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增加研究撥款 培育本地人才

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宣布,將就8個教育範疇成立專責小組展開深入研究,其中兩個與大專教育有關,分別是「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和「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筆者今次先談談前者。 由徐立之教授擔任主席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下稱「專責小組」)於去年10月成立,並於今年6月發表中期諮詢報告,列出香港現時研究資助的情況,並就一系列建議作出諮詢。 彌補研究基金投資收益跌 去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已訂立目標,於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把用於研究及開發的本地開支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加倍,即由0.73%增加至1.5%。政府增加對研究經費的承擔,讓香港追上與其他已發展地區1.7%至4.2%不等,我對這個大方向是同意的。 而專責小組具體建議大幅增加政府的研究撥款,包括把研資局的撥款於2022年或之前由每年10億倍增至20億元、向研究基金大量注資不少於100億元,我都十分支持。近年,研資局的研究基金因投資回報下跌,由2009年的大約7%,大幅下降至2017年約3%,難以承擔每年約8至10億元的資助開支,導致可以給予學者申請的研究經費有減少的可能。向研究基金大量注資,能彌補投資收益下跌對研究基金的影響。 增加研究經費是有需要的,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培育更多本地的學者和研究生。近年高等教育崇尚國際化,國際化無疑是重要的,但培養當地人才的重要性也不遑多讓,高等教育應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 研究院本地生人數減堪憂 最近,8間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院研究課程中非本地生比例愈來愈高,備受社會關注。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生百分比由1996/97學年的72%,一直下降至2017/18學年的19.4%;人數方面,則由最高峰2003/04年度的3163人,一直下跌至最低位2014/15學年的1438人,這個趨勢實在令人憂慮,當局應認真對應。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免除研究院研究生課程的本地生學費,是積極的做法,但力度不足。今次專責小組建議成立博士後獎學金、研資局研究員獎學金及研資局高級研究員獎學金,值得歡迎。與此同時,我建議預留適當比例的名額予本地學生及學者,為本地年輕人投身學術界提供較有利的經濟條件。 最後,撥款機制所造成的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專責小組建議增加競逐型研究資助撥款,但在不同學科的競逐之下,人文學科似乎較為不利。例如,2018/19年的優配研究金計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申請撥款的成功率只有26.7%,而自然科學的成功率達51.8%,差異極大。這雖然並非本港高教界的獨有現象,但也應得到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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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三個孩子有福氣

