以為共融奠定良好的基礎。 假如他們能在幼稚園或社區與本地小朋友相處交往,接觸和學習中文,他們便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入社會。 教師要有敏銳觸覺 其次,我們應致力為他們創造更佳的雙語環境,有更多接觸和使用中文的機會。其一,是讓少數族裔兒童與本地的華語學童一起學習(而非少數族裔高度集中的幼稚園)。其二,協助小朋友在家中也有較佳的雙語環境,不少少數族裔家長不諳中文,可考慮藉社工或社會服務機構,以幼稚園作為政策的推行基地,令一部分少數族裔家長盡早獲得支援,甚至與子女一同學習中文,至少支持子女學習中文,均有助拉近少數族裔學生與本地學生中文水平的差距。 至於錯過幼年學習中文機會,或年長才到港的少數族裔學生,則須採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策略,如短期啟動課程,以及抽離式的授課,加上社會文化適應課程等,希望早日幫助他們掌握基本的語文運用。 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教師要有敏銳的教學觸覺、靈活的教材、資源和方法,以幫助學生學得更好。這些都要有系統的職前及在職教師培訓。 總結而言,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如在教學上了解少數族裔兒童的特徵,針對不同群組的特性而設計不同策略,亦要培訓教師、發展相關課程及教材;當然亦要制訂完整計劃及協調跨部門合作,才能讓少數族裔兒童盡快融入本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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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閱讀推廣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6月1日有一項關於閱讀推廣的議程,這無疑是一個討論校園閱讀推廣實施情況的良好時機。 要討論這個問題,得首先回看一段小小而曲折的歷史。自1997年起,政府便向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中文科、英文科兩項約8,298元至34,468元(不等)的「廣泛閱讀計劃」津貼,以給予學校用作購買圖書、期刊、多媒體閱讀材料及推行閱讀推廣活動。 但在2016年,教育局突然靜悄悄地取消了兩項閱讀津貼;圖書館教師自然對決策大表反對及無所適從,一些原定在暑假前已擬訂好的購書清單、閱讀推廣活動計劃亦因此被打亂。更重要的是,局方突然取消津貼會發放一個錯誤訊息:政府並不支持閱讀。這做法自然亦會影響學校的閱讀推廣工作。 其實早在千禧年初,政府就把「從閱讀中學習」列為四個學會學習的關鍵項目,自2001/02學年起,局方亦為資助學校提供編制圖書館主任教師職位;閱讀在本港教育制度中,一直有重要作用。 因此,過去這段時間我一直要求政府盡快恢復相關撥款,恢復這筆不算豐厚卻有著重大意義──「反映我們重視閱讀」的閱讀津貼。 至本年4月17日,特首林鄭月娥終於接納了我們的要求,恢復閱讀津貼,更提出兩大改變:第一,新閱讀津貼「共享喜閱新時代」的資助額,將增至小學每年4萬元、中學7萬元;另外,該津貼亦是專門給予推廣閱讀用的經常性開支,意味學校可恆常地安排閱讀推廣工作。 加上政府亦試驗延長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縱使以上計劃均未知成效,卻至少反映了政府有心支持閱讀,確認了「閱讀是很重要」的訊息。這對社會、學校推廣閱讀均重要。 另一方面,本港學生閱讀表現是令人擔憂;2016年舉辦、五年一度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報告,就指出本港學童的閱讀成績持續取得三甲好成績,但「閱讀興趣」、「閱讀信心」卻僅在全球50個地區中排第33及41,「閱讀投入程度」更包尾排第50。 一般我們將閱讀分作三大類型:為興趣而讀、為獲得資訊而讀、為鍛練語文能力而讀。本港學生有良好閱讀考評成績,這或可看成是源於本港學生較熟習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等評核方法,這似乎是閱讀的第四種類型:為考試而閱讀;而這類型的閱讀亦不會持久。 