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芬蘭教育的假假真真

這是第二次到芬蘭。第一次,大約在四年前,立法會代表團遠征北歐三國,我們一行十幾人在劉慧卿議員帶領下,先赴芬蘭,再到挪威和丹麥,結果五日行程結束後,三個國家的印象已經亂成一團。有些朋友聽說我去過芬蘭,紛紛向我打聽芬蘭的教育情況,其實我只去過一天半,到過一間學校而已。不過芬蘭教育的名氣實在太大,自從公元二千年的第一屆PISA(一個國際教育比較)芬蘭榮登榜首之後,有關芬蘭教育的頌讚紛至沓來,目不暇給,說多好有多好,幾乎沒有停過,也因此看了不少資料,半信半疑。這次去了一個星期,發現關於芬蘭的教育果然有很多謠傳。一位當地的重量級教育領袖向各國代表鄭重地澄清,芬蘭從來沒有取消學科教育。那一則震動國際教育界的新聞只是過於浪漫的想像,並非真事。浪漫的想像並不止於此,常有人說芬蘭的學校沒有功課。我在赫爾辛基訪問一個家庭時,無論做母親的,還是做女兒的,都向我證實,他們要做功課,只是份量不多:小學生每天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中學生功課再多一點,如此而已。不過,並非所有傳聞都是虛構的。芬蘭教育界有一句說話:「少就是多」(less is more),他們上課的時間很短,而且有很多小息大息,與香港的長課時、少遊戲,恰恰成為強烈的對比。然而,到底是甚麼樣的魔術,令他們上課時間那麼短,成績卻可以一樣好呢?香港學生上課時間那麼長,又是否有點冤枉呢?最特別的是,芬蘭每一個人都說他們的教育制度裡充滿信任,小學老師這樣說,教育官員這樣說,國會議員這樣說,連香港移民的家長也這樣說,看來這並非謠傳了。香港現在最缺乏的是信任,到底他們是怎樣做到呢?又是一個有待發掘的問題。這次到芬蘭主要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順道探訪當地的教育情況,時間雖稍長,仍不算很充裕。探訪的結果證實了一些傳聞是假的,又證實了另一些傳聞是真的。無論如何,發現的問題比答案多,唯有留待下一次繼續發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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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校本管理」之正本清源

小學老師墮樓離世,令人神傷。事件正由獨立委員會調查之中,希望能查個水落石出。這宗不幸事件引起教育界內外的強烈反響,到底這是個別事件還是有典型意義呢?到底同類型的悲劇能否避免呢?這需要我們冷靜和仔細分析,在制度和環境之中尋求答案。暫且不談這宗不幸事件,近年來學校管理的種種問題的確有增加的趨勢。毫無疑問,大多數校長盡心盡力,值得尊敬;但也不能否認,這次事件之所以一石激起千重浪,因部份人感同身受,不少人歸咎於2004年「校本管理」制度的實施。「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是源自外國的概念,它相對於由政府對學校進行劃一管理的「外控管理」(externally-controlled management)。簡單說,昔日香港教育署對學校實施「外控管理」,由課程到桌椅,都高度劃一,校長們只須依章辦事就可以了,甚少彈性可言。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教育界人士推崇「校本課程」、「校本管理」,希望校長、教師們享有更大的自主性,以他們的教育專業知識針對學生的特質和情況作出調整。教育署在九十年代推出的「學校管理新措施」(SMI)試驗計劃的重點之一,便是加強校長和老師的團隊參與精神,令學校發展更加蓬勃有力。這個時期的實踐,相當接近「校本管理」的原有精神。2004年,政府修訂《教育條例》,名為落實「校本管理」,可惜實際上遠離校本管理的核心精神。這次改革的核心是改變校董會的法定地位和組成方式,這是「管治」(governance)而非「管理」(management)層面的改革。最近的悲劇顯示,無論校董會成員有多熱誠,他們始終無法代替校長和教師們在學校現場進行日常管理。更可惜的是,這次改革沒有承接前一階段所強調的團隊參與精神,使不少學校的管理重新回到一種上下級關係分明的體制:教師聽命於校長,校長聽命於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權力極大,不少校董會很好,但遇上不講理的校監校董,連校長也受盡苦頭,甚至被無理解僱。相反,如果校董會信任校長,則權力就高度集中在校長身上,好校長會善用權力,而濫權的校長則可以令師生永無寧日,近年一些嚴重個案正好反映了這些現象。校長不能無權但要有制衡與此同時,教育當局的角色也起了微妙的變化。如果學校管理出現問題,昔日的教育署會認真過問,但自從實施「校本管理」之後,今天的教育局認為管理乃是校董會的職責,於是退得很後(lay back),除非弄到一塌糊塗如「興德事件」,否則不會輕易介入,即使調查後也只會發還校董會自己審自己。