朋友在臉書張貼了照顧三個孩子的照片,一邊「呻」辛苦,一邊「晒」快樂。這年頭,生三個小孩子,真罕有啊!對現代城市人而言:BB來了,一個也吃不消;生三個,豈不累死? 但我們的上一代卻不這樣想,生三個只是小兒科。回想上世紀六十年代「獅子山下」的日子,家家戶戶「閒閒地」三五七個,多者十個,一樣養得起!那是農業時代的傳統,子女不僅繼後香燈,而且多一名子女就多一個下田或養豬的勞動力,是以開枝散葉、百子千孫、三年抱兩……乃是家族的福氣。 時代不同了,不會有人以此為福氣。七十年代家計會的宣傳口號:「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挑。」人人琅琅上口,崇尚精生細養,以為集中資源和精力,可以把小孩培養得更出色。 事實呢?內地「一孩」政策之下,合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人的資源和精力培育一個小孩,大家只擔心嬌生慣養。而香港雖無政策,只生一孩卻比比皆是,而且父祖叔嬸之外再加一個外傭姐姐,結果呢?請大家各自評斷。 一孩家庭的好處當然是財政資源最大化,可以買最漂亮的衣服書包,上最昂貴的學校,去最奢侈的旅行。但缺點也很明顯,家裏缺乏同齡的小夥伴。原來我們成長需要的,不僅僅是金錢,還需要同齡的夥伴。這是「成長資源」,是父母和祖父母都無法取代的。 可不是嗎?兩三個孩子走在一起,事情就多了。他們會一起玩,扮演角色,操弄不同的器具,邊幻想邊演戲。他們會比賽,大小事情都可以比併一番,比速度,比漂亮,甚麼無聊東西都可以比來比去。他們也會衝突,會吵架,爭奪玩具,甚至動手打起來,而被打的要設法防守、反擊、告狀。然後他們又最善忘,轉個身便「攬頭攬頸」,握手言和。如果是比較溫純的,他們之間還會互相照顧,互相逗笑。千變萬化的人際關係與生活技能,就因為有同齡的小夥伴,他們每天都在鍛煉。 一孩父母趕快應做的,不是找老師學技藝,而是找同齡小朋友,因為一個孩子變不出甚麼花樣,整天整夜都要父母操心照顧,父母很累,孩子也很被動,人際關係和生活技能都沒機會學習。兩三個孩子就不一樣了,他們走在一起就會主動忙着變花樣,連他們自己也應接不暇。做父母的,說不定偶而可以袖手旁觀,休息一下呢! 生三個孩子的朋友呀,當中有辛苦,也有福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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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期望英國留學簽證不再延誤

去年暑假發生的留學英國學生簽證審批延誤事件,導致大量學生因未能取得簽證而不能如期出發赴英,個別求助學生甚至被大學取消入學資格,相信讀者仍有印象。 筆者去年9月初,在短短一星期內接到千多名學生求助,要求協助盡快取得簽證,好讓趕及赴英開學。筆者當時與英國駐港領事官員磋商後,辦事處幫忙收集求助者資料,逐一整理及轉介迫切個案予英國領事館,獲得英國相關部門正視和加快審批。 審批中心改回馬尼拉 雖然最終所有受影響的學生都獲發簽證,前往英國開學,但大批學生與家長在此期間已飽受折騰,英國駐港領事館也為事件公開道歉。 其後,筆者亦一直跟進事件發展及向英國官員反映意見,期望延誤不再發生。英國簽證與移民署(UKVI)代表於今年3月7日與筆者會面,承諾一些改善建議;該署駐北京的亞太區總監賀梅瑞女士(Dominique Hardy)及駐馬尼拉的區域營運經理Mr. Daniel Hill於上周二(24日)主動約見本人,交代今年簽證批核的最新情況。 他們道明來意,希望可以藉改善簽證安排,挽回港人的信心。筆者對兩位官員的友善回應和積極協調表示高度讚賞。 一般而言,每年6至9月,即新學年開始前為辦理英國簽證的高峰期。按兩位英國官員的說法,今年6月處理簽證批核高峰期至今,簽證申請運作順利。英國當局今年採取的新措施,均是針對去年的混亂情況,以免同樣的問題再次發生。 回顧去年的延誤事件,根據英國簽證與移民署事後的解釋,是因簽證申請增加、招生延遲及簽證中心掃描系統相關技術問題而導致延誤。 在今次會面上,官員透露去年的香港學生簽證主要由英國雪菲爾(Sheffield)審批,今年已改為全由菲律賓馬尼拉的中心審批,理順流程,並已安排足夠人手處理申請。 除理順流程,英國當局更檢討簽證申請的透明度。英國處理留學簽證的申請,一般需要15個工作天,特快簽證則為5個工作天。去年大量學生和家長因超過上述期限後仍未收到簽證,造成焦慮,透過英國當局提供的電話和電郵直接查詢;可是對方收取高昂服務費後,卻未能提供實際的回覆,亦有家長批評於等候期間缺乏資訊。 雙管齊下解決問題 當局今年雙管齊下,首先是申請者在簽證中心提交申請後,會獲悉得到批核結果的最後日期,其次是若申請有任何延誤或資料不齊全,當局會主動聯絡申請者。 兩位英國官員在會上稱,今年6月的簽證高峰期,特快簽證普遍如期在承諾的5個工作天處理完成,一般簽證則最遲在接到申請後第12個工作天完成,快於承諾的15個工作天。這與去年部分學生和家長遲遲未收到一般簽證後,轉而申請特快簽證卻又因申請者太多而造成更進一步延誤的混亂情況大大不同。 