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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吞噬孩子的評核怪獸

2015年7月2日 信報

  6月下旬,教協會發表「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問卷調查結果2015 」,發現約七成教師認為學生必須操練才能應付TSA試卷要求,反對繼續推行TSA的老師,更有六成半之多。誰知兩天之後,傳媒詢問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會否考慮取消TSA時,他竟回答指「大部分老師都歡迎這項措施」,甚至指TSA「很難特別作壓力的操練」,教育界同工無不嘩然!局長儼然長居火星,根本不知道民間疾苦!

  局長說得出TSA受大部分老師歡迎的話,他可有實質證據支持呢?又有何證據證明TSA沒有為師生帶來壓力呢?局長既然拒絕面對事實,又怎能期望他了解TSA變成「評核怪獸」的原因呢?

  TSA是標準化的測驗,全港中小學生都要參加,最早由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提出。當年,為了「免除學生進行無謂的操練」,取消了小六的學能測驗,中小學變成沒有任何升學關卡的「大直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為了監察(Monitoring)全港學生水平,於是推出TSA,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級設立評估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的測試。此外,TSA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希望通過對學生的評估,讓學校掌握學生表現的強項和弱項,期望學校有所改進(Improvement)。

  監察水平,尋求改進,都是好事情。而且當局宣稱,由於TSA不涉及派位,考得好不好都與學生的前程無關,因此是一項「低風險評估」,不會對學生構成壓力云云。既然這樣,教育界應該沒有大意見。

  然而,時至今日,TSA運作11年,為何令家長、校長、老師、學生全都感到無比壓力呢?經我們調查發現,始作俑者是教育局!多位老師、校長曾經指出,教育局官員在探訪辦學團體、落區視學時,往往以TSA成績褒獎或責難校方和老師。問題是,如果認定TSA是低風險評估的話,就不應該以此作為問責(Accountability)的工具。

  局方官員濫用TSA數據時,根本不會理會不同學校的特質和學生背景的差異,一刀切以TSA的成績論斷個別辦學團體和學校的表現;更有不少同工懷疑,學校的TSA成績已靜悄悄地跟小一派位掛鈎。於是,巨大的問責壓力層層向下,最後降臨老師和學生身上。

  TSA的可怕之處,是它把問責壓力延伸到小三,甚或小二、小一學生身上。我們知道學生有不同特質,有遲起步者(Late developer)、有特殊學習需要(SEN)、有非華語和新來港學生,也有缺乏家庭適當支援的同學。不理會學校有不同特質的學生,卻早於小三就以TSA劃一衡量學生表現,更主動向學校問責,結果是沒有人敢再視TSA是低風險評估,大家都變得非常緊張,嚴陣以待。

  更糟糕的是,TSA所考核的「基本能力」也在不斷「演化」,考題難度愈來愈高,小學生再不能以平常心應付。學生被要求於短時間內完成大量複雜的題目,老師惟有透過操練,包括反覆做舊試題(past papers)和坊間練習,務求學生即使看不懂題目,也可以按題型照背作答。誰都知道,這已完全偏離教育原則,不少老師也非常自責,認為不應如此折磨學生,但為勢所迫,徒嘆奈何。

  另一方面,TSA題型早已滲入校內測考模式之中。是次調查結果顯示,約七成教師反映TSA影響日常教學和測考方式;有69%教師因TSA而為學生補課!家長知道TSA為孩子帶來巨大壓力,但學校功課不得不做,最終,家長也得敦促孩子操練試題,甚至自行加碼,要孩子多做幾個TSA的補充練習。

  回想我這一代的小學時代,我們雖然也慨嘆讀書苦,但無論怎麼苦,也只須面對一次升中試或學能測驗,操練壓力集中在小五、小六而已。可是現在,小學生要應付多少統一測考呢?跟派位有關的高風險考試有兩個,有小五、小六的「呈分試」(即校內的多次考試),以及小六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Pre-S1)。與派位無關的,有小三和小六的TSA,無奈也演變成高壓力的評估!

  試問,這樣的小學生活是不是苦不堪言呢?學生遭評核怪獸吞噬,這豈是我們所想看見的?教協會要求盡快取消TSA,既有實質的數據支持,也有無數同工的證言。請教育局局長和他的幕僚正視事實,盡快作出有效的措施,撥亂反正,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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