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正是如何培育學生的閱讀興趣,培養學生「為興趣而讀」的習慣,這亦是我們教育界的最大挑戰。而在這方面,本港的閱讀推廣力度明顯不足。 現時學校圖書館的主要功能,便是培養學生有「為興趣而讀」的習慣,我期望即將舉行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能夠在校園推廣閱讀情況得到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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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讓人民不忘記六四的歷史

六四快將29周年,有人仍難以忘懷,有人選擇避之則吉。在今年立法會討論「毋忘六四」的議案上,我與多位泛民議員輪流發言,讓這段刻骨銘心的沉痛歷史,民主自由的精神可以薪火相傳,延續香港人最強烈的集體回憶。 今年的「毋忘六四」議案由陳淑莊議員提出,政府和大部分建制派議員一如往年,選擇避而不談。對於部分發言的建制派議員,以六四至今未有定論及應著眼於內地經濟成就的論調,我在發言時不忘作出回應。事實上,我月前隨立法會到大灣區考察,親身體驗內地在創科發展方面有所進步。然而,六四承載北京學生爭取民主的血淚,以及香港市民二十多年前與北京學生共同經歷的風雨,這段對內地和香港有著深遠影響的歷史,是經濟發展等因素所不能抹煞的。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回想六四前後的一段日子,我當時正在香港大學修讀教育文憑,北京學生由請願、絕食、當地市民走到天安門聲援,到解放軍入城、清場,內心的希望、擔憂和悲憤,隨每日的電視畫面而激盪。我見證過百萬人大遊行和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壯闊場面,更即時自製大字橫額參與其中,還有在校內寫上20呎長的大字報,六四的足跡與點滴,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六四之後,我在一所中學任教中一、二年級的學生,為了讓學生認識這段歷史,我在校內推動徵文比賽,並將學生的文章編成文集。「不想回憶、未敢忘記」,這正是學生筆下最常用和最刻骨銘心的八個字。事實上,教授六四,將六四寫進歷史教材,向來都是政府的忌諱。由黃星華任教育署署長的年代,以年限為歷史劃界,不足20年的歷史事件不應編入歷史課本,到教育局去年修訂初中中史課程諮詢時,表明「中華千年歷史難以鉅細無遺放進課綱,不會將所有『雞毛蒜皮』的事件放進課本」;六四的歷史,已逐步在課程和教科書中「被淡出」,當中最令人憂慮的,是政治上的直接干預以及在不同方面的自我審查。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更加有責任教好六四這一課。 最強大的集體回憶 在建制派議員佔多數的情況下,「毋忘六四」議案最終在分組點票下被否決。路是難走,除了珍惜香港仍是僅有可自由悼念六四的中國城市外,我們更加要堅持燃起維園的每點燭光,讓我們最強大的集體回憶得到肯定,六四不會在歷史裡銷聲匿跡。 六月四日,維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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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蝴蝶與龜

