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改善融合教育勿破壞學校穩定

           特首林鄭月娥於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於二○一九/二○學年起重整過往公營學校的融合教育支援模式,並推出新的「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LSG),以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新方案津貼額雖被調高,但不少學校卻投訴新LSG令他們「得」不償失,有校長更形容是「騙案」,促請教育局盡快提出補救措施,撥亂反正。IRTP供穩定教學團隊  自從一九九七年政府推出「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先導計畫,為SEN學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及學習支援,多年來政府支援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稱為「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畫」(Intensive Remedial Teaching Programme, IRTP)(加輔班),即是每八至十五名合資格學生便可加開一個獨立班級,學校按班數最多可獲三名額外教師及班級津貼。另一類則為二○○三/○四學年起推出、上限為一百六十五萬元的現金津貼,即「學習支援津貼」(Learning Support Grant, LSG)。  雖然教育局極力提倡採用LSG,更在LSG推出後規定所有新成立/未曾使用IRTP的學校必須採用LSG,但據政府回覆立法會的數據,截至二○一八/一九學年全港卻仍有二百三十九所公營學校採用IRTP(包括兼用IRTP及LSG的「混合模式」學校),涉及的額外教師有三百八十名。有一直採用IRTP的學校指,IRTP可為學校提供更穩定的教學人手,能為SEN學生帶來更大裨益。  可是,教育局卻突然規定全港公營小學下學年採用LSG。不少校長批評局方僅就新LSG舉行簡介會,未有諮詢業界及尊重前綫教學人員的專業意見,更直斥新LSG為「騙案」,令部分學校的資源不增反減。新LSG缺乏諮詢 變相剝削  在新LSG下,第二層及第三層SEN學生津貼額雖分別增加,學校在計算校內SEN學生數量及所獲津貼額後,如超過六十萬元亦必須扣減三十六萬元以轉換一個常額教席;從表面上看,新LSG提供更多現金津貼及提供常額教席,看似「有錢有人」,但實際上魔鬼在細節,當中最受影響的,為沿用IRTP的學校,關鍵在於政府一刀切取消「加輔班」及相關的教師人手編制,同時,學校被削班後的總班數如「跌出」現有的核准班數範圍,例如由二十四班跌至二十三班或以下,或由十二班跌至十一班或以下,除了失去原有的班級津貼外,學校按班數比例獲提供的副校長、主任級教師的職位/職級(每三班提供一個主任級教師職位)、文書職位、二級工人等也被一併削減。  更甚者,學校或要動用校內編制,包括凍結教師職位、下學年新增的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SENCo)職位、或有教師離職/退休時騰出的空缺來「吸納」IRTP教師,令學校無故被削減本來的編制人手。   另外,在《殘疾歧視條例》下,學校不得拒收SEN學生,但教育局卻在新LSG中以二百二十萬元津貼額劃綫,並以一百二十四萬元的現金津貼「封頂」,這令收取較多SEN學生的學校未能獲得應有的津貼額及支援,影響融合教育的成效。教育局應撥亂反正 堵塞政策漏洞  新LSG為SEN學生增加資助的原意雖好,但在推行細節上卻有嚴重漏洞,令部分學校「得」不償失,有違特首讓「學校有更穩定的教師團隊和靈活調配的額外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政策原意;局方應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例如讓學校保留IRTP教師人手直至自然流失、取消津貼上限、讓學校可彈性利用津貼轉換額外教席等措施,撥亂反正,為SEN學生提供更穩定、更優質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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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特別的字條 給特別的你

