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全球停課

2020年,是世界教育史上最特別的一年,由於一種看不見的病毒,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實施停課,這在非戰爭時期是不可思議的。例外並非沒有,例如瑞典,整個國家在疫情中如常生活,沒有停工,也沒有停課,但這真是絕少的例外。而停課最長的地區,應該是香港了,一月底宣佈停課,到現在仍未完全復課,一百萬學生渡過了一個漫長的「停課不停學」的悠長「假期」。若干年後,這將會成為全世界的集體回憶——那一年,人們活在恐懼之中,口罩、救護衣、用電腦遙距上課……停擺的不僅是學校,還有國際會議。今年的「國際教師專業高峰會議」(ISTP 2020)本來三月在西班牙召開,因疫情推遲至六月,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推遲到明年再召開,變相停了一年。但主辦當局並沒有放棄,在6月2日改為用視像會議,實行「停會不停議」,幾十個發達國家的教育部長和教師工會領袖在虛擬空間中碰頭,交流這歷史性的全球停課事件中的各地經驗。會議本身也很特別的經驗,主辦當局身處布魯塞爾,是歐洲中部時間,會議在當地時間正午12:00開始,香港已是傍晚的六點,而北美洲還是清晨。望著窗外的夜色,每當有參加者說Good morning的時候,都感到一種奇特的時空錯亂。各國代表發言,幾乎都離不開幾個共同的重點。學校暫時關閉,更突顯出學校的無可替代。雖然廿一世紀的科技發達,令大面積的遙距教育變成可能(不過如果有窮國參加這個會議,這個說法便需要改寫),足不出戶,老師仍可教,學生仍可學——然而,雖然相見,實則天各一方,電子屏幕的形象根本無法取代有血有肉的真身。無論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雖說「停課不停學」,但卻難以做到觸及靈魂的社交學習。各國教育部長都表示對老師的感謝。全面的遙距教育史無前例,而且猝然而至,各國政府都措手不及,無法中央統籌,只能依賴學校和老師發揮各自的在地的智慧,解決在地的難題。面對災難的時候,人人都想起幾個關鍵詞:團結、合作、伙伴,政府和學校、老師同心同德,才有可能戰勝這歷史性的難題。遙距教學取代不了學校,視像會議也取代不了真正的碰頭。三個小時的會議,只容得下每人三分鐘的發言,「到喉唔到肺」,而且缺乏正式會議之間的非正式交流。不過,這短短的三個小時交流仍是有益的,至少大家都知道,在面對這歷史性難題的時候,各地都不斷努力,我們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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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守護六四燭光 堅持民主自由

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表示:「只要日曆上還有6月4日這個日子,支聯會紀念六四的活動就會繼續舉行。」六四事件快將31周年,執筆之時,警察雖向維園六四晚會發出反對通知書,不批准支聯會舉辦這場全球華人最大型悼念六四、每年風雨不改的燭光集會。可是,我深信禁令是阻不了我們渴望民主、自由的心,亦遮蔽不住我們的良知。就算集會被禁止,我們仍會以各種方式悼念六四。一日良知仍在,一日燭光不滅。回想31年前的「八九六四」,內地專制政權以武力鎮壓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與市民,死傷枕藉。事件震驚全球,香港人心沸騰,出現多場遊行、集會、聲援學生的民主運動,時至今日,仍是不少人難以忘懷的傷痛。縱使政府及警隊今年以疫情為由,限制人群聚集,拒絕維園燭光,我深信,尚未遺忘歷史的人們、繼往開來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仍然會以各自的方法悼念六四事件。無論是支聯會直接前往維園燃點燭光悼念,或是響應該會呼籲的「遍地燭光悼六四」活動(在「六四」當晚8時持燭光參與網上集會及8時09分默哀一分鐘),或是其他的各種方式。我深信,只要我們悼念六四事件的心不息,我們心中的燭光亦不滅。就算是面對真相,當權者以謊言覆蓋事實,用巧語粉飾假象,意圖把真相藏在遺忘之中。我深信,只要我們拒絕遺忘,鏡面就能反照史實,還歷史真相、還當年示威者與犧牲者一個公道。