我們遇到不少苦主有冤無路訴,也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令人最啼笑皆非的是,校董會有時也成為「校本管理」的犧牲品,例如「計錯糧」多年,過去的教育署會一力承擔;但今日的教育局卻會以「校本管理」為由,要求校方承擔全部責任,擁有一整個計算薪酬的部門的教育局只管批核,絕不負責。這篇短文無法窮盡所有問題。我必須指出,我們並非要推翻整個「校本管理」制度,但必須正本清源。真正「校本管理」的精神是讓校長和教師團隊發揮其教育專業的識見,共同為他們的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校長不能無權,但要有所制衡,要與老師們共同承擔領導的責任。校董會要盡管治之職而避免介入實質管理。至於教育局,則應該在申訴制度的上游克盡己職,完善諮議制度、操守議會等,維持一個穩定的生態環境,讓尊重與信任重新成為校園裏的主流。悲劇已無可挽回,但制度可以補救。正視問題,從制度上加以改善,是決策者應該勇於承擔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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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釐清學校圖書館主任職權

近日,一位小學老師墮樓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學校的管治文化,而死者是學校圖書館主任(下稱「圖主」),教育界也進而關注圖主的沉重工作壓力是否導致不幸事件的其中一個原因。圖主在學校是一個很特別的崗位,他們既要獨自營運學校圖書館和設計校園閱讀計劃,也是一位教師,在現行制度下須兼顧校務和行政工作,例如日常主科教學、課外活動的帶領和撰寫行政文件等。不過,現在的相關指引,沒有清楚釐定圖主的課時上限和工作範圍,以致圖主未能專注校內的閱讀推廣工作,甚至有部分學校連每周一堂的圖書課也未能安排。宜設指引推動專職化一個學校圖書館組織去年進行一項問卷調查,結果在回覆的百多名學校圖書館主任中,約八成受訪圖主在扣除午膳及休息時間後日做逾9小時,更有超過一成半是日做逾11小時。有超過四分一受訪圖主更表明,理應是他們最主要職責的「推動閱讀工作」只佔他們小部分工作時間,圖主往往被迫用大部分時間完成其他校內工作,例如兼教其他科目、班主任工作、家教會/訓輔/教務工作、教師代課、全校性活動等。筆者去年亦在立法會提出質詢,教育局未能具體交代圖主平均每周的課擔及處理行政職務的時數,只是概括地表示約有七成中學圖主每周任教的課節在16節以下,小學圖主則有約三成每周任教少於16節。圖主被迫「不務正業」,或源於部分學校對圖書館主任的職責、作用不甚了解,令圖主欠缺學校支持,難以協調不同課程與科目之間的閱讀推廣工作,學校亦因而未能有系統、高效地培養閱讀風氣。因應不少圖主要身兼其他教學、行政工作,圖書館人手亦不足,學校圖書館功用自然大打折扣。不少圖主更在調查中自嘲是學校的「首席代課」,甚至形容自己「孤立無援」、「被誤解」、「經常分擔其他科目老師的工作」,反映他們在學校的無助與孤獨,令人憂心。圖主並不是不願意教學,只是希望人盡其才,教圖書課和協助其他科任老師的教學,而不是教授主科和做「通天代課」。對於筆者建議局方設立「圖書館主任指引」,例如釐清圖主在校的角色、職責、課擔/課時上限等相關條文,以讓學校行政管理團隊、圖書館主任能夠有所依循,完善學校圖書館團隊的發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覆筆者提問時,僅指「要確保圖書館主任有足夠的能力與空間履行職責」,卻未有明確表明會增設圖書館主任指引,局方其後更覆稱沒有限制圖主課時上限的計劃,令人十分失望。長遠而言,政府應該推動圖書館主任工作專職化,一則改善圖主現時要承受其他教務工作引致的沉重工作壓力,二來亦可令他們更專注於閱讀推廣工作,最後的得益者,便是我們廣大的學生,讓孩子在年幼階段便能提升閱讀的機會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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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檢討幼園教師人手比例 改善到校康復試驗計劃