朋友在一間頗為國際化的私校的圖書館工作,學生來自四方八面。她在臉書上貼了一張字條,她寫道:「兩個預備班(5歲)的小女孩塞過來一張字條,好感動!!!」到底她感動甚麼呢?那上載的字條用鉛筆寫滿一些稚嫩的文字,看得出是小孩子的手筆,有趣的是大雜燴,中英夾雜,有一堆漢語拼音字,卻又用上中文的句號,還附有一顆閃閃生輝的心心。國際校的低年級學生學中文,學會了講,卻還未懂得寫,便出動漢語拼音,以音代字。但混雜到這個程度,便恰如一組密碼了。那字條是這樣的:「Dear Yè老師 nǐ tè béi hao。nǐ yě tè béi xīng ku。?」我自恃學過普通話和漢語拼音,便嘗試解碼,可是想來想去,總猜不出一個合理的意思。幸好朋友早知道讀者之中不少人看不懂,便在下面寫出了答案:「給不懂漢語拼音的人:親愛的葉老師,你特別好,你也特別辛苦,愛你!」真相大白!小孩拼錯了,把特別的「別」(bié)拼成了béi,難怪猜不出來。朋友繼續解釋:「收到預備班孩子的字條對我來說是很難得的,因為我還沒有親自上過他們的課,他們只是在來圖書館時看到我坐在一角工作。作為一個低調的圖書館老師,能讓孩子知道我的存在也是意料之外。他們居然知道我辛苦,就更是窩心了。」其實,不單學生喜歡得到老師的嘉許,老師也很喜歡得到來自學生的肯定。一張這麼稚嫩的字條,十年後,寫的學生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收的老師可能還甜在心頭。只是,這位葉老師實在過分謙虛了,我去過她管理的學校圖書館,其規模比得上一間小型公立圖書館,而且優雅舒適,座落在學校的正門,是學校的地標。苦心經營多年之後,圖書館不僅可供學生課外閱讀,也是老師上閱讀課的場所。我還與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母親閒聊,很多家長在此與小孩一起親子閱讀。她的辛勤經營,大人看得到,小孩也會看得到。葉老師與一群熱心的圖書館老師的努力,也是我特別關注學校圖書館的原因之一。這個學期結束之後,葉老師就會告別服務多年的學校,遠征杭州,嘗試在另一個舞台開拓學校圖書館的界限。祝福葉老師,你特別好,特別辛苦,也特別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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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我的「五四」

2019年5月4 日, 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日。我本想在它前面加上「偉大的」三個字,但恐怕這個詞已用得太濫了,而且近幾十年太多的歷史事件,已經足夠屏障了這百年前的舊事,令它漸漸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它的光輝,如同落日,在西墜幾個小時後,已經無關痛癢。但它的確燦爛過!在我讀書的時候,它代表中國的甦醒,從舊社會邁向現代。狹義的「五四」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青年愛國運動,以北京的大學生為主體,眼見中國代表要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上簽字,悲憤地喊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在古老都城示威遊行,最終成功捍衛山東國土。廣義的「五四」更是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宣揚以「賽因斯」(science)對抗迷信, 以「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對抗專制;它又是「新文學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令新文化得以更迅速地傳播。「五四」,青年大學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此後,「五四」的流風不曾斷絕,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五四學生領袖,後來的台大校長)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分別開啟了中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股大思潮,現代知識分子,有誰不受他們影響?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等著真正的「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到臨。1979年, 適值「五四」一個甲子,我讀中六,擔任中文學會主席,與一批同學編輯了一份「五四」六十周年特刊。如果特刊面世的話,會是一個珍貴的回憶。