回想1990年,即是發生六四事件的第二年,我回到學校教書。由於那是一所新學校,所以當時只有中一和中二兩級。當時我們一批教師決定以六四事件為題,舉辦作文比賽,縱使當時學生只是幼嫩的中一、中二學生,他們的反應仍是非常強烈。我至今難忘的是,在當時集結作文比賽作品的文集之中,最常看見的主題,正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八字。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我難以想像的是,為何只是中一、中二的學生們,他們的經歷會如此滄桑?我又憶起,提到六四事件,當年我們的小學教師、中學教師是如何激憤,相信也會有不少學生想起自己的老師如何流着淚說着六四事件的一幕。在當年的5月,我們連繫了遙遠的北京,更對中國產生出深刻、強烈的愛,可是,後來獨裁政府的暴力鎮壓卻令我們衍生出同樣深刻、強烈的恨。這些情感都是不容置疑,真實存在的。每年一到5月、6月,熟悉的溫度與氣味又再提醒起我們六四事件。至今,它仍是令大家感受至深的集體回憶。這份強烈的回憶驅使我們連續30年仍堅持這個傳統,這當然是個悲傷的傳統,卻又是我們對抗強權、不願背棄歷史的強度有多大的證明。更重要的是,面對歷史,究竟我們要採取「不想回憶,未敢忘記」還是什麼態度?我們要反思為何六四事件的悲劇會發生?為何我們追求民主、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會由理想變成創傷?又為何民主社會這個理想至今仍然離我們很遠?這將影響整個民族的命運。同樣的問題,亦適合此時此刻的香港。明天,讓我們用我們的方法悼念「六四」。我仍然深信港人會繼續堅定地捍衞歷史與真相,守護六四燭光,守護我們的未來,堅持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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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借鏡芬蘭教育

不知不覺,關於芬蘭教育考察,一連寫了六篇。連同去年寫的四篇,一共十篇。雖然不是十全十美,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還沒寫下來,諸如當地的特殊教育、幼兒教育、職業教育,都有不少可記之處,但兩三次的考察充其量只是浮光掠影,因此決定暫時擱下,先把這十篇編成一小冊,算是告一段落。期望日後可以再續前緣。我為此小冊子寫了一篇短小的序言,摘錄部分如下:『一個地方的教育形態,與當地的文化、經濟、社會形態適適相關,因此我們不可能把一個地方的教育制度完全複製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多年前到瑞士開會,當地的學者開玩笑說最怕教育部長外訪,把一大堆外國教育的好東西帶回來,猶如日本的櫻桃小嘴、印度的明亮眼睛、法國的筆直鼻樑,分開來都極好看,湊合起來卻是水土不服,一塌糊塗!『雖然不能照抄,但考察別處的教育,卻又往往會帶來啟發。早期的比較教育學者說過,醫學可以拿老鼠做實驗,教育卻不能拿人做實驗,但各地的教育制度正好就是真實的實驗,免費讓旁人看到它們的做法,以及最終的得失成敗。『芬蘭無疑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實驗」。芬蘭和香港兩地,對比強烈,但也有不少相似之處。說到教育,兩地學生成績「叮噹馬頭」,但教學風格和信念相距甚遠,可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本文集裡的十篇小文章,記錄了我在2019年兩次前往芬蘭考察的一些觀察和思考,發表在我在《成報》逢周一見報的「終身教樂」專欄,時間橫跨兩年。這些官式的考察限制不小,觀察難以深入;但官式考察也有好處,能夠接觸和看到一般教育交流看不到的東西。匯成一冊,雖值時局動蕩,仍希望這些點點滴滴的紀錄,對我們謀求改善香港教育之道有或多或少的參考價值,畢竟教育是長遠的事。』然而,正因為教育是太長遠的事,時局動蕩的今日,大家的焦點都已不在如何把教育做得更好,而在於整個社會的命運。即使關注教育,關切點也不能不放在逼在眉睫的政治打壓問題,還有誰有心情,仔細啄磨上課時間表的編排、如何尊重教師的自主空間這等迂闊的事情呢?在這風高浪急的日子,我只能阿Q地盼望,或許有一天,風平下來,浪靜下來,我們終於可以重拾心情,就像芬蘭人一樣細意經營教育,不為別的原因,只是為了下一代,為了長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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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取消試題破壞考評制度