政府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下稱試驗計劃)服務常規化,名額由約3000個增至約5000個,去年10月《施政報告》宣布進一步增至7000個。提高名額固然是好事,可以幫助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童,其成效亦得到肯定。但隨着服務名額有所提高,意味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下統稱幼稚園)在人力資源的投入,以及幼師的工作量將進一步增加,政府應考慮如何協助教師處理因試驗計劃名額上升所增加的工作量,如為幼稚園設立相關統籌人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童應把握治療黃金期,盡早接受訓練。政府在2015年開始推行試驗計劃,由非政府的機構負責安排跨專業團隊,包括言語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等到參與計劃的幼稚園,為有需要的幼童提供學前康復服務。在校內為有特殊需要學童提供訓練,一方面可方便家長及幼童,另方面在幼童熟悉的環境中接受訓練,幼童可更投入,而跨專業團隊亦可更準確評估幼童的情況。大增服務名額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截至2017年底約8144名特殊需要幼童正輪候學前康復服務,平均輪候時間介乎13.5至18.2個月,當中約1960人參加試驗計劃。政府為了加速減少輪候人數,於2018年將計劃常規化的同時亦大幅增加服務名額,專業人手短缺固然是一大挑戰,筆者更擔心的是,幼稚園的人手問題。試驗計劃能有效幫助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原因之一,是跨專業團隊、學校教師和家長三方能互相緊密協作,因此除了專業團隊外,為家長及教師提供支援亦十分重要。政府委託城市大學進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評估研究」(下稱評估研究),並於較早前向立法會簡介政府因應評估報告作出優化計劃的建議,在幼童方面,政府建議跨專業服務團隊應根據其實際情況,評估每人所需以中心為本的訓練時數。在家長方面,因見營辦機構提供的相關訓練遠多於基本標準,因而要求將原有每年兩節(每節兩小時)的標準提高至每年六節。至於幼師方面,據評估研究顯示,有超過四成相關受訪幼師及行政主任認為政府的支援不足,建議增加人手,報告亦顯示多名教師認為需要額外人手來處理協調服務事宜,負責統籌個案及與治療師溝通等。人手不足問題然而弔詭的是,政府肯定試驗計劃的成效,也知道幼師工作繁重和對統籌服務的重要性,但其提出的建議不但未有肯定設立統籌人員,亦沒有任何解決幼園教師人手不足的根本問題。如現時營辦試驗計劃的機構每年需向參與計劃的幼稚園教師提供10節專業諮詢服務,每節不可少於兩小時。但評估研究當中提及因教師工作繁重等原因,致部分機構提供的諮詢時數未能達標。政府採納研究顧問團隊的建議,將原本規定為教師提供每節兩小時的專業諮詢服務,縮減至每節0.5小時(每年最少20小時的總時數維持不變),並增加諮詢方式的彈性,如可利用電話傾談,不再硬性規定面對面作諮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解釋曾考慮是否增加統籌人員,但因幼稚園規模差異大,不像中小學般有一定學生人數,在實施上有一定難度。不過,若以學生人數差異來否定設立統籌主任的需要,理由顯然站不住腳;然而,打算以另一先導計劃的社工去負責這項統籌工作,更絕非合埋安排,因為無論在職能、特教專業和駐校時間方面,社工都難以兼任這統籌職務。即使政府調低教師培訓時數,又增加諮詢方式彈性,此舉只可以幫助營辦機構達到服務時數規定,卻無助教師釋放空間從而獲得較理想的專業諮詢。而專業諮詢服務本是用於提高教師對有特殊需要兒童的認識及照顧技巧,將時數下調至最少半小時,對於教師而言,諮詢時間是否足夠呢?能否真的可以提高其認知呢?如不增加相關人手,試驗計劃的成效必然受到影響。因此,政府有必要檢視幼園教師人手比例,為幼園增設服務統籌人員,該人員並應具備以下條件,包括接受過特教培訓及具備相關的經驗,而其職位對學校政策具有影響力。此外,亦要清晰界定新增服務統籌人員的職責,其角色類似現時中、小學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確保有特殊需要兒童可以獲得最適切的學前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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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大學應達致「教研並重」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其中一個議程,是討論為高等教育界提供新資源,當中包括向研資局的研究基金大幅注資200億元。現時香港的科研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仍低於鄰近地區(如新加坡),而高等教育界是科研的重要基地,增加研究經費撥款當然值得鼓勵。