立法會的工作之中 ,有一部分是對外的,例如我當召集人的「議會聯絡小組」,不時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議會代表團,作一般性的交流。這次有點不同,來自捷克的副教育部長Dana Prudíková女士,專門要來見我,討論教育問題。陪同的還有捷克駐北京大使館和駐香港領事館的人員,也是女士。很快,我們就談到香港的教育「成就」。近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人羨慕香港教育的驕人成就,因為香港在各項國際成績比併( 如著名的PISA)都名列前茅,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更曾在幾年前把香港列為全世界最優秀的管理制度之一!我告訴客人:「香港教育有其可貴之處,可是,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拿最近發表的「全球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為例,在5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香港的小四學生在閱讀評估的成績高踞第三,不是很好嗎?但且勿太快高興,再看下去,就會發現「閱讀興趣」排第33,「閱讀信心」排第41,而「上課時的閱讀投入程度」更是排第50,即包尾大班!客人們聽了搖搖頭,不對勁啊!不投入,沒信心,沒興趣,考出來的成績卻極好,唯一的理由就是逼迫得很厲害,而這種逼迫由幼稚園已經開始。捷克客人說,她們國家面對的教育問題不少,例如教師工資偏低,流失嚴重,正所謂每個地方都有難唸的經。不過他們的幼稚園的壓力並不大,小學收生,只要求會唱歌、分辨顏色、自我管理等等,還要懂得拿筆繪畫,卻不用讀和寫。但香港的小朋友拿起筆,卻要認真寫字,而且寫很多很多。我在筆記本上寫上「蝴蝶」兩個中文字,並告訴客人說:我二十幾歲的姪女兒大約五歲的時候寫這兩個字,要寫滿一頁,即填滿100個方格,她感受不到蝴蝶之美,只會深深感到寫字之苦。她的確學會了寫這兩個字,卻喪失了寶貴的興趣和信心。那已經是多年前的往事,現在應該已有轉變,但叫苦之聲依然不斷。然而,中文字其實很好玩,我再寫一個筆劃甚多的「龜」字,駐北京的女士馬上認出這是turtle。然後我寫出「龜」的古代篆體,宛然就是一幅圖畫,頭身腳尾以至龜瞉,一應俱全。客人看後都嘖嘖稱奇,感到非常有趣。其實中文字是可以很有趣的,「龜」可以好玩,「蝴蝶」也不一定可怕,只看我們怎麼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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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藝術教育獎

藝術發展局每年都舉辦「香港藝術發展獎」,表揚在不同領域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和嶄露頭角的新人。今年獲頒終身成就獎的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曹誠淵先生,獲頒傑出藝術貢獻獎的有粵劇界的羅家英先生、填詞人盧國沾先生、電影導演杜琪峰先生,此外還有各個範疇的得獎者,都是城中俊彥。 不應忽略的,是孜孜矻矻的另一類藝術工作者——藝術教育工作者,他們不但為藝術家培養接班人,而且為藝術表演培養觀眾、聽眾以及各種各樣的高質素的欣賞者。 大部分藝術教育工作者在學校裏,例如音樂老師、視藝老師、文學老師、戲劇老師;也有不少是在社區裏,由街頭巷尾的興趣班導師,以至專業或半專業的藝術團體的推廣活動,都屬此類。更有不少遊走於兩者之間,例如到學校擔任興趣班導師或教練的兼職藝術家,又例如偶然到學校表演的個人或團體。沒有他們的努力,藝術便難以蓬勃發展。雖然他們的成就可能及不上有作品有演出的藝術家那麼耀目生輝,然而他們一點一滴的工作卻是重要的,應該予以肯定。 也許因為這些緣故,負責籌劃藝術發展獎的朋友設立了一分為二的兩個獎項:「藝術教育獎」,分為學校組和非學校組。 今年獲得藝術教育獎的學校包括浸大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天主教普照中學、林大輝中學;非學校組則是M+、誇啦啦藝術集匯、東華三院愛不同藝術。各得獎者都有自身的特色,有的探索社區,有的以實踐為本,有的展示不同的媒介,有的打破藝術和科學之間的藩籬,有的跨越因智力或體能的差異而帶來的障礙……,其意義超越了技藝上的增長。 我負責頒發這個獎項已經兩年了,每一個獎項不用一分鐘就頒了出去,我所做的簡單不過。但同樣用一分鐘領取獎項的朋友就大不相同了,領獎的藝術家往往是花了畢生的心血來練就獨特的生命感知和過人的技藝,而領獎的藝術教育工作者往往也是耗費畢生的心力,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他們都值得大力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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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校舍規劃何以總滯後