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惹爭議,教育局破天荒譴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並直接要求考評局取消試題。局方指試題傷害國民的感情和尊嚴,又指試題誤導學生、程度太深,屬「專業失當」。可是,據教協早前進行的調查,96%的歷史科教師認為相關試題符合課程宗旨,97%反對廢除該試題,意見極為清晰。現時教育局的做法可說是完全無視教育專業,除對考生不公,更會衝擊整個考評制度。面對歷史科試題引起的爭議,我必須表明,我們對日本侵華歷史是深痛惡絕,如果相關試題真的是淡化日本侵華罪行,我們必定強烈反對。可是,現時教育局卻是在未有充分聆聽專業意見前宣判考題「傷害民族感情」,屬「專業失當」。為反映前線專業聲音,教協向會員發出電郵問卷,邀請中學歷史科教師表達對試題的意見。調查僅進行了15小時,已獲268位歷史科教師以實名填答問卷,佔全港歷史科教師26.8%,即超過四分之一的現任中學歷史科教師回覆,顯示調查極具參考價值。教育界意見強烈反對調查結果亦非常清晰,97%受訪歷史科教師反對取消試題。其中絕大部分,超過九成教師認為題目符合歷史科「資料題」基本設題原則,包括認為資料選材、「是否同意利多於弊」提問用語、作答範圍均合適,亦認同學生具備作答題目所需的歷史知識,認為題目並無引導考生要以指定立場作答。同時,超過九成半受訪教師認為題目符合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內的課程宗旨和原則,亦符合考評局歷史科評核大綱的評核目標。在過往教協同類型問卷調查當中,業界有如此意向明確的結果,實屬罕見。加上,過半老師更輔以文字回覆,不少洋洋灑灑寫了數百字,指出教師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日本侵華的罪行,也會與學生到南京看大屠殺的現場遺址,試題絕對沒有「傷害民族感情」。綜合教協的調查結果及多位歷史教育專家、考評局前官員、歷史科教師及歷史科考生的分析及意見,各持份者的意見其實非常清晰──教育局「取消試題」的做法犯了多項錯誤。例如,教育局把一條正常題目形容為有「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把這些不存在的罪名加諸出卷人身上,是侮辱了教育專業。又如教育局在文憑試未完成前就公開譴責考評局,要求考評局取消試題,也是漠視了考評局行之有效的試題檢討機制。政府在處理爭議時,又以特首在法例賦予的權力,以強權姿態造成行政/政治凌駕專業情況,完完全全是打壓教育專業。應設委員會檢討事件同一時間,局方取消試題亦會對本屆考生造成不公,也會對經營多年的考評制度造成重大衝擊,令公眾和國際對考評局失去信心,打擊文憑試認受性,打擊考評局人員士氣。不難想像,往後考評局邀請專家、學者、資深校長教師擔任擬題、審題及其他工作將難上加難。取消試題給人漠視教育專業的想法,也讓教育界擔心無論在課程以至評核都有不同的禁區與紅線,扼殺香港既有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教育模式。我強烈反對取消該試題,考評局應在無壓力下繼續為該試題評卷,教育局更不應粗暴干預考評局的專業運作,及在未來諮詢及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另外,此事牽連甚廣,亦影響考生權益和考評制度,我認為政府應成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由學者、校長、歷史科教師擔任成員,檢討事件,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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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的老師是怎樣鍊成的?