席間我和多位議員提出有關大學「重研輕教」及「重理輕文」的情況,希望政府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能夠多加關注及作出相應的跟進。現時大學出現的普遍情況是,教授把大部分時間投放於研究工作,教學的責任則落在以合約制聘用的講師身上。我曾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結果發現,除未有回覆的嶺南大學外,其餘資助大學的學術人員中,超過半數為合約教師。早前教協的調查顯示,近七成的受訪兼職教師,其合約期只有一個學期或6個月,超過九成受訪兼職教師表示沒有任何員工福利,有些連基本教學配套如固定的辦公桌也沒有。在朝不保夕及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下,難免影響教學。資助大學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教資會的3年期經常撥款,大學所得的整體補助金額分為三部分,其中最大部分屬教學用途,佔約75%,按學生人數及修課程度等計算金額;約23%屬研究用途;餘下約2%則用作專業活動用途。教研政策 應作檢討既然大學獲得的撥款以教學用途為主,為何愈來愈多合約教師出現?教資會強調教學是「所有大學不可或缺的職責及使命」。話雖如此,由於大學可以自行決定如何使用所獲的撥款,大學是否把相應的款項用於教學上,外界不得而知。在重研輕教的氛圍下,加上要競逐排名,教職員的發展亦受影響。研究和教學工作本不應有衝突,但大學很大機會把教職員所獲資助的研究數量,作為衡量其升遷或續約等因素之一。然而,大學是否應該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教職員的價值呢?另因大學重文輕理,文科相對上所獲的資源較少,同樣打擊相關教職員的發展。在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就上述問題動議不同議案,其中包括促請教育局及教資會採取機制,確保院校按既定的撥款用途運用款項,以及防止院校濫用合約和兼職制度,議案獲議員一致通過。政府增加研究撥款,我認為正是一個好時機予教資會及大學檢討,並改善院校的教研政策。在平衡院校自主的前提下,第一,教資會應研究設立有效的監察機制,跟進大學是否把原屬教學用途的撥款用於教學上。既然教資會肯定教學的重要性,應確保院校把所獲款項用得其所。第二,我認為大學應確保所有表現良好的教職員獲得發展的機會,設立教學晉升方向,讓以教學為主的教職員可專心在其教學工作上,而非把教職員的研究數目作為主要考慮因素;另大學亦應保障合約制同工獲得良好待遇及明確的晉升途徑。更重要的是,大學應做到「教研並重」,確保大學發展之餘,同時照顧學生的教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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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告別校園時

「這校園, 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告別時, 是我心的家鄉……」這是李克勤唱的歌,潘源良的曲詞。每到畢業的時候,校園不同角落都會有人哼起這首歌,只因深有共鳴,離別在即,依依難捨。四十年前我的中學last day如何渡過,已經無法完全憶起。只依稀記得一大班同學穿着冬季校服,乘過渡海小輪,登上過太平山,拍過一些已經找不回來的菲林照片。畢竟同學多年,離別在即,依依難捨,少不免想留下一些記憶。不過,當年人窮機貴,並非人人能負擔一部照相機,菲林和沖曬更是昂貴,不會輕易按下快門。很多人珍貴的last day,都只能珍藏在腦海之中。時光飛逝,手機的攝錄功能使last day成為可以輕易珍藏的回憶。八年前的某一天,是母校從藍田邨搬遷到牛池灣前的last day,也是畢業班同學的last day,大批同學擠到操場大唱《對面的女孩看過來》,並被好事之徒全程錄影並放到網上,母校師兄弟們看後都會報以會心微笑。事緣母校是俗稱「和尚寺」的男校,恰恰卻與另一女校在藍田邨隔街相對,就如同被銀河阻隔住的牛郎織女!男生們在小息時椅在鐵絲網圍欄邊上,或閒聊,或遠眺,看起來就像是遠望鄰校女生一樣,不太好看,因此母校在我唸書時下了一道禁令,必須遠離圍欄,以免有礙觀瞻。然而,「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學校馬上就要遷走之時,師弟們再也按捺不住那壓抑已久的心情,蜂擁到球場的圍欄邊,彈着結他,人人都任賢齊「上身」,向着對面仍在上課的女生大唱《對面的女孩看過來》,彷彿代表了歷代的男生向對面的女生道別,向一個年代告別。很快,就有老師到達現場制止,有點煞風景,但師弟們「犯禁」已經過足癮了。年少帶點輕狂,但仍可算「發乎情,止乎禮」。其實不少老師都很喜歡這一幕,在母校臉書的專頁上,至今仍有不少老師和師兄弟留言,懷念昔日的舊校舍,懷念這些無傷大雅的歌聲,慨歎此情難再。話說回來,我也曾經是中學教師和校長,經歷過許多學生的last day。有些同學會在校園裏邀請老師們拍照留念,我和很多老師都非常樂意參與。其實,能夠成為同學們最後一天美好回憶的一部分,是樂事,也是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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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審議《國歌法》