此外,以往特區護照持有人須在香港的簽證中心提出申請,方可享有特區護照持有人的待遇,例如免卻提交部分文件。當局今年實施新措施:凡持有特區護照但不在香港的申請者,可選擇在其他地區申請簽證,不一定要回港辦理亦可享有在香港憑特區護照辦理簽證的待遇,此安排顧及在外地的香港學生,免卻他們往返多地之苦。 英國當局稱明年起會增加更多自助服務,申請者可自行上載文件,並研究採用電子簽證,免卻簽證申請過程中的文件往還。 英國方面的處理措施使筆者充分感到他們對留學簽證批核過程的關注,他們本着解決問題的善意,承諾會繼續與本人密切溝通,筆者對此表示感謝,亦將繼續留意今年學生申請簽證的情況,期望去年的簽證延誤情況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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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田家炳與朱柏廬

前不久在田家炳先生的追思會上,多次聽到大會介紹田老先生受《朱子治家格言》影響甚深。他的人格,包括個人的勤與儉,對別人的關愛與付出,莫不與其訓誨有關。這篇古文很短,只有幾百字,文字也淺顯易懂,讀起來琅琅上口,網上很容易找到,值得向家長們推薦。 這「朱子」並非南宋的朱熹,而是明末的朱柏廬(朱熹另有家訓,故容易混淆,上網查《朱柏廬治家格言》較穩當)。朱柏廬是有出色的學者,重視名節,入清之後,堅拒不肯出仕。著作不少,但影響力最大的要算這篇只有506字的治家格言。 所謂「治家格言」,對象是子孫,內容是品格修養和生活方式。格言開始便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不僅僅寫出要勤要儉,而且把勤儉的精神和方法都形象地寫了出來。 今日不少家庭聘了外傭,一切灑掃工作,一家老少均毋須分擔,朱柏廬所謂「要親自檢點」,恐怕亦不容易。至於珍惜一粥一飯,窮人自然就會,但中產以上有選擇的條件,要能做到儉而不奢,也是難事。不過,難並非不可能,以田家炳老先生的家財,他完全可以名車代步,但他喜歡坐地鐵和步行。影響所及,我也曾多次在地鐵裡遇過他的兒子。可見事在人為而已。 不過,富貴而選擇節儉,有時只因「孤寒」,旨在為自己累積更多財富,對別人刻薄,恃富生驕。這絕非朱柏廬追求的處世方式,他在格言裡寫:「見富貴而生讒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又寫:「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簡單說,待人要好。 整篇格言追求的,固然並非大富大貴,甚至也不是豐功偉業。終其五百字,只是踏踏實實,做個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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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由陳嘉庚到田家炳

多年以前,我為某日報撰寫一個以教育家為題材的系列專欄,杜威、蒙台梭利、蔡元培、陶行知等等,逐個寫去,都沒有問題。唯獨是寫到陳嘉庚,編輯打電話來大興問罪之師:陳嘉庚在廈門捐資興學,貢獻不小,但他沒有發明甚麼教育理論,能夠稱為「教育家」嗎? 這位編輯非常負責任,她的質疑也不無道理,不過她大概不知道寫陳嘉庚的這幾篇小文章引起了另一位人士的注意。田家炳老先生的一位助手打電話給我,問我要齊這幾篇小文章。他的助手還不忘問我:你也認同陳嘉庚的貢獻嗎? 那時候,我並不認識田老先生,只知道他是知名的教育慈善家。他捐資的範圍愈來愈大,香港以外,大江南北的中小學和師範大學,都經常找到他的踪跡。過了若干年,田家炳基金會聯絡我,希望我幫忙辦一個德育研討會,對象是他曾捐資或興辦的學校,原因是辦學只是興學工作的第一步,學校辦起來後還要協助它們發展,把學校辦好,才算功德圓滿。我從沒有聽說有教育慈善家的工作做到這麼深入的地步,便欣然參加了。 當時參與籌備工作的主要是田老先生的幾位兒子,再加上基金會的一些義工,然則田老先生的幾位兒子就是大義工了。他們一面要忙公司的事,另一面又要忙基金會和研討會的事,後者的重要性好像比生意更高一點,真的超乎我的想像之外。 我一直沒有甚麼機會親自接觸田家炳老先生,只曾在一些公開場合見過面,但他把辦學興教視為最重要的事業,則是誰都知道的。為了辦學,他把家住的大屋賣掉了,把名下的幾座大樓捐給基金會。他自奉甚廉,事必躬親,以朱柏盧的治家格言為自律和教育子弟的圭臬。