去年兩次到芬蘭考察,收獲雖然豐富,但都偏重在制度上,對課室內的教育過程了解其實十分有限。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一個地方的老師的教學方法,最好莫如「蹲點」,即駐在某一間學校,長時間全方位進入課室聽課,與師生交談,這遠遠不是一兩次短期考察所能做到的。在有限的了解之中,我感到芬蘭的老師似乎不太多依賴高科技。他們在小班的環境之中,更著重師生之間的直接溝通。特別是小學,由於採用「包班制」,由一位老師負責教一個班級的幾乎所有科目(個別專科如藝術或會安排專科老師),從早到晚,從一年級開始連續幾年,都是「從一而終」。因此當我們問到芬蘭有沒有像「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這種評估制度時,老師回答說:「我們不需要這些制度。我們每天都在評估學生,我們了解孩子,他們的強項和弱項,為何笑?為何哭?看到他們今天的舉動,我們可以猜到昨晚他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這種大型評估沒什麼用!」芬蘭重視的是整全的全人教育;相對而言,香港小學實踐的則是一種分割式的專科教學,一位老師往往集中教一兩個科目,同時要兼顧很多個班,強於傳授學科知識而對學生本人的認識較淺。這裡無意比較孰優孰劣,事實上,兩地的教育條件和文化並不相同,難以直接比較;不過,察覺到這當中的重要差別,對於我們尋求改進方案會有很大幫助。芬蘭的「包班制」相當成功,但「包班制」本身並不一定成功,西方不少國家都實施「包班制」(如美國),效果十分參差。事實上,「包班制」對老師的要求很高,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通識」,有全面而紥實的學科知識基礎(失敗的包班制往往敗在老師無法勝任同時教授多個學科);他們也必須通曉課程設計和學生心理生理發展,這樣才能發揮「包班制」全人教育的優勢(失敗的包班制往往因為老師對學生的身心發展缺乏深度的了解,長時間相處反而感到麻木沮喪)。而芬蘭的師資培訓制度,正好與「包班制」的特色相配合。首先,他們的高中教育課程是真正的廣闊,我們參觀過一間高中,他們要涉足近二十門學科,文理兼備,與英式高中(包括香港)的科目少而精大異其趣,因此他們可以縱橫小學多個學科而無所窒礙。其次,小學和初中老師必須具備教育碩士(高中則是任教專科碩士;而幼稚園則是教育學士),這並非純粹追求高學歷,而是要求老師對教育學有深入的了解。小學和初中老師還需要通過嚴格的教學實踐訓練。在芬蘭中部的奧盧市,我們還參觀了一間師資培訓學校。這所設於奧盧大學旁邊的師資培訓學校,有千多名中小學生,背靠大學教育學院的知識和理論,但焦點則完全落在教學實踐之上,猶如大學醫學院的附屬教學醫院一樣。這是香港師訓制度中完全沒有的一種制度設置(教大雖有附屬小學,但功能並不相同),芬蘭教育成功的秘密,這種培訓模式會不會是謎底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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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真正的曼德拉教育精神

特首林鄭月娥在5月19日見記者時,引述聲稱來自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說話:「教育的崩潰足以摧毀一個國家。」然而,這些說話很快便被引證不是來自曼德拉的。真實的曼德拉的確重視教育。他生於一個種族不平等的國度,黑人無法得到良好教育,他們世世代代因而處於不利的社會位置。曼德拉一生爭取平等政治和公民權利、打破種族隔離,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2014年,我到訪位於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中心,看到曼德拉的大型照片,相片上所引用的警句正是:「教育,是你改變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曼德拉的自傳中,他更形容教育是提升個人能力、推動社會進步的引擎。林鄭欲將箝制教育合理化回顧香港的教育制度經歷百年演變,儘管仍有不少進步空間,但有很好的師資、充實而多角度的課程內容、嚴謹的考試制度,更重要的是香港教育擁有思想和表達自由的空間。林鄭月娥沒有引用曼德拉真正的名言,反而透過引用假金句來繼續發揮她在5月11日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中的看法和觀點,無非是要把香港教育描述成處處崩壞,合理化教育局為教育「把關」的說法,亦即是要鎖上「無掩雞籠」的「門」。說到今次中學文憑試歷史卷所引發的爭議,我十分明白有市民覺得試題的某些字眼,尤其是「利多於弊」這個詞語,驟眼一看並不容易接受,看似是在淡化日本侵華的罪行。但我必須在此強調:我對日本侵華深痛惡絕,對侵華的種種罪行,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更是深感悲憤。