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大池裏的小魚

我在觀塘翠屏(昔日雞寮)出生,成長於藍田(昔日咸田)。在藍田邨讀過三間小學的下午校,一二年級讀佛教內明學校(早已結束),三四年級讀藍田循道小學,五六年級讀愛德華小學,逢二進一。 從循道轉去愛德華,要參加插班生考試。樓上的鄰居問我是否懂得「雞腸」,我不知「雞腸」為何物,答曰不懂,原來「雞腸」是英文的意思。還記得那次插班生考試英文卷並不難,但有一個部分因不懂解題,不知要做甚麼,整個部分留空沒做,成績自然不太好了。可能因為這個緣故,被編進五丙班。 我當時傻呼呼,有書便讀,有學便上,編甚麼班便進甚麼班。第一個學期考試,竟然考出個全班第一名!這可不得了,我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原來成績那麼好!過去,我從來沒有得到甚麼好成績,甚至連名次也沒有,因為舊校只公布成績最好的前十名,我根本不入流。 如今回想,我像是大魚游進了小池塘。全年共四個學期,第二三個學期考第三,最後一個學期努力一下,又考第一,自我感覺很好,充滿自信心。 升上六年級,五丙班只有考第一二三名的三位同學升上六甲班。面對着一整班陌生的同學,我才知道,原來甲乙丙丁是按成績排列的分班制度,我從打丙組升上打甲組了! 甲組果然不同,記得班主任連世英老師上的第一節中文課,教看圖作文,請班長作第一句,班長一站起來便說了句:「課餘之暇」,我嚇了一跳,怎麼是文言文!自此成績便江河日下,第一學期考第十七,第二學期努力加幸運攀上第六,第三四學期又退到老遠……連考第幾也失望得沒有記住,知道沒有機會,也不再特別去努力用功。 小池塘裏的大魚,自信滿滿,一下子變成了小魚游進大塘,與大塘裏的大魚相比,不禁自慚形穢——自我觀感改變,其實魚還是一樣,沒變大,也沒變小。這心理學上的小池大魚理論(Big fish small pond effect),在我的經歷中得到很好的印證,盲目追求名校的家長值得深思。不過這兩年的經歷對我也不算壞,自信過,自卑過,自知比下有餘,比上不足,自此不再為名次而悲喜。最慘的是只曾活在大池裏,沒有轉過塘,形成自卑的心理,限制了真我的發揮。 最近回到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名字稍微改了)向畢業班的同學說了這番小小的經歷。他們比我幸運,不僅校舍改善了,學校生活多姿多彩了,而且校長告訴我,學校已不再按成績編班,同學不用再受外在的池塘的大小,影響自我的觀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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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完善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

本港家庭結構愈來愈複雜和多元,但給予幼兒成長的支援,例如照顧、輔導和護理服務等卻很不足。去年接連發生嚴重虐兒個案,反映普及預防、盡早介入和支援服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幼兒表達和自我保護能力比成年人薄弱,政府更應加強預防和支援工作。 比例至為關鍵 幼稚園過去未獲政府資助配置社工服務,只靠教師識別問題或介入跟進,無論在人手或專業能力上都感困難,遑論為幼兒建立一套普及預防的機制。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公布,透過獎券基金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提供社工服務。幼教界多年來的爭取得以起步,當局並稱計劃3年後若成功將會恒常化,這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在先導計劃構思之初,因未見廣泛諮詢,除了最初對外披露1︰600的人手比例外,很多具體內容都未有公告,令已自資聘請社工的幼稚園甚至擔心現有服務的延續性受影響。因此過去數月,教育界團結向政府爭取,制訂一套合理的服務標準,以及多元的服務模式,按校本情況為幼兒提供最合適和具效能的駐校社工輔導服務。 要加強識別和預防工作,達到理想的輔導效果,適切的社工人手比例至為關鍵。