他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你說田家炳先生算不算教育家呢?他當然沒有發明過甚麼教育理論,但教育這回事,實踐很重要——田老先生有信念,有承擔,有實踐,你說他不能算是教育家嗎?其實,這也是虛名而已,田老先生一生的踐行與貢獻,根本無須被一兩個名詞框住。我可以肯定地說,田老先生不是一般的教育慈善家,他一生無悔,我們將會記住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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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新吸煙產品在校園響起警號

政府計劃透過規管形式,讓電子煙和加熱煙等新煙草產品在符合指定售賣條件下,可合法地進入香港市場,令人擔心新吸煙產品的大門一開,將引發青少年吸煙人口上升的後遺症。 反吸煙教育難度增加 吸煙已經證實是引致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元兇,並同時會產生「二手」及「三手」的煙害。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與衞生署進行的追蹤研究顯示,每兩名65歲以上的長者,至少有一人因吸煙死亡;研究並推算若由青少年階段開始吸煙,死於吸煙引發疾病的風險更高達一半以上。 世界衞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1歲以前若沒有開始吸煙,很可能永遠不會染上煙癮。因此,守護兒童健康成長,教育他們拒絕吸食第一口煙至為重要。 經多年努力推動控煙和戒煙工作,本港的吸煙人口由1982年的23.3%下降至2017年的10.0%,同期的青少年(15-19歲)吸煙人口,亦由4.2%下降至1%之際,設計時尚、味道豐富的新吸煙產品已攻入青少年組群。 調查顯示,2016/17學年,分別有1.4%和8.7%受訪高小及中學生曾吸食電子煙,另有0.1%中一至中五學生曾吸食加熱煙。吸煙人口止跌回升的隱憂,青少年對新吸煙產品禍害的「改觀」,已經在校園響起警號。 「吸煙危害健康」這句忠告或許大家均耳熟能詳,而吸煙影響儀容、發出口臭、引致陽痿,更是新世代與傳統煙劃清界線的原因。 然而,在煙商的美化和宣傳下,青少年誤以為電子煙不含尼古丁便不是煙,也錯誤地理解加熱煙釋出的有害物質不及傳統煙嚴重;加上電子煙價廉且容易取得,從不少訓育及輔導老師的反映所知,以往學生不敢公開吸煙,但現在小學生在社交媒體「放閃」,公然吸食電子煙已不是秘密。老師也曾經發現有學生在轉堂時吸食電子煙,甚至有父母購買當作玩具獎勵子女,反映社會對新吸煙產品的戒心不高,也大大提高學校反吸煙教育的難度。 根據政府從市面抽取的樣本化驗顯示,電子煙即使不含尼古丁,也確定含有甲醛等致癌物,而所有加熱煙樣本皆含有可致上癮的尼古丁和可致癌的焦油,含量與市面大部分的傳統煙相若。 與疾病防控背道而馳 食物及衞生局2015年5月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交代的規管措施是這樣的:「基於吸食電子煙對健康所造成顯著的影響及損害,對學生與青少年所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以及世衞的建議」,建議禁制電子煙的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 對於政府近日改變初衷,讓新吸煙產品在符合規管條件下正式入口和合法出售,教育界和醫學界怎能不站出來,向新吸煙產品說「不」? 香港人一直注重健康,但凡不適合食用的食品、可被濫用的精神科藥物,向來絕不妥協。以曾廣泛應作防火、隔熱的石棉為例,經確認可引致石棉沉着病、肺癌和間皮瘤後,政府自2014年起,「全面禁止進口、轉運、供應及使用」。反觀已證實可引致肺癌等多種嚴重疾病的煙草產品,政府何以格外包容? 為減少非傳染病及其所造成的社會負擔,政府正推行《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並訂下9項目標,包括把15歲或以上的吸煙人口比率相對減少30%。政府若以「貿易責任」掛帥,容讓輸入新吸煙產品,豈不是與防控工作背道而馳? 為守護孩子健康成長,香港教協專業人員協會已成立專責小組,密切監察有關的立法進度,並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毋忘2015年的立法初衷,全面「禁制電子煙的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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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音樂跑進天水圍