如果這條試題真的是引導學生美化侵華罪行,我必會全力反對。然而,如果熟悉歷史科課程和試卷的考核模式,都會知道這是考評局一貫以來的出題方式,這條試題的目的不是要考生順着答「利多於弊」,反而是要考生就其所學習得來的學科知識,將1900-1945年日本對中國種種關係的利弊呈現出來,由此可見,答卷絕不能不包括侵華罪行,例如二十一條、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南京大屠殺等這些史實寫出來,也絕不能說這些史實對中國有利,可見試題沒有淡化日本侵華罪行的意思。事實上,擬題的並非只有一人,參與擬題工作的有一組專家,包括資深教授、校長和教師,他們是沒可能集體刻意美化日本侵華歷史的。儘管有些字眼或許讓人在觀感上不舒服,但題目的評核功能並無不妥。我絕對不同意取消這一道題目,影響考生,教育局作為負責課程的部門應對考評設計非常了解,惟他們卻選擇在考試後立即公開否定試題設計,高聲譴責,與考評局割席,甚至要求取消題目,置廣大考生利益於不顧,令我們感到十分詫異和震驚。特別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這條題目「不容討論」,為教育設置禁區,這最令教育界擔心。在教育層面上,即使無可懷疑的真理仍然可以討論,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地球是圓的,全部都可以透過討論來深化學習,政府絕對不應為教育設置禁區。林鄭所引用的警句雖非來自曼德拉,但毫無疑問這些說話仍然有其道理,教育的崩潰足以摧毀一個國家。如果政府在沒有充份理由的情況下取消公開考試的試題,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上設置禁區和紅線,正正是「破壞、弱化」教育制度,導致「教育的崩潰」。如果林鄭月娥真的想效法曼德拉重視教育,便必須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讓老師和學生有發揮潛能的空間,讓他們看見未來的無限可能性。只有這樣,教育才可以如曼德拉所說: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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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誰在包庇?——與阮紀宏先生商榷

最近對教育界的施壓源源不絕,除了林鄭月娥對教育界的無理批評外,一直也有人不斷指教育「出了問題」,甚至對個別的教師窮追猛打。我們不禁要問,難道他們真的以為將施政失誤推卸給教育界,香港人便會忘記政府施政失誤和警暴嗎?何以支持公平調查竟成為「包庇」?例如阮紀宏先生在5月12日的《明報》專欄發表的文章,點名本人對錯誤教授鴉片戰爭歷史的小學老師「包庇護短」,甚至「別有用心」,便顯得非常奇怪。早於4月底事發時,我已經清晰地指出該老師所述的內容是明顯的錯誤,而校方除即時致歉外,亦成立了委員會跟進相關的情况,因此,不論筆者還是校方,都沒有「包庇」,而是正面地認真地對待事件。我強調所有針對教師的投訴,都應該按既定機制處理,並依相關的專業操守指引作判斷;既然學校已成立委員會調查及跟進此事,社會理應給予空間讓學校專業地、公正地處理事件。如果學校發現該老師的過失嚴重,例如刻意把錯誤知識教給學生,便可重罰;相反,如果老師僅是一時口誤,便應從輕發落。這是真正的依法辦事,依循程序公義,請問何「包庇」之有!然而阮先生和許多建制派評論者一樣,毋須調查,已經一口咬定該老師為「當然不是無心之失」,甚至反問「這還用查嗎?」恐怕阮先生對事情的始末已經沒有興趣,不惜違反既定機制和程序公義,只是急於向校方施壓,要求未審先判,把最嚴重的罪名加諸該位老師身上,並由一個本應是單一的個案,株連整個教育界。教育界從來不是「冇掩雞籠」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指「教育不可以成為『冇掩雞籠』」,引起教育界嘩然。教育作為專業界別,一直有機制監督教師的行為。每所學校都有管理制度,也有投訴機制,當學校收到投訴,按照既有機制處理,不是很正常嗎?此外,家長和社會人士還可投訴到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以至教育局,怎麼可以說成是「冇掩雞籠」?政府及建制派不願回應民意只忙於打壓教育界近年,每逢社會出現政治爭議,社會對政府不滿,建制派便會指摘教育界,指是教育出了問題,甚至誣衊教協「煽動學生」。即使在「反修例」風波中,林鄭的評分跌到歷任特首新低,市民對警察的不滿達到新高,反對的聲音遍及各個界別、各個年齡層,但建制派和政府仍然是諉過教育界,樂此不疲,彷彿只有學生對政府不滿,因此要揪出學生背後的老師,箇中全無邏輯可言。建制派的做法,明顯是希望透過攻擊教育界轉移視線,否認政府施政嚴重失誤。在找不到教師「煽動」的實質證據時,便千方百計,例如審查老師在網上社交平台的言論「揭秘」,羅織罪名;又例如把個別老師的事例,渲染成普遍的問題,而且利用不同的報章、網媒,鋪天蓋地製造白色恐怖,目的是使所有教師活在恐懼之中,喪失自由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和膽量。