政府準備就「國歌法」立法,並於今年1月23日將《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交至立法會,立法會並就此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這個草案。《草案》的源起,是中國內地在2017年9月訂立《國歌法》,但由於內地《國歌法》的寫法並不適宜套用在香港之上,故人大常委於11月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區政府進行本地立法。現時交到立法會的《草案》主要分成三部分:(1)訂明奏唱國歌的禮儀和場合、(2)就不當使用或侮辱國歌訂定刑事罪行 和(3)訂明全港中小學校及電台電視有責任推廣國歌,這部分並不包含罰則。作為教育界的代表,我已經加入法案委員會。在法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我申述了兩項大原則:我同意國歌應該受到尊重,同時在本地立法時必須保障人權和自由不受侵犯,包括學校正常生活不受影響。我相信這兩個原則相輔相成,亦是對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而我也會積極向當局反映教育界關注的部分及疑慮。關注對學校的實質影響《草案》有若干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草案》條文,教育局局長會就國歌教育向中小學發出「指示」,我們當然非常關注屆時的「指示」內容將包括甚麼,由於《草案》就不當使用或侮辱訂立刑事罪行,若校園範圍出現這些情況,校方該如何處理?會否有任何人受到刑責?教育界也十分關注《國歌法》立法後會否對日常的教育工作有不必要的干擾,甚至影響正常運作。我也特別關注《草案》中有關「侮辱」的定義。雖然條例有解釋「侮辱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但事實上,具體而言「侮辱」包括哪些行為?哪些又可能不屬於「侮辱」的範圍?現時的定義仍然太抽象和模糊,因此我已要求當局提供更清晰的定義或例子,以免市民誤墮法網。除此以外,最近政府回覆立法會的查詢時,表示教育局就國歌教育向學校發出的通告及指引只涵蓋校董會、校長和教師,「學校其他職員和持份者,如有不尊重國歌或侮辱的行為,都受到《草案》其他相關條文的規範」,這是否代表學生或家長在校內行為受到《國歌法》直接規管,而非校內處理?這亦是當局有需要澄清的地方。條例能否恰當地讓市民尊重國歌和保障人權和自由,以及會否影響日常教育工作,是我們決定是否支持條例條文很重要的衡量基礎。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考慮向會員進行意見調查,也歡迎會員向我提供寶貴意見(電郵:ikyoffice@hkpt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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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善待教師 造福學生

今天是政府《財政預算案》的發布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其《司長隨筆》中說笑指出,制訂預算案的過程中,除了演詞封面的顏色,其餘的大抵都要諮詢持份者的意見。的確,預算案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政府運用公權力,透過制訂措施和調整稅制,把公共資源再分配,一方面改善貧富懸殊,另一方面令公帑的運用更符合社會公義,最終達致改善民生的目的。因此,廣泛認真的諮詢和深思熟慮的權衡一定免不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沒有做好諮詢,倉卒推出政策,必然引發不少弊端,剛推出的「關愛共享計劃」派錢4000元便是一例,雖說派錢,但沒有受到很大的歡迎。