立法會「收爐」之際舉辦午間音樂會,今次前來演出的是「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的近百位青少年,創辦人兼指揮是蕭炯柱先生(通常被介紹為「前高官」)。我們幾位立法會議員也「落水」參與演唱和伴奏《萬水千山縱橫》一曲,我和陳沛然議員幫忙打鼓,陳淑莊、盧偉國、范國威三位議員加上秘書長陳維安則在台前高歌。雖然我們只是玩票性質,唱奏都出現「入錯位」的「瘀事」,但百人齊奏,氣勢磅礴,聲震立法會大堂,足以掩蓋我們的瑕疵,成就一次令人回味的演出。 為了準備這次演出,我們幾位議員倒是下過苦功的,並且在兩個星期前的一個週末,跑到老遠的天水圍,在一間小學的禮堂與團員一起綵排。 為甚麼是天水圍呢? 原來天水圍就是「香港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的基地。基金的英文全名是Music for Our Young Foundation (MOY),中文名為「音樂訓練」,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洋名裏的「為了青年」(for our young)。據蕭炯柱介紹,當年他因為天水圍某校裏有學生吸毒,應邀前去辦樂團。後來他發現當地不少孩子非常羞怯,連市區地沒去過,於是他改了宗旨。演出後他接受我的訪問說:「我的目的不是培養音樂人才,因此我不挑選參加者,想參加就進來。我只是想他們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出來,可以和音樂做朋友。」 (大意) 蕭炯柱的想法,令我想起我中學母校一位已退任的神父校監。這位神父校監平素也喜歡音樂夾band,有一年學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津貼辦了一個西樂團,大家興致勃勃地辦了一年。可是那個優質基金的資助一年就結束了,沒有後續,沒錢更換樂器更沒錢聘教練指揮。當時的校長在會議上聳聳肩說,政策如此,沒辦法,樂團要停辦了。此時神父校監突然嚴肅起來, 向校長說:「我們這個地區都是基層老百姓,學校不給他們機會學音樂, 他們便沒有機會了!」我打從心裏敬佩這位神父, 這就是管理學上講的mission 使命。而蕭炯柱當天也說了同一句話:給他們一個機會。 音樂是跨越種族的語言,但學習這種「語言」需要金錢,基層往往難以應付。有些學校以「一生一樂器」作為甄選學生的硬指標之一,可能不知不覺就把許多基層學生拒諸門外。 音樂既可拒絕基層也可為基層帶來機會。蕭炯柱讓音樂跑進天水圍,也讓天水圍的孩子跑出來—— 因着音樂,他們的世界給打開了,變得廣闊。而他們也不一定要成為音樂家,像蕭炯柱所說,結識了音樂這位好朋友,一生為伴,不是也很好嗎? 【後記】與蕭炯柱的訪談及音樂會的花絮已剪輯成短片,歡迎到我的官方臉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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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莫為急切過法案 犧牲議員發言權

立法會昨天對梁君彥議員身為立法會主席進行不信任議案辯論,議案由李國麟議員提出,措詞就是「本會不信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辯論是議員權力 這次的不信任議案,主要是由於梁君彥今年6月主持「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審議時,手法極為荒謬,為了迎合政府要求,不惜壓縮、剝奪議員的發言機會,變相自廢立法會武功,侮辱議會尊嚴。 自回歸後,因着《基本法》規定,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以私人草案的形式制訂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只能被動地審議由政府提出的法案和財政建議。在這個過程中,「辯論」成為議員在議會上比較有力的權力。《基本法》第73條訂明議員的職責包括「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議事規則》亦有一個部分解釋議會的發言規則。