何以警暴又毋須公正調查?建制派的問題是雙重標準。當建制派不斷藉個別教師的失誤大做文章時,何以對連續不斷的警暴視而不見?當建制派對教師未審先判時,何以香港人只要求對濫用暴力的警員進行獨立調查卻這樣困難?!我們沒別的要求,只要求公正。老師教學失誤,請校方好好地了解,然後按其失誤的性質和輕重加以處理,杜絕同類問題再次發生,請問阮先生這算是什麼「包庇」?警暴連綿不絕,我們要求政府獨立調查,按其性質和輕重加以處理,杜絕警暴問題,但政府遲遲不肯答應,請問阮先生這是否才是真「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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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感謝校長在復課問題提供寶貴意見

教育局在5月5日宣布由5月27日開始分階段復課,同時提出多項配合復課的措施,我的辦事處隨即聯絡一些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校長,查詢他們對復課安排的意見。短短兩天得到百多位校長的親自回覆,反應非常踴躍,不少更以長文回應,顯示校長們十分重視復課的各項安排。我把來自各位校長的意見整合後,於5月8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相關建議,供政府及各委員參考。根據校長意見,不論中學、小學,還是特殊學校,大家都希望教育局能夠如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公布般制訂一份具體而完備的復課指引。最終,教育局約在一星期後回應了我們的訴求,發出一份《學校復課指引》,內容包括校園的衛生防疫措施、復課後的上下課流程,包括座位編排、小息及活動安排等、測考安排、識別及呈報機制等等,相信有助我們業界有所依循。跨境學生的檢測及上課安排亦是各位校長的主要關注事項,校長們會擔心若因中港兩地檢疫要求未能達成共識,導致跨境生來港上課出現困難,校方能否彈性處理他們的上課時間安排。目前教育局的《復課指引》並未有提及跨境生的部分,當局亦未有一個確實的方案,我希望教育局能夠盡早落實,讓學校能夠提早預備。必須增加防疫津貼除此以外,不少校長都表示防疫津貼已經用完或接近用完,但距離復課仍有一段時間,因此希望當局能夠增加津貼及協助學校採購充足的防疫物資。同時,由於今年有部分活動因為疫情而取消,不少學校都希望教育局能夠讓學校保留撥款,以便在下學年補辦活動。然而,本港目前再有出現本地感染新冠肺炎個案,令人擔心社區仍有隱性患者,傳播鏈能否根絕。政府需要密切觀察疫情狀況,如情況轉壞,須重新檢討有關安排。幼稚園/幼兒中心雖然預定較後時間復課,但我們亦正向校長發出問卷收集意見。我亦歡迎各位校長和老師繼續就著復課安排及相關支援措施提出意見,我會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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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遊學團規管的潛在漏洞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至今,學校的校務及教學工作沒有止息,例如,學校要處理本來在新年長假期出發卻因疫情而「迫不得已」取消的遊學團事宜,有學校面對合約爭議,更被沒收大量訂金,連月來要為事件不停奔波。事件揭示現有涉及疫情而取消旅行團的行業指引,對遊學團並無約束力。旅行社訂立一些與指引相牴觸及對遊學團消費者不利的規管漏洞必須正視。學校受到不合理待遇疫症「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地封城或限制入境的規模史無前例。教育局自1月下旬本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宣布全港學校延遲復課,及後繼續停課,遊學或交流活動一律叫停。由於不少學校已安排在春節或復活節假期出團,為了師生安全,學校紛紛向承辦旅行社查詢或提出取消,雙方大致都能合理解決。然而,若干旅行社卻以學校因「私人理由」取消遊學團,單方面沒收學校已繳付約團費一半的訂金,或另收取高額延期手續費,令學校和家長蒙受損失。自2月初我先後接獲十多間學校的求助,投訴集中於3間旅行社,每校涉及的金額由4萬多元至50多萬元不等。學校因應疫情而不出團,本來毋須爭議,正如大部分旅行社都是扣取約一成團費作手續費,甚至免費或保留團費延期出發。但現有規管的潛在漏洞,卻令學校多番折騰,付出金錢和精神時間處理,也得不到好的結果。例如有學校已繳付全數團費,在本港及遊學目的地均實施出入境管制,原訂的參訪活動也無法進行下,涉事旅行社不但拒絕取消及安排退款,反而扣取學校超過三成的團費,或在團費以外再收超過一成的延期費,學校只能二擇其一,極不合理。還有不少個案的情況是,特區政府已發出紅色外遊警示、遊學目的地已限制入境、原訂航班已取消,旅行社要求學校盡快繳交「尾數」,否則視學校因「私人理由」取消,會按合約「殺訂」或/及沒收團費。