相對於普遍有600至700名學生的中小學,幼稚園的規模一般較小,特別是200多間長全日制幼稚園,一般只有百多人,如社工人手比例按初訂的1︰600,則一名社工要兼顧5至6所學校,一個月隨時只能到校2至3天,不可能透過日常觀察、與幼兒互動,以篩選高危個案並及早支援,尤其是幼兒語言發展未成熟,社工須花更長時間持續觀察和建立信任,而且個案背後往往潛在有支援需要的家庭,因此社工人手充足、提供社工駐校而非到校服務,以及配套支援都非常重要。 長遠考慮駐校 上星期,政府向立法會社會福利委員會簡介先導計劃內容,同意研究改善原訂1︰600的社工人手比例。我們歡迎當局考慮改動原建議,更提出業界支持以兩校一社工作為起步點,確保每所幼稚園每周至少獲得兩天的駐校社工服務,同時為穩定社工服務,配置社工應以學校為單位,而非以收生人數為單位,以免因每年收生浮動而影響社工服務的延續性。我們進一步認為,對於規模較大或有特別需要的幼稚園,當局應在兩校一社工的基礎上再增加資源,配置一名駐校社工,長遠考慮為全港資助幼稚園提供一名駐校社工。 此外,我們更關注現時有部分幼教機構已自資試驗駐校社工計劃,也有個別幼稚園獲批運用恒常經費聘請社工,由於這些學校與合作的非政府機構已長期建立了默契和關係,當局宜讓幼稚園按校本需要,選擇合適的服務夥伴,以保障現存輔導服務的延續性,從而達到有效保護幼兒和預防家庭問題的效果。 當然,新政策還有不少細節須要詳加討論,例如提供社工服務的模式和質素、先導計劃可否縮減年期、計劃開始是否全部均需學位社工資歷等等,我們建議當局建立廣泛的諮詢和溝通平台,持續與業界商討,共同制訂穩定和高質素的幼稚園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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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學校是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的最佳場所

立法會最近曾辯論「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議案,強調預防保健和自我健康的管理,對學校系統來說,也有不少核心問題需要反省和解決。基層醫療是醫療系統的首個接觸點,服務包括健康評估、疾病預防、治療護理和康復支援等。舉例說,今年初流感爆發,政府若然及早在流感高峰期前做好預防措施,嚴重併發個案自然減少,連帶學校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中心接報後調查涉及的大量工作、公立醫院的求診壓力也可以一併紓緩,教育局更毋須忽然宣布停課了。保障兒童獲得健康的基本權利衞生防護中心在今年2月的網上期刊《非傳染直擊》指出,學校是提供學童每日進行體能活動、教導經常運動有益身心的最佳場所。根據一項國際系統評估,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在「整體體能活動」表現差劣,即少於半數兒童及青少年,達到每日進行一小時中度至劇烈體能活動的國際標準,「剝奪兒童參與促進成長及發展的體能活動或動態遊戲,有違保障他們獲得健康的基本權利」。反觀現有的課程指引,小學每周約只有兩堂的體育課,初中體育課時只佔5-8%,高中列為核心和選修科以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反映這個「最佳場所」發揮的作用有限。健康不單是無病無痛,還包括精神健康。美國兒科學會的研究發現,兒童失去遊戲時間,更易患上焦慮和抑鬱。香港的學生,不少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議—享受每日至少一小時的遊戲時間也困難,童年的快樂時光與天倫之樂,大部分時間被學業佔據,身心疲累,惡性循環,壓力也在不斷影響情緒。政府為防止學童自殺推出試驗計劃,加派精神科護士到學校識別和轉介有需要學生接受精神服務之餘,有否從源頭著手,為老師釋放空間,讓老師有更多時間關顧學生,教導學生價值教育和處理壓力的技巧,給他們自信尊嚴,陪他們走過人生的風雨,這才是提升抗逆能力和預防自殺的治本之道。建立健康成長路基層醫療服務還包括疾病管理和康復治療。香港人愈來愈長壽,慢性疾病個案也愈來愈多,現有的醫療水平或許能救活不少個案,但涉及的醫療費用不菲,貧病交煎,部分更要照顧「同病相憐」的老伴。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推動公私營醫療合作,並加強各醫護專業的培訓,讓不同專業在醫療系統中充分發揮角色,此舉既可有效支援長期病患者的需要,更有助紓緩專科和住院服務及醫療開支增長的壓力。