獲配公屋單位,對不少基層人士來說,可說是夢寐以求的安樂窩。但在社區配套不足下,即使取得鎖匙上樓仍難以安枕。除了交通不便、設施不足,起居飲食都要重新適應外,不少家長還要為子女轉校叩門撲學位。 校舍設施滯後的後遺症,是否新建屋邨無可避免的必然現象?教育局的建校規劃,何以總是叫學生和家長周而復始地飽受折騰? 5月8日,我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安排下,探訪安達臣道新發展區內的安泰邨和安達邨,兩條屋邨先後於2016年6月開始分階段入伙,預算在今年第三季,安泰邨最後4座全數入伙後,新增人口接近5萬人,比啟晴和德朗邨合共3.1萬多人,以及水泉澳邨約2.9萬人都要多,是名副其實大型居民區。 屋邨環境不錯,比起「劏房」當然好得多。沿途與街坊攀談幾句,了解他們對新生活的喜與憂,一位每天都與居民出入相對的女保安員向我說,新上樓的居民十分開心;另一位街坊婆婆在電梯裏形容:「上到樓真的開心過中六合彩」! 邨內學校遲遲未落成 落戶公屋,能夠解決長遠的住屋需要,確是可喜可賀。像其他地區一樣,新屋邨少不免有着不同的人口特徵,包括獨居長者、單親家庭、少數族裔、新移民家庭,更多的是低收入人士。但不論任何背景,要重新適應環境並不容易,居民還要為各自的生活需要張羅,例如有居民耗盡積蓄為新居添置家具,也有不少居民需要重新安排託兒、醫療、居家安老服務等,在上樓欣喜之餘,新居民也面對不少實際困難。 不過,這兩條新屋邨的居民似乎比較幸運。社會福利署和房屋署跨部門協作,再結合區內多個受資助機構(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服務介入,主動接觸居民,及早評估他們的需要,提供一站式支援及轉介服務,改寫了居民過去「單打獨鬥」的情況。這被稱為「安達臣模式」的社區網絡試驗計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願能夠恒常化,把成功經驗推展到其他新建屋邨。 我當然特別關注當地居民的教育需要。5萬新居民,當然需求大量學額,區內也預留中小學用地,配合居民需要;可惜,相關的中小學遲遲仍未落成。我去過其中一個小學用地,至今仍只是一片荒草!而居民已經接近完全遷入了。 不少居民反映子女轉校網和插班困難,有社福機構人員轉述一個個案,從香港仔遷入的一個家庭,家長先後多次到區內「撲」學位而不果,孩子被迫在「原居地」繼續上學;另一位較幸運的,每天要乘車到觀塘市中心上小學,但因適應困難而再轉到將軍澳區,繼續舟車勞頓。無法在邨內入學,數以千計的幼童被迫到處「撲」學位,然後每天都被迫乘車到區外讀書,家長身心疲累,孩子浪費時間,更加重了區內的運輸負擔。 何以屋邨配套的中小學無法與屋邨同步落成呢?按教育局原訂計劃,其中一間新建小學預算要到明年9月才入學;原訂與該小學同期落成的新中學,至今連向區議會諮詢及立法會申請撥款時間表也沒有。至於另一所仍在「養草」的新小學,至今仍未批出,預計最快要到2022年第三季才落成,也就是4年之後了!如果一個小一學生在2016年遷入,2022年他小學畢業,這所新小學才終於落成! 我們相信同步落成是可以做到的,難以明白的是,為什麼非要折磨家長和孩子不可?「安達臣」模式中不同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可以做到主動介入,難道偏偏就是學校規劃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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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馬龍和馬星原