可惜當時使用了一種透明油印臘紙,看來很高檔,卻因使用不當,整份編好了的刊物印不出來,報銷了同學們一番心血。十年後,「五四」七十周年,在同樣的那個古老都城,同樣出現了青年大學生的甦醒,結果卻不一樣。一個月後,我們悲痛欲絕。魂牽夢縈。1999年,我在教院任教,向「中國通」校長許美德教授(RuthHayhoe)提起「五四」即將八十周年,還告訴她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墓就在香港。她認為意義重大,專程去看了蔡元培的墓,又撥款給我和另一同事舉辦紀念「五四」的活動。除了學術研討會之外,我還和幾位教院同學一起舉辦「五四」八十周年中學生徵文比賽,把得獎作品編成特刊。終於成功出版了一份關於「五四」的特刊,雖然不是自家寫的,也算圓了一個少年的夢。終於終於,「五四」一百周年了。教協舉辦一整天研討會,我本來要主持其中一節論壇,充滿期待。卻想不到終日被困在立法會的會議之中,不單無法分身參加,更目睹了香港議會文化淪喪的一幕——又一次悲痛欲絕,在這百周年的特別日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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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簽證風雲

前幾天,英國當局在北角新開設的簽證中心開幕,邀請我和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AndrewHeyn)及兩位主責人員一起剪綵主禮。剪綵前,總領事開玩笑地說,綵帶很堅硬,他打算用牙咬!我們站到台上,發現綵帶果然十分「硬淨」,一下子剪不開!我和總領事相視而笑:難道真的要用牙咬?!有些困難的確是要咬緊牙關,無法迴避的!我之所以成為他們邀請的剪綵嘉賓,原因是兩年前發生的英國留學簽證大災難。當時賀恩德剛來港到任不久,他說他印象很深——時維2017年9月,超過一千名香港留英學生的簽證嚴重延誤,部分人趕不及開學,甚至被威脅取消學籍。當時留英學生和家長非常恐慌,紛紛向我求助,我與英領事館達成協議,把資料轉給他們,急事急辦。結果英國當局在兩三周內解決所有積壓的申請個案,勉強渡過了這場可怕的災難。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翌年災難再來一次,英國的留學事業一定會受到重創。無疑英國教育對不少香港家庭而言非常吸引,但它並非沒有替代品,人們完全可以選擇轉到加拿大、澳洲、美國讀書,如果簽證嚴重延誤一再出現,人們是沒理由堅持要留學英國的。然而,直到事件平息,英國當局一直沒有給公眾一個合理的解釋。我一直嚴厲批評,那麼「閃縮」的態度,怎能令我們有信心災難不會重演?事情在去年初出現變化,英方專門派員多次來港聽取我的意見,主動交代問題的成因,說明如何改善簽證流程,還不時向我解釋最新的進展。去年9月還趁立法會代表團前赴倫敦之便,主動邀我順道到負責簽證工作的內政部和簽證中心,親身去看一看。更重要的是結果:去年我只收到兩個輕微的投訴個案,改進極大。這一次,他們邀請我這個昔日的「批評者」剪綵,我欣然赴會。無他,處理公共事務的人必須正視問題,改進問題,重視批評者的意見,把善意的批評視為正面的督促。英國當局這次咬緊牙關,最終轉危為機,修成正果,令人忘卻了兩年前的災難,或許可視為公共管理的一次典範。他們啟用新的、更大的簽證中心,採用新的技術和流程,我由衷地祝賀,也希望今後香港的學子留學順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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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請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政府已在上周三(3日)立法會會議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逃犯條例》)進行首讀及二讀,法案委員會即將成立以進行審議工作,意味正式進入立法程序。今年2月13日政府公布有意修訂《逃犯條例》至今,立法會只曾一次在保安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而公眾諮詢更只有19天時間讓市民提交書面意見,對於這麼一條極其重要、爭議性極大的法律草案而言,整個諮詢和討論程序可謂極其倉卒。公眾關注內地沒有「公平審訊」不論是環繞人權還是商業角度,大家最關注的是嫌疑人被移送後,能否享有公平的審訊——他是否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司法機關負責審訊?他是否有權自行聘請律師?有關審訊是否公開透明?