衞生署剛發表的《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文件指出,至少三分之一的非傳染病可透過健康生活模式得以預防。因此,政府應從根本的制度著手,包括改革課程,配合這個「最佳場所」,為學生從小建立健康的成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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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香港郵政做得好

不久前,我到中環的郵政總署送上一張小小的表揚狀。 事緣去年9月,我收到1100個留英學生的求助個案,他們急於到英國開學,卻遲遲得不到英國當局發出的學生簽證,有些更被校方警告倘不能準時開學便會取消學籍或順延一年入學,有些同學的機票一改再改……。總之,數以千計的同學們及其家長急得有如熱煱上的螞蟻! 我們幫忙與英國當局週旋,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協助之下,事件得以解決。這個時候,香港郵政的角色出場了,他們負責把英國簽證部門發出的證件送給學生。 這期間,不少留英學生在網上表達了對香港郵政員工的謝意,我們也收到了類似的意見。後來,我們為整個簽證延誤事件撰寫檢討報告,藉此機會再向受影響的留英學生了解,發現香港郵政的員工的確多做了一些事情,令焦急地等待簽證文件的學生們感到特別的暖意。 有留學碩士生這樣寫:「……至於香港郵政署,我也覺得是次表現出色,我在獲派掛號信前一天已獲郵局以電話通知我有一封由英國當局寄出的信件,變相早一天放下心頭大石。而我了解,派掛號信前的電話應該是額外的工作,是次事件上我相信郵政署花了額外的人力物力協助學生,呈現出他們的專業。」 另一個碩士生則這樣寫:「我很感謝香港郵政,他們完全可以像平時一樣把簽證文件寄到簽證中心,不一定要設立派發文件的專櫃,但申請的留學生便要多等一兩天了。香港郵政肯多做一點,真的十分難得。」 真的,當同學和家長焦慮不堪的時候,那一個電話通知,那個可以馬上拿證件的專櫃,就如沙漠上遇到甘泉一樣,令他們的焦慮一掃而空。 而郵政署的前線員工也告訴我們,他們確實為派送這些簽證文件加開了不少「OT」,例如打了以千計的電話,但感到十分值得。他們之所以採取特別措施,是因為突然出現大量查詢,感到極不尋常,為了幫助申請者盡快取得郵件,故採取特別措施,打電話,設專櫃。他們說,那些同學來的時候氣急敗壞,在拿到證件後馬上歡天喜地,有些人更是立刻帶着行李箱出發前往機場。看到這場面,他們也十分欣慰。 問他們的感受,其中一位員工說:「我們也是父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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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梁君彥濫權應予譴責

2018 年6 月6 日至14 日間,立法會大會就「一地兩檢」法案進行了為時4 天的辯論。「一地兩檢」本身固然極具爭議,但同樣矚目的,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主持手法,其荒謬之處,簡直令人「大開眼界」! 立法程序其來有自 眾所周知,人人都受法律約束,因此立法程序必須非常嚴謹。百多年來,本地立法機關一直採用「三讀程序」審議法案。「首讀」由政府向立法會大會提交立法建議,關注的議員可加入法案委員會詳加審議。法案審議完畢後,提交大會「二讀」,議員可就法案的整體進行一輪辯論,繼而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就不同修正案辯論(通常較為細節)和投票。最後回復大會「三讀」,就經由全體委員會修改後的法案作最終的辯論,如表決通過,便會成為香港的法律。 在整個「三讀」過程中,議員一向享有充分的發言權。議員的發言不僅僅是為了說服其他人,也是為了向市民解釋其立場,大會會詳細記錄其發言作為歷史紀錄,而市民也可以根據其發言內容決定下次是否投票給這些議員。當年的立法局成立之初,並沒有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後來為了提高議事效率,便在《議事規則》訂下除了全委會階段,其他環節每人最多發言15 分鐘的時限( 第36 條) , 每人發言不多於一次( 第38條)。