部分學校更投訴,旅行社聲稱「團體機票」不獲退款,及後被揭發航空公司因應這次疫情特殊,不論個人或團體皆可獲退款,令學校質疑旅行社有誤導之嫌。就學校的質疑及所受的不合理待遇,我早前協助學校向負責規管持牌旅行社的香港旅遊業議會投訴。根據旅議會的《經營遊學團及交流團守則(修訂)》,遊學團出發前如有任何更改,必須取得團員的書面同意,否則,旅行社須取消該遊學團並按適用規例處理。至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修訂》的指引,對處理退團及收費亦有規定,所謂的「迫不得已理由」包括:政治動盪、疫症、本港政府 / 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衞生組織發出旅行警告,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等。指引對遊學團無約束力這次疫情涉及公共衞生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學校也是「迫不得已」退團,旅議會正協助調查及調解個案。至於合約的爭議及規管是否存在漏洞,旅議會亦承認,旅行社不一定要引用「迫不得已」的理由取消旅行團,而該指引對遊學團這類以私人包團形式簽訂的合約並無約束力,學校及旅行社須按雙方簽訂的合約處理。這不禁令我們質疑,指引是經業界商議及須共同遵守的協定,可說是對業界的基本規範,對消費權益的基本保障,旅行社是否可以另立一些低於行規,甚至與指引相牴觸的合約?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遊學團,在現有規管制度下,是否要接受次一等的旅遊保障?遊學交流已成為學習的一部分,全港中小學每年舉辦的遊學團不計其數。根據教育局的《境外遊學活動指引》,「學校在任何情況下,應以參加者的安全為首要行事原則,並無妥協餘地」。事實上,學校並非無緣無故因私人理由「甩底」,旅遊業界因疫情深受重創,受影響學校也同意支付合理水平的手續費,但收費必須公平及具透明度。為免再出現類似爭議,影響學校對旅行社的信心,旅議會必須正視問題所在,教育局亦有責任檢視相關指引,避免學校誤墜陷阱及蒙受損失,也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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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教師的誓詞

讀大學的時候,醫科的同學告訴我,他們有一個專業的誓詞,簡明扼要地宣明每一個醫生的核心信念。這個誓詞並非法律,但時時提醒著每一個醫生的初衷和務須持守的價值。醫生和教師做的都是人的工作,因此初衷和信念特別重要。環顧各地,原來有一些地方的教育界也有這類誓詞,芬蘭是其中一個。芬蘭的《夸美紐斯誓詞》(Comenius Oath)以十七世紀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為名,由芬蘭教師工會(OAJ)在2017年推出。當年1月,16,000位教師雲集赫爾辛基宣讀這份誓詞。工會會長O.Luukkainen 指出, 誓詞旨在提高教師的地位, 並且提醒每一位教師應該遵從的重要原則。芬蘭教師工會十分強大,政府也十分禮待,每年都與工會坐下來商議薪酬的調整。而工會也十分專業,對這份誓詞也期望甚高,在其網頁中更是希望與醫學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Oath)及工程界的《阿基米德誓詞》(ArchimedeanOath)相提並論。起誓是自願的,每年集體舉行宣誓儀式。全文很短,茲翻譯如下:「作為教師,我全心投入教育下一代,這是人類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的目的,是把人類現有的知識、文化和技能,加以更新並傳揚下去。「我承諾,我在培育學生的所有工作之中,都會公正公平,好讓所有個體都會按其能力與天賦各自長成為完整的人。我也會致力幫助家長、監護人及其他青少年工作者,做好教育工作。「我不會洩露與我秘密談話的內容,我尊重青少年的隱私,我也會保護他們的身心。「我會致力保護我教導的孩子,不讓他們成為政治和經濟的剝削對象,我會捍衛他們發展各自的宗教和政治信念的權利。「我會不斷努力保持並發展專業技能,委身於與教育同工共同的職志,支持同工做好工作。我的工作會以社會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並會為提高教育專業的榮譽而努力不懈。」目前我並不期望香港出現這類誓詞。專業誓詞的形成與出現需要有強大的專業共識為基礎,今天的香港撕裂對立非常嚴重,缺乏這種條件。但作為個別老師,我們不妨讀讀芬蘭同行的共同信念,作為參考,在亂世之中不斷提醒我們的初心,和最重要的核心信念。【芬蘭教育考察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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