有沒有申請保釋的權利?這些都是衡量一個地方是否具備公平審訊機制的準則。以內地維權律師王全璋為例,他2015年被捕後杳無音信,3年半後才上庭受審;曾聘請的律師,不是被威逼退出,便是被捕。到正式開庭,又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作閉門審訊。最終今年1月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4年半。王全璋在庭上是否有充足機會答辯?控方所提的證供是否合理?公眾完全無從得知。政治檢控「非政治化」政府說,凡涉及政治性質罪行、因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或被檢控或懲罰者,是不會被引渡至內地的。然而,艾未未在2001年時被指逃稅,2015年香港禁書出版人姚文田則被指「走私普通貨物罪」而判監10年及罰款25萬元,均非以政治理由檢控,但公眾普遍相信當中涉及政治檢控。法庭把關能力有限政府又會搬出第二個理由:法庭會把關。然而,正如前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吳靄儀表示,這個說法是有誤導的。法庭的所謂「把關」其實只是檢視由要求引渡一方發出的文書是否資料齊備,包括該人所犯何事、有何證據、是否正式簽署的公文,以及特首是否已簽具「證明書」等等,如果有關引渡要求沒有涉及政治罪行,而文件中的資料正確的話,法庭就要批准。法庭無權自行審議這名被要求引渡的嫌疑人是否真的犯了要求方所提述的罪行,或該等證據是否充分。因此,我懇請政府,不要再把政治責任推卸到司法機關上,讓他們承受不必要的壓力。台灣當局抗拒 修例不治本雖然這次修例源於台灣殺人案,但台灣已經多次表達對修例的疑慮,甚至抗拒。立法院已於3月12日通過一項議案,要求「陸委會及法務部應積極與香港特區政府協商,以適用範圍僅及於台、港兩地間之協議,務實解決個案引渡之需求」。更甚者,陸委會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更不排除會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若真如此,香港的國際聲譽一定受到損害。當局一方面強調修例是回應台灣殺人案,但目前又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台灣方面不接受、最近又有萬多名香港市民遊行反對修例、商人劉鑾雄亦已提出司法覆核……若特首目的是為了處理台灣殺人案,倒不如主動邀請台灣陸委會和法務部的代表一同商議可以怎樣具體應對這宗案件,相信比現在港府一意孤行會來得更實際。請政府認真考慮,早日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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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與教育界共勉

一位小學老師墮樓的不幸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迴響。一時間,香港教育界充滿悲情。一些朋友的不滿情緒,我很明白。近幾年來,的確多了一些大型投訴,我手上也有幾宗關於校董或校長濫權的指控,內容匪夷所思,卻都有事實根據,其嚴重處,令人瞠目結舌。自從近年教育當局以尊重「校本」為名,即使學校出了不少問題,也極少干涉,久而久之,變成縱容,小問題慢慢滋長成大問題,一發便難以收拾。然而,我做過學生,做過老師,做過校長,認識許許多多默默耕耘、盡忠職守的好校長和好老師。校長之中,不少人愛護學生,關心同事,例如我們熟悉的司徒華校長,又例如我的中學校長甘百德神父,還有很多很多,都是令教育工作者景仰的典範。至於出色的教師,就更是難以數算了。數一數,我們成長過程中經歷過的老師可能接近一百,誰沒有碰過幾個稀奇古怪,甚至不近人情的老師?但我們也一定經歷過很多很多盡責的老師,也可能有幸遇上幾位超出色、超盡責的老師,他們不畏辛勞,令人類的智慧和德性得以一代又一代地承傳。所以,縱使有不滿,也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醫生那麼多,律師那麼多,總有一些卑劣的,但也只是少數,其間的道理是一樣的。面對目前的困境並非偶然的,當中固然有個別人的問題,但主要問題出在制度。良好的制度未必能杜絕所有問題的出現,但至少可以防微杜漸,令問題不至惡化。我們相信,如果教育當局可以肩負起監督學校的重要責任,認真處理前線教師的投訴,及時矯正某些學校的不良措施,前線老師遇到的不公情況便可以大大減少。這,正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這些困難,並非在網上攻擊某些校長便可以解決到的。