既確保議員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之外,實際上也訂定了整體辯論時間的上限。 自相矛盾僭建限時 梁君彥的濫權是非常明顯的。首先,他早在6月4 日為這項辯論訂定36 個小時的時限,分配給「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辯論、「三讀」辯論的時間,分別是8 個小時、22 個小時和6 個小時。這是立法會過去不曾有過的做法,他憑什麼作出這樣的規定呢?梁君彥曾對記者表示: 「我明白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 『所以』我預留了充足的時間,即兩個星期的會議,大約36 小時,去完成餘下的立法程序。」他用「所以」把前後兩句連起來,但當中並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 反而更顯出其邏輯上的矛盾: 「極具爭議」,不是應該預留更多辯論時間嗎?何以反而作出不必要的限制呢?更荒謬的是,他連自己訂定的時間分配也粗暴地違背了! 讓我們看看事實。「二讀」辯論,共有32 名議員已經發言,合共發言7 小時8 分鐘,屏幕顯示已按掣要求發言的議員仍有11 名。正常情况下,所有議員都會有發言機會,但梁君彥以時間已達8 個小時而停止「二讀」辯論。換言之,共有11名議員的發言機會被無緣無故剝奪了。 再看全體委員會的辯論,原本獲梁君彥分配的時間為22 個小時。但事實上,總辯論時間僅為8個半小時多點而已,連原訂的22 個小時的一半還沒到,梁君彥便已粗暴地禁止議員繼續發言了。當時已按掣要求發言的議員多達16 名。 梁君彥的做法如此粗暴,當然引起議員的抗議,而他反而指摘議員「沒有充分運用時間」!事實上,我們完全看不到梁君彥的做法有何必要性。「一地兩檢」最快在今秋才實施,而暑假前尚有4 次大會,即使不加長會議,也有70 多個小時的會議時間,非常充裕。讓所有已按掣的議員發言,只不過多幾個小時而已,根本不會影響「一地兩檢」的實施。到底梁君彥急什麼呢? 濫權限時侮辱議會 梁君彥再急,也不應限時禁止議員發言,侮辱議會尊嚴。正如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指出,梁君彥的限時決定並沒有法理依據。事實上,《議事規則》本身賦予主席調整會議時間的權力,以便在審議時間的充足性和法案的迫切性之間取得平衡。過去立法會不是曾經加長或加開會議嗎? 6 月20 日立法會大會開始時,民主派議員集體背向主席台,表示抗議。如果在充分民主的體制內,一個議長遭議員如此抗議,一定羞愧得自行引退下台!其實,一個議長如此作為,蒙羞的是整個議會和整個城市。 (編者按: 「專業議政」包括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社會福利界議員邵家臻、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教育界議員葉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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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畢業贈言

各位同學:這一身的禮服很特別,像是蝙蝠俠,我的助理告訴我很有電影裏的哈利波特的感覺(而席間竟真的播放了哈利波特電影的音樂!)。 我多次來過這學校,也曾頒發教育藝術獎給你們,但進入這體育館,穿上這特別的禮服,參加你們的畢業高桌宴會,還是第一次,很新鮮。 你們之中,很多同學都是同窗十二年,那是非常不簡單的。這十二年的共同生活,已經接近尾聲了。不久之後,你們就會開展各自的生命軌跡,有各自發展的方向。你們年輕,憧憬未來,未來有太多不能確定的因素,因此非常刺激。我現在看着你們一張張青春的臉孔,也在想你們的未來。有人到外地,有人留在香港;有人讀書,工作,也有人做生意。有人會在社會取得崇高的地位,也有人會找到生命中重要的價值。我教過的學生之中,有跨國企業的高層,也有到落後地區服務的社工,也有的看似十分平凡,但如果認真去做事,不同崗位都可以有重大的意義。就像今晚為各位提供膳食服務的朋友,他們為各位帶來健康、美味,只要敬業樂業,他們就是在為人類社會創造生活的價值。