在教育投資方面,上屆政府經常推出以非經常開支為主的一次過措施,但錢用完了,措施也就結束,政策無法延續;更壞的情況是閉門造車,大花公帑但沒有用在急需的項目上,根本沒有解決長期積壓的教育問題。過去特區政府輕視教育,造成香港教育嚴重落後。2018年11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表《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這份涉及63個國家或地區排名的權威性報告中,香港的排名由2017年的第12位下跌至第18位。香港在三個評分指摽包括「投資與發展人才」、「吸引與留住人才」及「人才準備度」的排名全部下跌,其中在「投資與發展人才」的細項中,「公共教育支出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只有3.3%,在6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低至第56;而學生與教師比例的排名也較低,尤其是中學的比例排名是36。顯然地,香港政府在公共教育的投資薄弱,學校教師編制不足,絕對不利於培育及發展人才。因此,今年我向司長建議政府應更重視公共教育,繼續投放穩定資源,經常教育開支佔GDP比例應為4%左右,而教育總開支長遠應邁向發達地區平均的4.8%水平,以持續改善教學質素及更大力度支援教與學,並對促進階層融和、社會流動及解決跨代貧窮等問題起着重要的作用。短中期落實教育建議在新增的教育經費中,我提出35項建議,希望政府分短中期落實。當中有些是因應《施政報告》提出的項目,希望預算案預留足夠撥款以推行相關措施,例如教師全面學位化並同步增加中層職位及理順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和落實幼師薪級表;有些是新措施建議,例如在幼稚園編制上增設兩名主任級別幼師,統籌課程發展和融合教育,為學童提供更佳的學習支援和照顧;另一些是改善現有的政策或措施,例如擴大各區的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方便不同家長的需要;小學應盡快全面落實小班教學政策,以回應學童人口減少並提升教育質素。在學生資助政策方面,我提出「在職家庭津貼」內的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增設恒常的課外活動津貼和放寬「學生活動支援基金」申請資格門檻、直接資助基層家庭購買電腦、增加上網費津貼額,以縮窄數碼鴻溝、各公共交通營辦商應取消學生票價優惠的年齡上限、政府要支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在校考生的考試費用、檢討各大專學生資助計劃的助學金上限和修改還款方式等等,務求減低學生尤其基層學生的經濟壓力。我期望本屆政府更重視教育,積極地增加教育的經常性經費,扭轉過去多年教育開支增長持續下跌的狀況,真正善待教師,造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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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燃希」攻略

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葉小明離任在即,邀請我和港大葉兆輝教授同場,三個姓葉的走在一起,以「燃希攻略」為題舉行座談,有數百位觀塘區內熱心社區的朋友參加。所謂「燃希」,是套用了近期一套受歡迎的電視劇名,而真正的用心,當然是「燃點希望」。我在觀塘出世,在觀塘長大,在觀塘讀書,也曾在觀塘教書多年,與這個社區有深厚的淵源。小時候的觀塘已是個人口極度稠密的地區,如今擠滿了七十多萬人口,隨著安達、安泰等多個大型屋邨相繼落成入伙,相信人口指日可破八十萬。最近我看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的資料,也不過六十多萬人口而已,一個小小的觀塘,人口多於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不簡單吧!題目是「燃希」,希望在哪兒呢?這年頭,大家都自然都會想到政府,土地問題、住屋問題、交通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退保問題……無一不與政府有關。政府施政改善,人們對未來的希望自然提高。香港近年社會彌漫不滿情緒,但有一點相當幸運,就是政府有盈餘。有時我遇到外地的教育界同行,都不敢太抱怨,例如去年在里斯本開會,與葡萄牙及台灣的代表談起,他們說到政府財政蕭條,要緊縮開支,滿臉憂戚,我們至少沒有這個問題啊!但希望不應只寄望公家。香港過去的成功,固然有賴政府廉潔高效率,而市民的勤懇努力也同樣重要。