馬龍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開水墨畫展,題為「攬古浮光」,我去幫忙剪綵。我和馬龍的認識,有段「故」。1984年大學畢業,我去了一家出版社做編輯,因著這個緣故,成為《天天日報》的專欄作者。某一天,我到報社編輯部去,遇到在美術部工作的馬龍。當時中英談判結束不久,政治漫畫方興未艾,馬龍和尊子等高手聲名鵲起,以幽默的筆觸把老百姓從政治的鬱悶中拯救出來,各大報刊都爭相延聘。我問馬龍,認識一位叫某某的漫畫家嗎?他的畫風與你很相近。想不到他回答說:他也是我,不同的筆名而已。他還教路:筆法容易改變,但要改變字體則較難;政治漫畫要寫字,要看誰是誰,看其字體便容易辦了。馬龍當然忘記了這段小插曲也忘了我這個小伙子。歲月悠悠,想不到幾十年後又再相會。每年歲晚,維園的年宵市場都有支聯會的攤檔;每年,都有馬龍和尊子坐鎮,為市民即席繪畫人像畫,為支聯會籌款。幾年前,我加入幫忙,負責寫揮春籌款。我和馬龍再度相逢,有時他送我畫,我送他揮春,一書一畫,以留紀念。我的書法業餘過業餘,屬玩票性質,而他的畫是專業水準,以物易物,當然是他吃虧了!很多年前,不知是華叔還是張文光的年代,教協曾經印製一幅年畫送給數以萬計的會員,很受歡迎。於是我也想依樣畫葫蘆,便邀請馬龍作畫。馬龍畫了一畫古意盎然的水墨畫,有高山流水,有花香,有簡樸的書齋,彷彿也有朗朗的書聲。如今,原畫高掛在我的辦公室,為繁亂的案頭補償一點風雅。是的,馬龍並非獨沽一味只畫政治漫畫,也非只用硬筆,他也用毛筆以水墨作畫,近這幾年我去過他幾次畫展。水墨畫與政治漫畫不同,不潑辣,且帶有幾分禪意,不少靈感來自古詩詞,自然脫俗。這一回,馬龍採用了另一個筆名馬星原,大概是筆名也有分工吧:馬龍是政治漫畫,馬星原則是水墨畫。而據我所知,馬龍也好,馬星原也好,他本人並不姓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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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預算案沒解決教育核心困難

立法會昨天(5月10日)完成審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作為教育界的代表,我投了棄權票。其實,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因為政府預留20億元作為教育經常開支,連同《施政報告》未動用的14億元,合共34億元撥款,這對教育界來說當然是好事。可是該筆預算只有銀碼,竟無具體使用計劃。 眾所周知,學校的新學年由9月開始,涉及經常開支的新政策和措施必須於暑假前妥善安排,否則很大機會不能讓學校和老師在新學年受惠。現在距離9月新學年只有3個多月,距離暑假更只有兩個月,政府沒有承諾任何考慮中的方案,撥款隨時在這一年憑空消失,白白落空。政府明明有錢,也明明用在教育界,但只因不及早公布使用安排,對不少政策均急待改善的教育界來說,確是令人嘆息。因此,我不能表示對預算案的支持。 多名議員也對教育預算提出質疑,局長楊潤雄稱政府現時正檢討包括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安排、評核制度、職業專才教育、家長教育、研究政策及資助等八大教育範疇,並指此做法反映政府是秉持「專業領航」、「直接聆聽」的宗旨;又稱該筆已預留的34億元教育經常開支的詳細使用方法,將會在「凝聚業界共識後」盡快公布 。 政府仍未作具體承諾 這說法令本人、甚至教育界都相當失望。其實,教育界在不少問題早有共識,例如增加中小學與特殊學校的班師比、增加學位教席、落實幼稚園教師薪級表、增加大學研究資助等等,凡此種種,均須以經常開支處理。可惜的是,政府仍沒有着力解決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假如一直累積的問題未獲解決,新問題又浮現,最終形成樽頸,徒增本港教育制度的壓力。 公營中、小學、特殊學校的學位教師問題即為一例。歸根究柢,這問題源於現時政府職級編制上,教師仍然分作文憑教師(Certificated Master)和學位教師(Graduated Master)/小學學位教師(Assistant Primary School Master)兩類,前者是指持有文憑或證書資歷的教師,後者則指具有大學學位的教師,無論入職薪級點或晉升機會,兩者皆有不同。 