年輕的同學們,但願你們都能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衡量成功的標尺,各自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人是多元化的,各有所長,各有理想,各有不同的成功準則。我很有信心在座的各位年輕人可以憑藉十二年來的良好教育基礎,找到最合適的路。希望你們不嫌我老套,無論你們將來做甚麼,都要做一個好人,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家人,對得起社會,這是最重要的。我寧願教出一位好心的清道夫,也不希望教出一個黑心的醫生。至於怎樣才算是「好人」,則可能要大家花上一生去體會,去尋索。 年輕人着眼未來,憧憬大學生活和未來的工作與家庭,自然不過;可是,像我和在座之中較年長的老師們,過去了的日子愈來愈長,更會回憶起年輕時的種種,因此更珍惜中學時代的友誼,何況你們當中不少人同窗十二年!今晚與你同桌的同學,可能有幾位你不太喜歡,未來你會淡忘他的壞處;也可能有幾位你十分要好的,幾十年後依然是你最好的老友,也可能你會失去了他們的消息……在漫長的人生旅程中,中學階段的友誼最單純,最綿長。這是「過來人」的一點體會。 畢業了!祝大家大踏步向前邁進,未來是屬於你們的。 【後記:6月15日浸大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舉行畢業高桌晚宴,這是我按當晚即興致詞的內容事後改寫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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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行政凌駕專業 教師聲音屢受忽視

新政府上任一年,在教育範疇上每每強調「專業領航,直接聆聽」,但是在不少教育政策實施前,卻時常出現不諮詢前線教師、忽視教師專業聲音的情況。 教師普遍反對全級考 其中一例,即是本年度的小三「全港性系統計估」(TSA)。教育局現時雖採用抽考形式進行小三TSA,惟卻容讓學校透過自行報名「全級應考」小三TSA而獲得TSA學校整體報告,做法或無減甚至令TSA操練情況惡化。 更甚者,教育局作出相關容許學校「全級應考」前,卻未有有系統地諮詢前線教師,收集教師對於「校方是否應全級應考」或「小三TSA有否增加操練壓力」等問題的意見;局方亦未有要求學校諮詢教師的意見。 早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在立法會上明確回覆我的提問,指現階段不會進行教師、家長問卷,收集他們對小三TSA的意見。 試問,在推行小三TSA這個嚴重影響小學教育生態的評估時,局方不聆聽前線教師意見,做法怎能稱作「專業領航,直接聆聽」呢? 為了填補諮詢渠道的空白、反映學校小三TSA真實情況,教協最近向任教中、英、數3科的小學教師發出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老師表示學校「非常重視」或「重視」小三TSA成績,其中選擇「全級應考」的學校,比率更高達85.5%;而選擇「抽考」的學校雖然也重視成績,但比率比「全級應考」學校少了11.4%;至於對師生帶來的壓力、操練和扭曲教學方面,「全級應考」的學校也高於「抽考」的學校。 諮詢全體教師比例細 在在證明,「全級應考」的學校未必把TSA視作單純的驗身工具,而是「有備而戰」,會不會有些學校的「準備工夫」做得過多呢?會不會留下「全級應考」的尾巴,變成尾大不掉呢?教師的聲音,教育局為什麼不去直接了解呢? 最重要的、也是最荒謬和不能接受的一點,就是從整體數據去看,竟然只有不足一成(9.8%)學校,在決定學校是否「全級應考」小三TSA前有諮詢全體教師,絕大部分的決定,只在辦學團體╱校董會或校長層面進行。 此外,近七成(69.5%)教師是「不贊同」或「非常不贊同」學校申請「全級應考」,態度非常明確。教師團隊乃是學校內的專業成員,小三TSA的政策完全屬於教學的專業範疇,教師的意見理應得到尊重。但為什麼「專業領航,直接聆聽」,不能在小三TSA的問題上體現呢? 調查結果讓筆者感到十分遺憾,因為整個決策過程自上而下,行政凌駕專業,教師家長等主要持份者大都無從參與表達意見。教師團隊乃是學校教育工作的主體,是校本專業決策的骨幹。 「全級應考」小三TSA,乃是關於教學和評估策略的重要專業決定,而教師卻偏偏被排擠在決策過程之外,甚至連表達意見的機會也沒有,教育局連有系統的諮詢他們的意見也不肯,還說什麼「專業領航,直接聆聽」呢? 筆者認為,當局應賦權教師參與校政決定,並制訂嚴格的程序,例如在TSA等的問題上,確保學校必須有系統地諮詢和尊重教師的意見,並確保教師能在不受左右的情況下表達意見。同時,家長的意見也應得到學校當局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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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順順利利留學去