我相信,搜集和散布負面消息的朋友一定滿懷怒火,可能還出於正義感,問題是網上搜集得來的資料真偽成疑,不作驗證便一口咬定,恐怕會傷及不少無辜。而且單方面指控,不給對方辯解機會,也不公道。我相信這應該不是這些朋友的原意,如果有真憑實據,我鼓勵朋友們認真投訴,渠道是不缺乏的。我也鼓勵教育界本身,認真檢討,網上的攻擊儘管並不公道,但也反映了不少問題。常言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育界提倡敬師愛生的關愛校園文化,我們本身便應該更加愛護學生,尊重同事。這是最最基本的,謹與教育界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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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營造尊重信任的學校管理文化

上周我在本欄簡略提到公營學校推行「校本管理」的源由,本篇討論「校本管理」出了什麼嚴重流弊,不得不從根本去糾正問題,否則更多的不良管治個案和不愉快事件可能陸續出現。因此我在立法會提出一項「檢討校本管理」的議案,要求教育局重視問題,在制度的層次上着眼,認真檢討現時的「校本管理」,確保學校的管治權力得到適度制衡,教育局更要積極履行監管學校的責任。部分個案 漏洞嚴重我曾經做過中學老師、校長、教育學院講師,深深相信香港大部分校長和老師都盡心盡力,甚至任勞任怨;但連串個案愈來愈多,有惡化的趨勢,年多前的興德學校事件相信大家記憶猶新,顯示問題並非孤立事件,學校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確出現嚴重漏洞,要盡快糾正。近一兩年教協和我辦事處收到的投訴個案不只數量增加,個別情況也愈來愈嚴重,茲列舉部分個案如下:‧ 有法團校董會多次拒絕接納教育局建議,甚至拒絕教育局人員進入校園,教育局人員竟就此離開。‧ 教育局調查投訴後裁定某校違反教育局指引,但學校不但沒有修正,還向教育局發出律師信,質疑教育局不應干預學校行政。‧ 有不同學校的校長和老師被學校解僱,教育局確認有關學校違反《資助則例》,但沒有向校長和老師提供協助,只建議他們尋求勞工處或法律協助。‧ 校董會大多聽命於辦學團體,不過也曾有個案指,老師提出集體投訴,辦學團體調查後不同意法團校董會的做法,但法團校董會仍一意孤行,其專橫的程度連辦學團體也沒法制衡。‧ 有學校制訂教師手冊要求老師嚴格遵從,當中條文繁多且不少不合理,例如禁止老師向教育局和工會投訴,也不准接觸傳媒。以上個案性質雖然不同,但均有共同點:教育局袖手旁觀、推卸監管責任。監管責任 教局推卸本來,有些學校於出現管治問題之初,如當局適度介入便可輕易解決,但因教育局以「校本」為由交由學校處理,問題便愈滾愈大,個別嚴重的個案更發展至難以收拾。即使教育局介入調查,卻僅調查學校處理投訴的過程是否符合程序,就算指稱的事件不存在或當中存有誤會,學校卻依此向校長或教師發出警告或解僱,教育局亦不會審視事件的內容是否屬實,也不積極過問事件本身的嚴重性和合理性。不少投訴者反映,教育局處理投訴時只做意見傳送的工作,就算發覺學校出錯,對學校提出一些意見、建議甚至警告,但最終仍是交由法團校董會自行決定如何處理,甚少懲處或要求有關方面承擔責任,教育局在過程中彷彿是局外人,不運用權力糾正學校的錯誤行為,這種處理方式只會助長部分校董會或校長有機會出現濫權情況,令申訴者「有冤無路訴」。從制度改善「校本管理」的上,我曾提出一些方向,包括:法團校董會應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處理嚴重的申訴個案;恢復教師代表與校董會及教育局之間的兩項諮議機制;增加教師參與校政的機會,並得到尊重與保障;當局應積極留意學校的異常現象,例如大量老師離職和請長病假的情況;完善校董的培訓工作,除個別可獲豁免,校監和校董必須接受專業培訓課程等等。不過,最重要的是教育局應積極履行監管學校的責任,處理學校投訴時,除要確保學校依據《資助則例》及相關條例等的規定行事外,更要積極找出真相,讓投訴得到公平處理,並保障學校團隊內每一個人免受不公平的對待。制度的完善將有助我們在校內建設關愛、互信的工作環境,從而在充分授權、團隊參與、適當制衡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專業領航,完善校本管理,營造尊重和信任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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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芬蘭高峰會的「功課」