雖然早在1993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中,政府已提出、亦同意長遠「所有教師均應持有學位」,以及定下最遲2007年,把35%小學教席轉為學位教師職位的目標;報告亦點明:「若本港的學校要有合適的人手以應付面對的挑戰,便須對非大學畢業教師的職業前途,特別在小學方面,作出顯著的改善。」因此,教師的事業發展機會是否充分、是否足以吸引及挽留足夠的優秀教師,從來也在政府的議程之內,亦屬教育界一致認同必須解決的問題。 直至2008/09學年、2009/10學年,政府進一步提升目標,把50%小學教席轉為學位教師職位,自2015/16學年起的3年,按年逐步增加公營小學學位教師職位比例的目標,由第一年的55%增至2017/18學年的65%。因此,如果政府現時宣布再度提升中學和小學的學位教師比例,根本不用再研究,因為已是業界既定共識,也是政府容易安排的工作。但是政府還是不作出具體承諾,實使人失望。 現時,中小學均約有九成半的文憑教師已具學位,他們的努力和學歷與職級不相稱,政策的偏差製造了人為的剝削,對享有學位但只能任文憑教席的教師非常不公平,也造成教育界難以挽留優秀教學人才、穩定教學團隊的隱憂。單在這個基礎上,我怎能支持政府的預算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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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搶手機事件 反映政府監視嚴重 對立會有欠尊重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嫌在立法會大樓搶走女行政主任手機,事件引起熱議,除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與他所屬的民主黨分別予以譴責,許議員更要面對警方的刑事調查、黨內紀律調查,甚至有建制派議員提出或令許有機喪失議席的譴責動議。「搶手機」事件備受爭議之處主要涉及三方面,第一是許智搶走他人物品;第二是這行為與取消議員資格的懲罰是否相稱;第三,亦是我認為同樣不應忽視的一點,正是政府派駐「狗仔隊」進駐立法會的安排。 首先,姑勿論事件有否涉及身體接觸或暴力成分,許議員強取他人物品,明顯是不能接受的行為,理應受譴責;但對於他應否被立法會彈劾、喪失議員資格,我認為則須視乎行為本身的嚴重性與懲罰是否相稱。但就著現時掌握的資料及許為自己行為的公開致歉,我認為在當局尚未完成調查前,是難以得出「喪失議員資格」 的結論,否則便是不合比例的懲罰。 監察議員愈見氾濫 「導火線」須正視 至於第三個問題,我認為相當關鍵,甚至可說是搶手機事件的導火線。據許議員的解釋,他是不滿政府人員監視及紀錄議員行蹤,令他感到議員工作和私隱不受尊重。 「狗仔隊」監察議員行蹤一直惹人非議,亦令人感到煩擾,甚至曾被議員投訴。可是,政府不但沒有尊重議事堂的尊嚴,近年更變本加厲。立法會秘書處就回覆傳媒,單是上個立法年度,獲發公職人員許可證進入立法會大樓就有約3,000人次,加上現時立法會未有規限公職人員進入大樓數目,以至政府派駐「狗仔隊」人數及進入範圍,愈來愈見氾濫。 其實,這批多由政務主任及行政主任組成的「狗仔隊」,主要職責是監察、紀錄大樓內議員行蹤,確保會內有足夠法定人數。但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為甚麼一個負責監察政府的議會大樓,會反過來被政府派員「觀察」?我們又是否需每年動用大量公帑來聘用官員「觀察」議員?立法會又是否可用同樣理由,到政總「觀察」司長和局長有否盡忠職守?另外,議員出席會議或投票正是議員的責任和判斷,「狗仔隊」不厭其煩的「觀察」,難道就可改變投票意向嗎? 在許智搶手機一事,政府在譴責之餘,又是否應該同樣反思行政與立法關係,特別是政府派遣「狗仔隊」監察議員,究竟是否可體現政府對於立法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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