去年9月, 一千多位留英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親焦急得如熱煱上的螞蟻,英國那邊馬上就要開學了,但留學簽證申請遲遲沒有消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過,香港新聞太多,人們善忘。不久前,我們告訴一些記者朋友打算就此事召開記者招待會時,不少記者都嚇了一跳:「有這麼一回事嗎?」「噢!已經半年多了,你不提起早就忘了!」這就是今天的香港,「熱爆」的事一浪接一浪,但也迅速淡出於我們的記憶之中。 有些事是應該忘掉的;但有些事情,不好好總結和汲取教訓,就會在不久之前重來教訓我們。去年九月的緊張情況,我們的感受很深很深。當時我的議員辦事處承擔了英國駐港領事館的委託,幫忙收集簽證延誤的個案,然後經由領事館轉交簽證辦事處緊急處理。我的辦事處只有幾位職員,電話、電郵接過不停,晚上要加班,週末也要加班,最初以為只有幾十個個案,但一星期後已超過一千個,簡直忙個「不亦樂乎」! 對於學生和家長的焦慮,我們感受最深。有學生告訴我們,他唸的大學很嚴格,如果不能在開課日準時報到,就會取消學籍。他等呀等呀,等到收到簽證之日,剛好是開課之時,已經來不及了,心情之沮喪,可想而知!有些家長告訴我們,他們打簽證辦事處的收費電話,寫收費的電郵,通通不得要領;而買好的機票不得不一改再改,白白花了一大筆錢,而且只能焦急地枯等,極為難受!我們不禁一問再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把這一千多個個案處理好,如果明年同樣的問題又再發生,那還得了? 於是我們整理了事發的經過,寫成一份報告交給英國當局。英國當局也很積極回應,派了一個代表團前來香港與我會面,解釋問題的成因,並且承諾採取多項措施改善。於是在事發半年多之後,我們召開記者會,發表我們的報告,並且公佈英國當局的改善措施。 上面提到被取消學籍的學生終於在我們和英國領事館的爭取之下,回到英國上課;一千多個求助個案也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我更希望,我們的後續努力最終得到成功,今年夏天香港學生可以順順利利前往開課,不用再受不必要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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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英國留學簽證申請最新改善措施

每年,香港有不少家長安排子女到外地升學,申請學生簽證是少不了的手續。不過,去年暑假期間,大批前赴英國留學的香港學生因英國延誤審批簽證,致令不少學生延遲赴英的日子,有些甚至未能如期上課,更有學生險些被取消學籍;短短幾天,我的辦事處便接獲並處理超過1100宗個案,可見問題相當嚴重!我及後撰寫報告,紀錄事情的經過和提出一些改善建議【註】。 延誤經過原因 去年8月31日,我開始接獲學生求助,表示他們申請多日卻未獲發學生簽證,他們曾多次向香港的英國簽證中心、英國領事館和特區政府求助,但不獲要領。我當時仍未知道事件的影響廣泛,但晚上也隨即聯絡香港政府官員,並嘗試接觸英國駐港領事館,要求盡快解決事件。 翌日,我開始把求助學生的資料轉交英國領事館跟進,要求加快審批。學生在網上廣傳後,短短一星期之內,我竟接獲千多宗個案,他們大部分都在8月20日前提交簽證申請,更有部分早於7月份已申請,課程涵蓋中、小學、大學前期、大學本科和研究院,可見不是個別課程問題。 不少學生必須於9月前抵達英國的學校開學,因此他們心情焦急,每天都到簽證中心了解簽證最新情況。 最後,在我轉介和特區政府介入後,個案陸續得到解決,我對郵政署的高效率安排也致以衷誠的感謝。