因此,當梁君彥在「一地兩檢」的審議上,濫用權力剝奪議員的發言權時,我和其他民主派議員感到十分憤怒。 建制派議員曾在6月22日的內務委員會上為梁君彥辯護,指「以往多次有議員以 『拉布』手法阻撓法案和財務建議獲得通過」,因此在「一地兩檢」裏限時辯論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讀者或會知道,具爭議的法案如要立法會通過,必須經過二讀和三讀辯論和修訂程序,過去不少法案通過需時。「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於2018年6月第一次在大會恢復二讀,經主席批准只有24條修正案,究竟他有何理據預先為三讀每個環節設下辯論時限?此外,梁君彥為整個「一個兩檢」定下合共36小時辯論的限制,已經超越針對拉布的做法,更是剝奪10多名議員的發言權。 「一地兩檢」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議題,這一點梁君彥也是知道的。立法會過去也不是第一次處理爭議法案,過去的主席都是讓正反雙方議員在議事廳裏辯個明白,若議題是急切的,那便加開會議、延長會議結束時間;若有人發言重複、離題便會按照《議事規則》提醒,甚或命令該議員停止發言。 可是梁君彥變本加厲,在《議事規則》上自行「僭建」發言時限,務求要在兩周內通過「一地兩檢」,粗暴地限制議員的辯論時間。 限時辯論是「僭建」 《議事規則》本身已經有就二讀和議員發言時間設定限制,根據第36(5)條,議員「發言不得超過15分鐘」;第38條,「議員就每項議題發言不得多於一次」。梁君彥在這些規則上僭建「8小時的二讀辯論時限」。很不幸,在他的限制下,只足夠32位議員發言,餘下還有11位議員正在輪候發言,均被他的限時而被剝奪發言機會。那11名議員連第一次發言機會都沒有,又何來拉布?不單如此,在梁君彥原本還把全委會審議限於22小時內完成。但是為了他自行設立的兩周死線,全委會最終只進行約8個半小時多點便粗暴地遭他「腰斬」,當時還有16名輪候第一次發言。 本地立法機關174年來一直奉行兩大議會精神:以緩和、理性的氣氛辯論;以公平的精神,讓每個「議員享有平等機會提出議案、修正議案、就議案發言及就議案表決」。這兩大精神的目的都是為了讓立法機關在制訂法律的同時,亦讓民選代議士有空間和時間利用「辯論」監察政府、反映民意。法案的迫切性絕對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來禁止議員發言,阻礙議員履行憲法賦予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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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監獄詩人戴望舒

在「大館」一個小小的囚室裏,找到久違的詩人戴望舒的足跡。 戴望舒是杭州人,成名於三十年代,因《雨巷》一詩膾炙人口,被稱為「雨巷詩人」。1938年,他從上海南下香港,主編《星島日報》副刊。 我在四十年前通過台灣詩人瘂弦編的《戴望舒卷》認識戴望舒。瘂弦在導言這樣寫:「在香港,他主編星島日報的副刊,他除了翻譯《西班牙抗戰謠曲》之外,還邀了不少大後方的詩人撰寫歌頌抗戰的詩在副刊上發表,使這家報紙成為東南陷區振奮人心的力量。……造成他詩風轉變的因素,最重要的動力是抗戰的激發。1941年,日寇佔領香港,他在異族的鐵蹄下過着災難的歲月。他被日軍逮捕入獄,雖受盡了痛苦和折磨,卻不為武力所屈服,甚至題詩獄中,以宣洩滿腔孤憤,更道出他身在煉獄,心懷祖國的心聲。……」 他被關進的是域多利監獄(Victoria Prison),前稱中央監獄,是香港第一所監獄,現與毗鄰的中區警署一起復修,成為法定古蹟「大館」一部分。 1942年4月和7月,他在獄中寫過兩首名作。第一首是《獄中題壁》,全首四節,現在小囚室裏用投影打在牆上的,是最平淡的第一節。不過投影不但沒有省略號,更在其後直接標出寫作日期,參觀者就會誤會這四行就是全詩,不會懂得它好在哪裏。 年輕的我更喜歡他三個月後寫成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詩人在獄中遭到毒打,用受傷的手掌,深情地撫摩中國的地圖(我常懷疑日本人掌管的域多利監獄囚室裏怎可能有中國地圖?他的地圖應該是畫在心裏、夢裏),寫成了這首初則抒情、後來直白得如同口號的抗戰詩。 瘂弦認為,「戴望舒一生中最成熟最有價值的作品」,就是在香港這幾年寫成的。抗戰結束後他回到上海,1950年在北京病逝。 日間,我參觀「大館」,在小小的囚室裏想像七十多年前戴望舒在此間的遭遇。夜裏,我在燈下把殘舊的詩集翻出來,重溫四十年前讀過的他的詩,他的雨巷,他的殘損的手掌,他的記憶……不覺時光飛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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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兒童應有「留白」的權利