上星期刊出《芬蘭教育的假假真真》,朋友間反應熱烈。這次繼續講芬蘭之旅,不過話分兩頭,先講一講這次芬蘭之旅的主要目的:參加一個在赫爾辛基舉辦的國際會議。會議全名「國際教學專業高峰會2019」(International Summit o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STP 2019),今年已是第九屆。2011年,美國發起舉辦第一屆高峰會,由所謂發達國家俱樂部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及相當於國際教師工會聯盟的「國際教育組織」(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I)主辦,舉行地點在紐約。這個高峰會很特別,各地的參加者由兩方面構成,共有四人:一是官方,通常是各地的正/副教育部長加上一位官方邀請的教育工作者;另一是教師工會,也有兩位代表。今年香港的官方代表為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衛理中學的藍正思校長;工會代表為教協兩位副會長,一個是我,另一位是田方澤老師。此外隨團出發的還有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以及教協理事何志偉老師。另一個特點,是採用圓桌會議方式,各地代表團都要全程參與,每個主題都要發言;而且在交流之後,還要「交功課」!每個代表團都要交出改善教育的三點承諾,並且要在翌年向大會報告進展。印象中,這種「交功課」的要求,在這類國際會議中極為罕見。今年大會的主題是「共同領導」、「幼兒教育」、「邁向可持續發展的學校」。就著這三個主題,香港代表團經商議後交出的「功課」共有三點承諾:(一)為學校的學與教創造穩定、關愛、啟發的環境。(二)營造對學生和教師的支持環境,讓他們發揮學與教的潛力,減輕他們的負擔。(三)在幼兒教育階段,推動以兒童為中心及可持續的發展。這三點承諾可能顯得比較「虛」,但也並非毫無重點。第一點應突出「穩定」,在穩定的環境中營造關愛、啟發的內涵。第二點應突出對師生都應該「減輕負擔」。第三點應突出尊重兒童的特質而非其他,這正是教育專業的核心。這三點承諾在芬蘭的土地上作出,饒有另一番意義。在大會交流中,各國都羨慕香港教育制度在國際比較的優秀表現,但都不會願意付出香港所承受的代價,大家都不難聽出香港教育高競爭、高壓力的程度,已到達一個難以持續的惡劣地步。相對於香港,芬蘭的低壓力、高水平,應該是一服值得參考的清涼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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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報】新學習支援津貼對 IRTP 學校是「零和遊戲」?

政府計劃由下學年起,將新學習支援津貼(LSG)「一刀切」推展至全港所有的公營普通學校,儘管將會增加對第三層支援學生的津貼額,但不少沿用加強輔導教學計劃(IRTP)的學校卻出現「縮減教席」和扣減津貼的「雙失」情況,這不單有違特首林鄭月娥承諾提供「更穩定的教師團隊和靈活調配的額外資源」的政策目標,更令學校行政產生混亂,甚至影響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支援。特首去年發表《施政報告》時,形容她十分關心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宣布將融合教育資源「加碼」,包括繼 2017 年承諾為學校增設一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後,將由 2019/20 學年起,重整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和融合教育計劃,按學生需要提供常額教師職位和津貼,讓學校在優化方案下,有更穩定的教師團隊和靈活調配的額外資源,為學生提供多方面的支援。變相削減編制人手在新優化方案下,每名第三層支援學生的津貼額,將由 2.86 萬元增至 6 萬元,第二層支援學生的津貼額則由 1.43 萬元增至 1.5 萬元。學校的津貼額表面上有所增加,但不少沿用 IRTP 的小學校長近日向我反映,教育局督學指學校因未能達到新優化方案下的指標,原有的加輔班教席將遭削減,學校如要保留這批資深的加輔班教師,只能動用凍結的教師職位、新增的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SENCo)職位,或有教師離職/退休時騰出的空缺來「吸納」相關教師。事實上,IRTP 學校在新 LSG 下,首當其衝已損失了原有加輔班的班級津貼,加上以編制「吸納」加輔班教師,豈不是「侵蝕」學校原有的編制?