可是,事件已為學生和家長帶來極大困擾,他們每天都憂慮簽證何時獲批、不斷自費更改機票及改變離港前和到埗後的安排。 為了防止重蹈覆轍,今年3月,我跟英國簽證與移民署代表團和英國駐港領事館代表會面,要求當局改善簽證流程和檢討查詢機制的有效性,確保事件不再重演。英國官員在會議上承認事件嚴重,並指出是次延誤源於以下問題: 一、用作紀錄申請人資料的掃描系統出現技術問題,導致部分申請人資料遺失; 二、負責批核的英國雪菲爾(Sheffield)簽證中心沒有足夠人手,導致簽證申請審批延誤; 三、他們承認在客戶服務方面的質素未如理想,未能及時回應查詢,令申請人及其父母在等候簽證期間感到十分憂慮; 四、當延誤出現後,愈來愈多申請者選擇特快簽證,在傳媒報道後更甚;在個案嚴重積壓的情況下,即使申請特快簽證,也無法在預計時間內取得簽證。 最新改善措施 英方官員指出,2017年共發出約9000個香港學生簽證。英國當局已就是次簽證延誤事件作出檢討,又承諾會密切監察本年度學生簽證申請的情況,並提出一連串改善方法: 一、在今年辦理簽證高峰期開始前提早作出規劃; 二、增加更方便的提交申請方法,包括設立「Access UK」網上服務,讓申請者透過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上載申請文件,以及提供流動設備,讓申請人可在更多地點提供生物辨識資料(例如指模),節省申請人在簽證中心的等候時間; 三、投放更多資源處理簽證審批事宜,包括增加負責批核簽證申請的人手; 四、加強簽證申請的宣傳及消息發放,讓申請者更容易知悉申請進度。 我歡迎英國簽證與移民署承認問題,並進行檢討和提出具體改善措施。據英國當局6月1日電郵告知,目前已進入處理簽證批核的高峰期,當局認為整體運作良好,並有意與我再次見面交流。我會繼續留意今年學生申請簽證的情況,期望今後不會再發生類似的延誤事件。 註:報告全文可到此下載:https://goo.gl/tLFm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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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誰沒頑皮過?

有小學老師向我埋怨學生頑皮。我想,誰沒有頑皮過?我小時候很乖,回想起來,乖得有點可怕。例如當中學同學正為歐西流行曲而傾倒之際,我卻拒這些「靡靡之音」於千里之外。晚飯時,電視播着非常受歡迎的溫拿樂隊的節目,我兀自選擇背向電視的座位,專心吃飯!正因為這樣,其他同學的一些有趣經歷,我都錯過了。例如很多年後同學們在聚餐時集體回憶當年露營的經過,在一位外籍神父老師的帶領下,他們把人家野外小店的啤酒都喝光了,卻沒錢可付,以致店東鬧到學校來,找當校長的另一位外籍神父要錢,這一下神父校長光火了,不禁罵了神父老師一頓!這些大大小小的荒唐的頑皮故事,老同學們娓娓道來,趣味盎然,羨煞我這種沒有經歷過的悶蛋乖乖。而乖乖如我偶而也會頑皮起來,甚至不惜違規。中四那一年,全班同學使盡渾身解數「出貓」,使「出貓」變得那麼順理成章,以致不「出貓」的變成笨蛋。對我這種乖乖而言,悶蛋可以,笨蛋則萬萬不能!特別是地理科的蕭sir以奇特見稱,一雙眼睛只會平視,從來沒有俯視我們,同學們在這一科的測驗「出貓」,更是到了膽大包天的境界!於是我也有樣學樣,把答案放在抽屜裏,然後假裝休息,伏在桌上,從桌面裂開的縫隙偷看答案,結果當然成功逃過平視的蕭sir的法眼,一嘗「出貓」成功的滋味。然而我再也沒有「出貓」了。成功之後,我感到整個「出貓」事件很無聊,如果不知道答案,也沒辦法一下子把答案在抽屜裏找出來。如果早知道答案,把它讀好不就完事了嗎?何須苦苦「出貓」呢?而且我父母親沒讀過甚麼書,不會指導我的作業,除了要求我們自己讀好書之外,更不再有任何具體的要求,也就沒有甚麼壓力了。因此,我根本不用擔心合格或「肥佬」,更沒有「出貓」的必要。有些錯誤的改正,是毋須老師指導的。其實,頑皮並非大奸大惡,成長過程中的小小頑皮,只要無傷大雅,完全有可能成為生命中的樂趣和點綴;有時候,也會犯點錯誤,但大部分人都會改正過來。而事發之際,當老師的少不免要教育他,懲戒他,告訴他不應逾越的社會和道德界線,好讓他們不致積習難返。但責罰過後,還記得自己也曾經頑皮過的老師可能會想:「嘿!當年我不也一樣嗎?」可能,比小孩更厲害呢!有這種想法的老師也會處罰學生,但會給他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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