立法會今個星期有議程辯論由張超雄議員以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報告。保護兒童或者兒童權利,大家都經常聽到,但當中涉及的政策範疇和措施是什麼?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如何?最重要的是,有什麼可改善方案,以能更保障香港兒童的權利和福祉?不從「生活」入手是虛話我們經常說:「兒童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三歲定八十」。這些說話背後的意義,說明我們今日如何對待兒童,就會直接影響他們的人生和社會的將來。簡單來說,今日的兒童如何,未來的社會也將如何。要全盤審視兒童權利,我們要回顧香港在執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方面是否做到《公約》列明的兒童權利,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公約》中有不少條文涉及兒童的學習和精神壓力,例如第27.1條: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以及第31.1條: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從事與兒童年齡相宜的遊戲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和藝術活動。我們當會認為香港兒童享有生存權和受保護權。沒錯的,與一些貧困和戰亂地區比較,香港兒童的這些權利是受到保護的。不過,大家應該還記得最近發生的涉嫌虐兒個案,導致一名年幼女童死亡,另一名年幼女童成了植物人。於是說要保障兒童的權利而不從「生活」入手,不從完善家庭友善政策入手,說的也只會成為虛話!政策要合市民需要議員在委員會的公聽會上,聽到甚多的是,不斷有家長批評當局的幼兒託管和照顧服務嚴重不足,令他們要在照顧子女和工作之間作出選擇,因而在生活上產生不少矛盾。如果政府在政策的倡議、願景、決策和執行過程中,充分考慮對兒童的影響和全盤顧及家庭的需要,政策便會更加符合市民需要。至於兒童的發展權,主要視乎我們的教育制度。記得在去年一個會議上,一名小二女生說她再前一年小一時已來過立法會,訴說「讀書很忙、很辛苦、很多功課」,一年後仍然是「功課太多做不完,做完功課已經無時間玩」。近年也接連出現學生輕生的個案,身為教育界的代表,我是非常痛心的,也非常關注學校教育對兒童權利的影響,而保障這方面的權利,應由源頭着手,即由教育制度為學童減壓,因為「享受閒暇」是兒童「發展權」的重要體現。很可惜,政府決定復考小三TSA。這支扭曲教學的「指揮棒」在所謂「優化」之後,留下「全級考」的大尾巴,並沒有改變為師生帶來壓力的本質。功課壓力沒減少無論是教協的教師調查,以及家長組織的家長調查,均顯示今年小三TSA為師生和家長帶來不少壓力,連低幼的學生也要忙於功課、補習和應試,連「留白」和「發呆」的空間和機會也沒有,還談什麼「享受閒暇」?此外,全日制學校在時間編配上變質,增加了學童的上課時間,這是我們如何改善硬件、如何興建更多兒童康樂設施都不能解決兒童「無時間玩」的問題。遊戲包括體能活動,根據中大去年一項調查,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在「整體體能活動」表現差劣,即少於半數兒童及青少年達到每日進行一小時中度至劇烈體能活動的國際標準,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社會未來主人翁的健康從何談起?在兒童的參與權方面,香港也是很不足的,篇幅所限,未能詳談。但總的來說,政府實有責任履行公約中的條文,在促進兒童參與及發聲、確保兒童在身心健康、免受過度壓力、紓緩貧窮和病患等各方面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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