舉例說,有學校原設有兩/三班加輔班,由於未能達到 LSG 第二層 160 萬以上津貼的劃線指標,只能獲派一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教師(SENST),餘下的一名或兩名加輔班教師,需用下年新增的 SENCo 職位或/及凍結教師職位來「吸納」,令學校變相少了常額教席,做法極不公平。同類情況在不少 IRTP 學校發生,令人憂慮融合教育資源在新方案下不加反減,勢將影響對SEN學生的學習支援,並質疑這是否政府對沖教席的「零和遊戲」,一方面承諾增加 0.1 教師及增設 SENCo,那邊廂卻因優化方案削減教師編制。學校大失預算新優化方案不但未有充分諮詢前線意見,亦未有清楚解釋優化方案的人手計算方法,令不少學校大失預算。即使學校有意加強校內學生支援層級以增加 LSG 額度,從而換取更多 SENST 來「吸納」原有加輔班教師,但局方的督學於今年三月中才通知學校來年的 LSG 額度不足,未能獲得足夠的 SENST 教席來「吸納」原有人手,學校在短時間內亦難以進行有關調動,最終需被逼動用校內的凍結職位。在編制縮減下,甚至更剝削了校內表現優秀的合約教師入職常額教席的機會,嚴重打擊校內教師團隊的士氣。政府為何要一刀切?推行政策有否真正了解用家的意見及需要?根據我們月前就融合教育支援政策的調查結果顯示,93% 來自 IRTP 學校的校長同意 IRTP 最能有效支援 SEN 學生,即使將採用 L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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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從制度上解決「校本管理」亂象

不論日前在天水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發生的老師自殺悲劇,2017年興德學校事件,還是一些陸續被媒體曝光、尚待證實的懷疑個案,都顯示了香港一部分學校出現行政混亂,可能牽涉濫權等問題。香港大部分學校都運作良好,不少校長盡心盡力,但一連串的個案顯示問題並非孤立,有其制度上的成因,須要得到正視,盡快處理。但這不表示我們反對「校本管理」。剛好相反,我們支持「校本管理」下放權力的精神。「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 SBM)是一個國際趨勢,它的特徵是由校內教育工作者主導學校的管理,相對於由政府劃一管理的「外控管理」(externally-controlled management)模式。以香港為例,戰後的公營學校管理可算典型的「外控管理」模式,所有學校均由教育署嚴格劃一管理,由校舍、設備、教師到課程等等,都由教育署決定,學校只負責執行,靈活性很低。直到上世紀末,教育署開始把權力下放,公營學校自主性提高,有較大的靈活度,逐步向「校本管理」的方向過渡。香港和西方發達地區一樣,在二十世紀末紛紛轉向「校本管理」,因為大家相信,學校的管理應該由最熟悉學校情況的校內教育工作者負責,他們應該採用符合教育專業原則的方法,因應學生的特質和社區的需要,調節課程和教學的方法,同時支配資源的運用,以達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在西方,「校本管理」還意味政府把部分資源的管理由政府轉移到學校,以加強「校本管理」的能量。由現時看到的亂象可以肯定,「校本管理」制度的理念雖然良好,但在香港的實施過程中出現嚴重漏洞,受害者不僅包括教師,也包括校長。最明顯的問題是教育局在實施「校本管理」後,把責任全然推到學校的法團校董會,包括對校長或校董會的申訴個案,即使教育局調查之後,往往仍是交由法團校董會自行處理,只有極端嚴重的違法個案(興德學校)例外。如果教育局可以適時介入及制止,問題或可及早控制,但教育局現時的處理方式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助長了濫權者,令申訴者有冤無路訴。其次,我們應進一步落實「校本管理」的精神,提高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加強教師在管理上的參與,發揮校長與教師之間的團隊協作,增加教師、校董會、教育當局之間的溝通渠道,並確保教師的參與和意見得到尊重和保障。真正的「校本管理」,必須配合充分授權、團隊參與、適當制衡,才能實現真正的專業領航,營造尊重和信任的管理文化,從而改善學校的教育質素。而教育局也應該積極肩負起其重要的角色與責任,無論是否實施「校本管理」,學校所獲得的資源仍來自政府,課程標準和教師資格等都由政府規定,學校的表現須受到政府或校區的監督。學校的自主權再大,教育局也不能迴避其對整體公營教育質素的重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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