觀塘區居民大多屬於基層大眾,他們對未來的寄望之一,在於子女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政府有責任提供良好的公共學校教育,而做學生的也必須付出相應的努力,才能夠有所成就。因此希望既靠公家,也靠個人,缺一不可。我們也談到資源,而資源也不僅僅限於資金。家庭成員之間的溫馨關係,非常重要;街坊和朋友之間,也可以互相創造資源。小時候在觀塘區生活,鄰里間互相幫助,互相照應;同一條屋邨的小孩一起追逐,一起遊戲。也許沒有人特別想過甚麼,但每一個參與者其實都成為了其他人寶貴的社區資源,互相帶來幸福。一句問候,一個笑容,一聲早晨……一點一滴,有時候不費一分錢,卻都是幸福感的泉源。謝謝「明姐」葉小明,讓我有機會與觀塘區的朋友分享。「明姐」在觀塘區善於協調不同部門,在淘大迷你倉大火中迅速疏散兩間安老院三百位老人家,為新落成屋邨的居民提供「貼地」的服務,出色的表現在在向我們說明,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為別人創造更多的幸福,市民如是,公務員也一樣——祝「明姐」在新崗位上繼續發熱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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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流浪教師愈來愈多

大專學界的「流浪教師」和「合約教師」愈來愈多,他們的福利及職業保障往往受剝削,甚至欠缺辦公室等基本工作配套,對教學工作造成負面影響。教協於去年10至11月進行調查,了解講師的工作情況,發現兼職教師須於多間院校任職,而且合約期短及欠缺員工福利,即使全職的合約教師,亦有逾四成的教師已經任職9年或以上,仍未能以長期合約受聘,情況極不理想。重研輕教的後果教協的調查顯示,有57.1%受訪教師表示,曾於過去一年在多於一間院校任職,最嚴重的6%更曾於5至6間院校任職。這些須在多間院校兼職才可賺取生活所需薪酬的老師,便是大專界日漸增多的「流浪教師」。在回覆的教師中,94%受訪兼職教師表示並沒有任何員工福利;近七成兼職教師的合約期只有一個學期或6個月,迫使他們要到不同院校「流浪」以維持生計。有高逾八成半受訪者認同現時愈來愈多兼職教師。 「兼職制度」的其中一個原意,便是希望透過聘請業內人士(例如前線社工、具經驗的護士等)任教及分享前線經驗,讓學生可以學習更多行業經驗,但有近七成受訪者認為現時的「兼職制度」普遍已違背此原意,當中逾四成半認為「兼職制度」被濫用的情況十分普遍。我們認為近年「流浪教師」數目不斷上升,或與大學「重研輕教」的風氣有關,令學校把資源集中在資助研究計劃及聘用專注研究的教授,對於肩負教學工作的教師,校方只以不同的兼職教師充當。這情況對「兼職教師」、「合約教師」而言,合約期短,不少只有一個學期至6個月的工作期;在工作缺乏保障下,他們往往要為工作疲於奔命,長期處於不穩定的教學狀態。加上「流浪教師」經常欠缺基本教學配套,在校內沒有辦公室,甚至連一張固定的辦公桌也沒有,令他們約見同學也不容易,對教學工作造成影響。是次調查中,亦發現六成全職合約教師已經服務超過6年,其中四成更是服務9年以上,但他們卻未按原來制度般,經過6年服務並表現良好之下,由學校以實任制或終身教席聘請,反映院校普遍沒有按制度讓更多的全職合約教師轉為實任教師。筆者曾於去年5月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發現在公立大學中(拒絕回覆的嶺大除外),所有大學的學術人員皆有逾半數是合約教師,當中科大的比例更高達76.6%,令人震驚。在自資院校中,不少院校的學術人員也是合約教師。實任制可穩定教學質素其實,實任制是對教職員的一種肯定,假如教職員表現良好,院校應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工轉為實任制,否則單以合約制聘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在本港大專界服務。實任制也可給予教師更大的職業保障,令學者不用擔心校方因其言論而影響續約,為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提供更進一步的保障。對現時大專界合約教師比例不理想、兼職教師數量漸多的情況,我們認為學校應該改變「重研輕教」的風氣,應「教研並重」增加投放教學的資源,增聘全職教師,停止濫用兼職制度,才可為教職員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繼續為香港培育人才。在此必須強調一點,公立大學收取公帑,辦好教育是應有之義,不應因要「爭取國際排名」而過分側重研究,犧牲了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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